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人赴美定居往往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他們的子女大部分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選擇留美工作意味着父母別無選擇。

　　這些中國老人們，從上飛機起就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國不是遊山玩水，而是照顧兒孫。
　　
　　■新聞背景

　　紐約亞裔研究機構亞美聯盟去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紐約地區65歲以上的亞裔老人有10萬，居全美各大城市第三，其中中國老人有3.9萬人，是最大的族群。

　　當然，這些統計並不能準確地勾勒出中國“常駐父母”的具體數字，因為其中包括幼年或青年時期移民來美，子女在美國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但改革開放後中國來美留學人數的逐年遞增帶來的父母移民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目前剛剛或即將拿到學位的留學生，大部分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選擇留美工作意味着父母別無選擇。

　　美國老年服務機構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老人的增長對服務業的需求。在紐約，政府資助的很多老年活動中心增聘了講中文的服務人員，增設了麻將、太極拳等中式活動項目。紐約布魯克林區Homecrest老年活動中心，之前會員以猶太老人為主，但從兩年前開始，中國老人占了主導地位，中心又專門為中國老人開設了一個分部，預計招收200名會員，結果有600多人報名。為患病或因年邁需要照顧的亞裔老人開設的養老院也在美國迅速興起，這些機構配有講中文或韓文的專門護士照顧老人們的起居，同時請亞裔廚師為他們烹煮合適口味的食物。

　　但目前這些服務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常駐父母”們來說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及。除去每間老年活動中心都有一個長得看不到頭的“等待名單”外，很多活動中心設在唐人街等華人集中的地區，會員多是講廣東話的老移民，對於大部分中國大陸來的老人，和其他會員無法語言溝通，也就很難從集體活動中得到樂趣。另外留學生畢業後並不像老一代移民一樣集中居住，而是分散到天南海北，使老年活動中心對那些既不會開車也不認路的父母來說更加遙遠。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常駐老人”們從上飛機起就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國不是遊山玩水，而是照顧兒孫。這使他們的生活重心和幾乎所有日常活動都局限於“家”的範圍，在各類華人組織和社區的地圖上，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些老人都是以個人身份來美，有事都是子女幫着處理，很難收集到他們的資料。”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發言人馮玉慧說。

　　對於外人，只能從偶爾打開的“家”門中瞥見老人們心底的波瀾。而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外國人在華工作定居的增多，那些人士尤其是老人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一個老人的10年去留

　　紐約肯尼迪機場。10年前到這裡，邱素琴身上穿的嶄新的雪花呢外套是出國前特意請一個出名的裁縫量身訂做的。10年後離開這裡，她穿的仍然是這件外套，捨不得扔掉，袖口和衣角處都已經磨破了。

　　紐約肯尼迪機場看上去還是老樣子。作為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這裡每天接待30萬南來北往的過客，其中不乏黃皮膚的亞裔面孔，如果不仔細觀察，很難分出哪些人是揣着滿心憧憬剛剛抵達，哪些人是帶着五味雜陳的記憶即將離開。

　　這是邱素琴第二次來到這個機場，十年前是到站。當時她53歲，從河南鄭州的一個紡織廠提前退休，來美國照顧即將出世的孫子。那時候她的頭髮還是黑多白少，身上穿的嶄新的雪花呢外套是出國前特意請一個出名的裁縫量身訂做的。這次她穿的仍然是這件外套。外套的袖口和衣角處都已經磨破了，不知是因為衣服舊了還是因為主人的個頭有些“縮水”，這件外套看上去並不太合身。

　　直到排隊進入安檢口時，邱素琴仍然不停地扭頭向門口張望。兒子薛偉心裡一陣發酸，他知道母親想最後再看一眼兩個孫子，他也知道妻子是不會帶他們來送行了，一大早，妻子就藉口帶孩子們游泳離開了家，她是故意要避開的。

　　母親上飛機前，薛偉用力擁抱了她。邱素琴本能地轉了一下身，她仍然不習慣西方式的禮節。“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見到Vincent和James。”她小聲念叨了孫子的名字就進了安檢口，一直沒有回頭。“她那時候一定在流淚，從背影也能看出來。”薛偉事後說。

　　回國對邱素琴是一個困難的選擇。在美國十年，她幫忙帶大的兩個孫子都已經上了小學，她也從剛來時“不懂英語連自家公寓都不敢出”，鍛煉成了可以獨立轉兩次地鐵到華人超市買菜的“老紐約”。更重要的，她終於在去年拿到了很多人綠卡成為美國的永久居民，但她卻決定這一走就不再回來。“我媽是怕影響我的家庭，她和我太太處得不好。”薛偉說。

