1981，胡耀邦剛剛當中共的總書記，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領導班子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各個單位都在按照這一選擇規則物色新的領導。據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黨委向中央推薦的下一屆的校長和副校長的名單中，有我。理由之一可能是，在所有科大的正教授中或是學部委員中我的共產黨黨齡(1955-1981)均屬最長。很快就有人反對，左派右派都有。因為，人人都知道，方這26年黨齡中有21年(1958-1979)是在被開除出黨的狀態。乃虛黨齡也。有個朋友怕出事，趕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科學學〉雜誌上，題目就是“方勵之不宜當副校長”。等了三年，直到1984年春科大校長任命果然沒有得到中央書記處的批准。都以為，中央看到那篇文章。到1984年夏天，任命突然又正式批准了。可見，他們並沒有看，或者，看了也忽略了。這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大學生沒有不鬧事的。凡是在大學工作過的人，大概都會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學生鬧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當局規定的大學校長的任務之一就是嚴格制止學潮。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接到一個文件，列舉出在哪些學校最近又發生了學潮。凡被文件列舉過的學校，就像學校發生過火災一樣，被認為是校長的失職。所以，不同學校的校長見了面，第一句話常常不是一般人的問好，而是‘你們那有事嗎？’‘沒事，沒事’。會心一笑。這個‘事’，指的就是鬧事。

　　我一直認為學潮是一種健康的社會現象，就如人着了涼一定會打噴涕一樣。或者，更準確些，可以比擬為颱風，局部來看，確有點‘破壞’，但對於全球的溫度調節，颱風的貢獻是不可少的。大學生鬧事也是社會溫度的調節者。因此，只要認真解決鬧事的原因，事態自會平息。如果事出無因，更不必操心過度，等它自生自滅就是了。只要不傷人毀物，學潮即屬正常。

　　管惟炎校長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台的第一年裡，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國有幾十所大專院校發生過鬧事，平均每周一次。儘管我們是‘聽之任之’派，但科大卻保持零記錄，沒有學潮。

　　1985年9月一開學，北大學生就鬧事。貼大字報，要求‘紀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攻勢，占領了中國東北，那時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國恥，發動抗日。到1985年，共產黨對學生紀念九一八的倡議反而惶恐萬分。理由是，現在要同日本人作生意，再紀念九一八就會破壞中國和日本的關係。當然，當局與學生之間的矛盾並不在表面的紀念活動，學生反對的要害是不少當權者在與日本商人作生意時的受賄等腐化行為。

9月18日，在當局嚴格的控制下，學生倡議的活動未能進行。許多北大學生不甘心失敗，宣稱要發動全國大學生紀念一二九。12.9也是一個中共的紀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產黨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全國學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產黨自己也很怕自己的這個學潮紀念日。在12月9日之前兩多個月，當局就開始在全國布署防學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們下達了防學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學校長和各級幹部應同學生座談，以示關心，軟化學潮。這個要求，對我不困難，我每天都和學生在一個食堂吃飯，不像英國劍橋的學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與學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沒有席，教授和學生都得站着吃飯，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光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學在臨近12.9紀念日時，舉辦各種娛樂性活動，如放電影等，使學生不能專注於鬧事。此外，在紀念日的前一兩晚，學校還應招待部分學生吃茶點(這要準備餐桌)，特別要請那些可能帶頭鬧事的學生來吃，目的也是消除鬧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緊張的學校，請客範圍就更大。學生稱這種辦法是，中央越吃緊，學生越緊吃。科大並不是中央最擔心的大學，後來也招待了一百多個學生參加這種茶點會。　　 對於北京大學，中央則專門派了工作組，坐鎮校園，直接指揮反鬧事。儘管如此防範，氣氛依然詭譎。最終是平靜地度過，但我卻陷入了一次危機。

　　事情始於11月初，我去北京參加物理學會主辦的玻爾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會議在北京大學的禮堂召開。正趕上，中央的工作組在校園裡。我的報告排在11月2日，講的內容是，玻爾的量子論和量子宇宙學中的半經典方法。我報告時，除了原有的物理學會成員外，還有許多學生進場來聽，沒有坐位，就站在後面。我做學術報告時，當局也常常派人來監聽，任務是‘注意動向’。一位常年從事黨務的朋友（他的專業也是物理），知道這種監視，每次我報告後，常對我說‘今天他們又來了，也不知他們聽懂了甚麼’。

　　北大那天報告後，立即有不少學生圍上來問。無線電系的學生會主席也趁機邀我給學生講一次話，我答應了。講話時間定在11月4日晚。這一情況，當然馬上也就被進駐北大的工作組探知了。

　　那晚的講題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我知道北大的形勢緊張，當時12.9還沒過。每逢這種情況，依我的經驗，講話用詞無需過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諷就足夠了。對於蠢笨霸道的正統意識形態，一場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夠發達的監聽者往往又不全懂學生為甚麼要大笑。

　　那晚的一場嘲笑着實激怒了當局。北大的工作組，立即向中央匯報了我的講話記錄。負責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胡喬木當即開始追究講話的責任。我的講話用詞相當謹慎，追究者始終說不出我論證的道理錯在那裡。其實，激怒他們的關鍵是我點名批評了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的一樁醜聞──冒充頂替物理學家去美國長島參加同步加速輻射會議，趁機出國旅遊。

　　講話之後第二天，我回到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訴我，我在北大的講話已經引起高層不滿，中央已經打電話來，要求科大就我批評張百發一事向北京中共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絕了，因為，管本人即是被張等頂替的物理學家之一。張的醜聞就是由管惟炎首先在物理學會上公開揭露的。醜聞證據確鑿，毫無必要道歉。這更惹惱了胡喬木。他旋即批示：方勵之應當退黨。其他某些頂層官員也畫圈同意。事態嚴重了。

　　12月6到13日一個星期內，安徽省委書記，副書記一連三次找我談話，每次四小時。安徽省人口四千萬、面積與英格蘭一樣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員，竟然能用三天時間消耗在我的一次講話上，可見當局倒底有多少時間認真管過安徽的建設（安徽至今仍是個窮省）。　　省委談話是‘勸方退黨’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主任王鶴壽將於當日到達合肥，要我去見他。中央紀委專為整頓黨員而設，接見的目的是要正式勸我退黨了。到了約定的時間約兩小時，接見的約會突然被取消了。只說王鶴壽不來了。我當時蒙在鼓裡，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隨即北上北京辦事。(

　　一到北京，即被當時已86歲的嚴濟慈教授叫去訓話，他大罵我對學生的講話不合時宜。對於老人的訓話，我的經驗是，不必當場解辯，等他自己說累而停止就是了。他的秘書在場紀錄。47分鐘的訓話結束之後，他的秘書走了。說時遲那時快，嚴老臉色瞬間回歸正常，並大聲說“陪我去喝酒！”訓話之事，似乎全沒有過。嚴老也知道我不會喝酒，但一定要我陪他盡興。為什麼先訓話後又喝酒？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第二天，12月20日，我又被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叫去訓話。院長訓話的結語是：無限期取消我的美國之行，以示懲戒。本來，按計劃，我將於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訪問。就這樣，因為我批評張百發不正當的出國而使自己失去了正當的出國權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不能去美國也就罷了。我想，北大‘講話風波’終於過去了。當晚踏踏實實地睡了一覺。

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嫻想放鬆一下風波時的疲勞，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我們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物理系一些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寫着‘李淑嫻！儘快通知方勵之，中央要找他！’。原來，從一早開始，中共中央辦公廳就一直緊急地催促科學院，北大，以及清華大學的劉達找到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啟立。李淑嫻在大學時就認識胡，我並不熟。現在胡是中央第五號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甚麼，訓話？挨罵？但決不會是喝酒。下午3時，劉達用他的車送我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書記處。守門的警衛已知此事，我自報了一聲姓名，即被放進。

　　胡啟立沒有前夜盧嘉錫院長的肅殺神色。我知道，這暗示，事情有變。果然，胡的談話全是解釋性的，對於我在北大講話中所涉及的問題，都沒有批評，而一再說‘中央也注意到了(我談的問題)，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決，不要着急，請耐心’等等。態度着實可嘉。胡啟立最後特別說，‘我們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國訪問，我的直通電話是397007，有任何困難就請直接給我撥電話’。就這樣，前一天剛剛被無限期推遲的普林斯頓之行，在胡的談話後，又沒有問題了。科學院一改成議，轉動180度，立即同意我於3月去美國。

後來慢慢知道，從12月16日到12月21日的一系列“怪”現象全都源於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記委準備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不同意立即勸退或開除方勵之。並要胡啟立找我談話，勸人要勸三次。所以，王鶴壽的“刀下留了人”。胡啟立知道嚴老力挺過我的科大任命，所以又請嚴老找我訓話。嚴老知道風雨已過，但又不好明說，故等秘書走後，以酒示意也。但盧嘉錫院長可能還沒有來得及得知到胡耀邦的批示，弄得70歲的老人還要迅速地轉動180度。

我的1985年危機，就這樣過去了。

當然，危機並沒有過去，那已是後話了。

無論如何，主張“勸人勸三次”者，應屬好人。

方勵之

2005年11月16日，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