　　邱素琴的故事對身在美國的中國老人來說幾乎是司空見慣，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老人。短期來訪的老人無論對美國本身滿意或失望，大部分還能在兒女的簇擁下笑臉盈盈地離開。而對於長期留下來與兒女同住的老人，生活的主線就不再是走馬觀花的“美國印象”，而恢復到家長里短、鍋碗瓢盆之間的周旋。雖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與國內不同的是，面對已經多少有些西化的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常駐父母”的這本經就更加難念。��
　　
　　初到貴地

　　3年後，石秀珍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老紐約了。如果說還有什麼不能習慣，那就是“下館子”。大部分餐館只向客人提供冰水，兒子媳婦早就習慣了吃肉喝冰水的搭配，而她每次都得用保溫杯帶一杯熱水出門。
　　
　　有人玩笑地把中國老人在美國的境遇形容為“五子登科”———聽不懂英語是聾子，看不懂是瞎子，不會說話是啞子，不會開車是拐子，拿起電話不會答，“手抖得像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勾畫出老人們在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張德銘和郭月娟夫婦登上飛機前對美國的全部印象來自為數不多的幾部電影，所以剛剛抵達坦帕市，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小城時，他們有點懷疑自己搭錯了飛機。女兒6年沒見，樣子倒是沒變，可一路看不見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的繁華，倒是稀疏的小洋房散落在蜿蜒的河湖之間。

　　這對習慣了中國城市擁擠人潮的老夫婦一下子就愛上了這兒。“以前看到的天從來都是灰濛濛的，到了坦帕就覺得天怎麼這麼藍呀。”

　　美國人雖然出了名的人情淡薄，表面上卻是熱情似火。“剛來時有一天我們在家門口散步，一個白人小伙子迎面走過來說了聲Hi，我倆在那愣了半天。”現在他們可以很自然地跟人說Hello。但是，僅此而已。女兒女婿已經千叮嚀萬囑咐，美國人的友好只是表面的，如果陌生人再繼續糾纏就不要再理他啦。

　　佛州房價便宜，張家女兒剛剛工作兩年就貸款買了一幢洋房。房子大事情也多，老兩口照看外孫之餘也包下了所有的家務。郭月娟每天最開心的工作就是把連接一樓客廳和二樓臥室的木樓梯擦得能照見人影。而房頂上換瓦、院子裡割草這樣的活，都被張德銘攬下來。退休前做過木工的張德銘還用撿來的廢木板釘了一張野餐桌，傍晚一家人圍坐在院子裡吃飯，其樂融融。

　　一個白人鄰居曾經悄悄問張家的女兒，一月付給父母多少工資。得知中國的父母為兒女做事從來不計報酬，鄰居羨慕地說：“我希望我也有中國父母。”事實是她的父母即使臨時幫忙做baby　sitter(看小孩)都要收取比市場價還高的報酬。

　　在東西海岸的大城市，老人們遇到的就是另一種生活。石秀珍到了紐約才明白為什麼兒子堅持不讓她從國內帶金針、木耳和香菇，紐約的中國超市和北京的超市一樣豐富。過春節時唐人街鞭炮響成一片，舞龍舞獅，孔子像前祭祖，紐約的中國城似乎比中國還要中國。不過有時看到紐約地鐵里老鼠亂竄，她便不由得為北京乾淨整潔的地鐵站感到自豪。

　　在這裡生活了3年以後，石秀珍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老紐約了。如果說還有什麼不能習慣，那就是“下館子”。大部分餐館只向客人提供冰水，兒子媳婦早就習慣了吃肉喝冰水的搭配，而她每次都得用保溫杯帶一杯熱水出門。　
　　
　　寂寞是一種說不出的痛

　　62歲的趙興貴老漢做夢也沒想到，在陝西老家種了一輩子的地，來了美國還是接着種地。春夏天早上或傍晚，田裡到處是揮舞着鋤頭的中國面孔。“美國好是好，就是太悶了。”
　　
　　新鮮感總會過去，常駐老人們不久就會遇到另一種挑戰，挑戰來自自己的內心，是一種空谷投石卻沒有回音的寂寞。

　　緊張的工作節奏讓兒女們即使有心多陪陪老人也沒有餘力。從孫輩進入幼兒園起，老人們大部分時間就要“獨守空房”。在華裔社區比較活躍的大城市，還容易遇到背景相似的中國人，約着到華人超市買菜，生活圈相對豐富些。但美國社會“穩定”的概念對任何人都不存在，年輕人工作隔三差五地變化，老人們也跟着“南征北戰”，偶爾交上的幾個朋友，沒多久就各奔東西了。

　　出國前曾在北京一所大學教生物學的劉教授和夫人，7年裡已經跟隨女兒一家輾轉了4個州5個城市。去年夏天，劉老夫婦又隨女兒搬到了維斯康新州。女兒在城郊置辦了價值幾十萬的豪宅，景色絕佳，但幾乎與世隔絕。“現在我們白天最大的樂趣是餵松鼠，邊餵邊跟它們嘮叨，周圍的松鼠都認識我們了，有時候吃着吃着還會抬起頭，滴溜溜的黑眼珠望着我們，好像聽懂了人話。”劉教授電話中說。

　　對於在以“忍”為美德的東方文化下生活了一輩子的中國老人，寂寞帶來的痛苦似乎不值一提，但心理學家對長期孤寂可能造成的心理疾病已有共識。去年10月，61歲的中國老人劉孟熊在紐約家中無緣無故槍傷了兒子之後自殺，就與他長期患有憂鬱症有關。紐約市華人心理輔導熱線“心理安康一線牽”主任羅潔說：“中國老人是心理輔導的一個盲區，他們很少主動打電話諮詢心理問題，甚至不認為憂鬱是一種疾病，但因此而造成的嚴重事件卻在不斷上升。”

　　如果說寂寞是老人們心上的一個結，解開這個結更多的也還是要靠老人們自己。

　　62歲的趙興貴老漢做夢也沒想到，在陝西老家種了一輩子的地，來了美國還是接着種地。趙老漢的兒子在大學物理實驗室做研究員，是家鄉無人不知的“出人頭地”的後生，兒媳婦在一家公司做會計，兩口子工作剛剛穩定下來，還沒計劃要小孩。前年老伴去世後兒子就把父親接到美國，一方面這裡居住條件遠好過老家，再就是母親去世時沒能守在身邊，愧疚的兒子希望為父盡孝時有所彌補。但小兩口太忙了，根本沒時間陪老人聊天。周末一家人開車去芝加哥的唐人街吃上一頓土洋結合的變味的中餐，來回4個小時的車程能和兒子聊天已經是趙老漢最大的奢侈。其餘大部分時間他是獨自縮在沙發上，以電視上嘰里呱啦的洋文為背景打盹度過的，他說經常夢見家鄉農閒時一起喝酒打牌的老哥們，醒了好長時間翻不過味來。“美國好是好，就是太悶了。”本來就少言寡語的趙老漢變得更加沉默，直到去年夏天他重新拿起鋤頭。

　　伊利諾伊州香檳城是美國中部典型的地廣人稀的大學城，無邊無際的玉米地是外來客進入小城地界的第一批歡迎隊伍。像很多建立在農業地區的大學一樣，空置的大片土地成了大學經濟來源的一個部分。10美元一季的租金就可以讓師生們在一畝三分地上享受一下“種豆南山下”的樂趣。

　　中國家庭占了租戶的絕大部分。與美國租戶大多只隨意地種些花草不同，所有的中國租戶的地里都拉架插秧，種上了最實用的蔬菜。春夏天早上或傍晚，田裡到處是揮舞着鋤頭的中國面孔———雖然美國在農用機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大家用的都是最簡單的農具。如果不是偶爾有高鼻藍眼的老外興致起時在田中搭起紗棚，坐在搖椅上觀賞田中落日，真會讓人誤以為到了中國農村。

　　在老家，趙老漢的地種得不好也不差，但與伊大這些從沒摸過鋤頭的同胞們比，他就完全是專業水平了。別人一家人侍弄一塊地還手忙腳亂，趙老漢一人種三塊地還遊刃有餘。別人地里的菜種得歪歪斜斜，趙老漢的莧菜、青菜和四季豆搭配得錯落有致。別人的菜經常被兔子啃得面目全非，趙老漢卻天天早出晚歸把菜護得緊緊的。他成了伊大華人圈中的“名人”，經常有人到他的地頭討教“菜經”，整個夏天成了他來美國三年講話最多的一段時間。

　　成熟季節一茬接一茬長出來的菜往往超過自家的消費能力，很多中國老人就擺起路邊攤現種現賣，說是賣菜，更多是湊在一起嘮嘮家常。過了這個季節就是伊利諾伊漫長寒冷的冬季，老人們也就不那麼容易見面了。美國不興串門，這是剛來時兒子就囑咐過的。

　　“種莊稼就像養娃兒，不花功夫可不行。”提起那幾個月的輝煌，趙老漢仍然難掩自豪。今年開了春，他打算再多租一塊地。
　　　　
　　一家人，兩家話

　　一次孫子吃午飯時把蔬菜全都撿出來扔掉，邢先生的巴掌忍不住落了下來。孫子不哭不鬧，拿起電話嘰里呱啦講了一通。以為他是向兒子媳婦告狀呢，15分鐘後，一輛車停在了門口，原來他報了警。
　　
　　對於新移民來說，不斷改變自我，適應西方文化，融入主流永遠都是生活的主題。而大部分活動局限在自家院牆中的老人，早就過了對新事物充滿好奇的年齡。眼看着自己親手帶大的兒孫在異族文化的薰陶下變得越來越陌生的失落，加上兩代或三代人間本來就難以彌合的代溝，成了堅信“家和萬事興”的中國老人們心上一塊最沉重的石頭。

　　幫助孫輩學習中文是很多老人日程表上重要的一環。在國內曾是小學語文教師的薛蘇玲來美之前為外孫設計了一套教學方案，後來才慢慢發現情況比自己想象的複雜得多。光是教繁體字還是簡體字就讓她遲遲拿不定主意。“一看這邊的中文報紙就蒙了，都是繁體字印的。”等終於決定簡體字代表未來的趨勢，她又發現對自己的學生行之有效的反覆讀寫的方法對外孫並不適用。小傢伙只有6歲，卻知道捍衛自己的“業餘時間”，讓他放學後在課桌前額外坐上半小時簡直勢比登天。時間久了，孩子見到薛蘇玲轉身就跑，還問父母“為什麼別的小朋友都不用學中文”。“再這樣逼他，他很可能會憎恨自己的中國背景，那樣就適得其反了。”薛蘇玲說。

　　事情出現轉機是從薛蘇玲跟外孫學英語開始的。孫子愛吃蘋果，可每次問外婆要蘋果吃時薛蘇玲都聽不明白。她讓外孫每次要蘋果時都念叨一句“蘋果，Apple.Apple，蘋果。”又向外孫討教家裡各種器物的英文單詞。試了半年，外孫已經可以用中文說出大部分日常用語，而她也無心插柳地記住了很多英文單詞。“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從小就對個人價值看得很重，你向他學習，他會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反而會幫助他的學習。”

　　邢老先生的文化衝突就激烈得多了。現年10歲的孫子本是外公外婆幫着帶大的。幾年前邢先生的老伴去世，兩家老人來了個大換班，他接替兩位親家來美國。邢先生是東北人急脾氣，堅信不打不成材的老理兒，兒子小時候沒少挨打，所以一開始就警告老爺子在美國打孩子是大錯。但一次孫子吃午飯時把蔬菜全都撿出來扔掉，邢先生的巴掌還是忍不住落了下來。孫子不哭不鬧，拿起電話嘰里呱啦講了一通。以為他是向兒子媳婦告狀呢，15分鐘後，一輛車停在了門口，原來他報了警。

　　對於本文一開始提及的登機回國的邱素琴，中國家庭中最敏感的婆媳關係在美國文化這個催化劑下就更加難以駕馭了。

　　矛盾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對於像邱素琴一樣在孫輩出生前遷來的中國老人，孫輩出生到進入幼兒園的四五年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光。在華人少的地區，剛出生的亞洲娃娃往往在醫院引起明星效應，看着老美醫生護士對自己的孫子稀罕得愛不釋手，邱素琴也曾沉浸在“沒我哪有他”的自豪之中。之後的日子一家三代擠在租來的小公寓，白天各司其職，晚上湊到一起，老人邊給孫子餵飯邊聽年輕人談論老外同事喝冷牛奶吃生菜葉的趣聞，其樂融融。邱素琴回國前接受採訪時回憶這些往事臉上一直掛着笑容：“那時候我跟着孩子們把迪士尼的動畫片都看遍了。”

　　但天倫之樂隨着孩子們的成長一天天消逝，到第二個孫子進了幼兒園，邱素琴的生活中幾乎就不再有歡笑了。老師說孩子少言寡語不愛和小朋友玩，媳婦堅決認為是平時孩子和奶奶講了太多中文影響了語言發育，家中官方語言從此變成了英語，邱素琴感到她完全成了這個家的局外人。媳婦開始抱怨她煮菜的口味甚至上菜的順序，“我就不明白，怎麼就突然要學美國人先上湯後上菜。”邱素琴說。隔三差五媳婦還拐彎抹角地吹吹風，像是：“您來了這麼久不想回去看看嗎？”或是“其實也就是中國家庭，在美國哪見過父母跟結了婚的兒女一起住的呀。”直到有一個周末，她披上外套，準備跟往常一樣全家一起到超市買菜時，媳婦陰着臉把兒子叫到一旁嘀咕了半晌，兒子轉過頭來為難地說：“媽，您就在家歇歇吧。”在那個盛夏的晌午，邱素琴一下子從裡到外發涼，她知道自己一直在刻意迴避的恐懼終於到了不得不面對的時候———這個家已經不再需要她了。
　　
　　走出家門又是一片天

　　一天傍晚趁兒子媳婦晚飯後去散步，手心出汗、聲音發抖的侯君梅撥通了她這輩子第一個應聘電話。雇主沒聽完說了句“不感興趣”就掛斷了電話，侯君梅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里流了很久的淚。
　　
　　邱素琴的經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常駐老人們遇到的難題。完全依附兒女，沒有朋友、沒有經濟收入，甚至沒有自己的居住空間的“三無”老人們，無法像國內老人那樣在多層次多渠道的生活架構中找到內心的平衡。這種情況下，即使是雞零狗碎的家務事和微不足道的小情緒，也容易被放大好幾倍，成為單薄生活的焦點。

　　“老人們在美國要想過得好就必須獨立，經濟上和生活上都要獨立，走出家門又是一片天。”60歲的侯君梅說。

　　對於年過半百的老人們，悟出這個道理需要很長時間，而在彷徨中走出第一步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旁人無法想象的勇氣。侯君梅兩年前做出自己“這輩子最大膽”的決定時就經歷過刻骨銘心的心靈煎熬。和很多老人一樣，那時的她也在婆媳不和的背景下生活，也曾以為自己將悶悶不樂地終老餘生，直到有一次兒子的一位朋友來家做客時聊到家裡新請的中國保姆。

　　“在中文報紙登廣告請的，58歲了，幹活特別利索。”侯君梅清楚地聽到了這句話。“58歲也可以當保姆？”她這樣想，從此開始留意中文報紙上的分類廣告。

　　一天傍晚趁兒子媳婦晚飯後去散步，手心出汗、聲音發抖的侯君梅撥通了她這輩子第一個應聘電話，老老實實地告訴雇主自己在國內時是製藥廠的技師，家裡呆不下去才來找這份工。雇主沒聽完說了句“不感興趣”就掛斷了電話，侯君梅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里流了很久的淚。

　　第二次流淚是第一個雇主開車到兒子家來接她上班的時候。那是個剛剛當爹的北方小伙子，人很熱情，一見面就叫大媽。但侯君梅牢記着自己的身份。在車上，她怯生生地問：“我沒做過保姆不懂規矩，以後是不是得叫您老爺？”小伙子哈哈大笑：“我姓張，就叫我小張吧。”侯君梅心裡一下子暖暖的，眼淚又掉了下來。

　　現在的她已經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職業保姆，每月1200美元的工資讓她的口袋漸漸豐滿起來。每周六天住在雇主家，周末一天回家探親，總是給孫子孫女帶很多吃的玩的。祖孫三代珍惜這難得的一天團聚，關係也變得融洽起來。“現在一有老人跟我訴苦，我就勸他們出來當保姆。”侯君梅說完大笑。

　　其實，即使是不願或不能打工的老人，依靠美國政府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的福利也可以做到自立，當然前提是拿到綠卡。美國人兩代人之間親情的淡漠使美國的福利完全按照老人自己的而不是兒女的收入水平衡量申請人資格，按這個標準，中國老人大部分都可以享受這些福利。專門為老年人提供的政府公寓，每月只收幾十美金房租，老人們還可以申請免費醫療和每月四五百美元的糧食補助。對於習慣了簡樸持家的老人，這已經足夠支撐起衣食無憂的獨立生活。

　　坐落在新澤西州東橙市的老年公寓緊鄰一座教堂，每天夕陽西下時，盧學山和夫人曹英就倚在自家窗前欣賞落日從教堂的尖頂上緩緩滑落的景色。東橙是個低收入黑人聚居的小城，街上經常看到穿着肥襠褲、戴着金耳環四處遊蕩的青年，已經在這裡住了兩年的盧氏夫婦仍然不敢在太陽落山後出門。他們是公寓中惟一的華人房客。雖然不講英語，但和樓里的鄰居們處得很好。採訪時，一位黑人老人摁響門鈴，送來一籃剛烤好的麵包。盧老先生握着客人的手，兩人用英文和中文各說各話聊了足有十分鐘。“這是我們的麥內哲。”(manager，樓管)盧老先生介紹。“They　are　very　nice　people.”(他們是很好的人)黑人老先生這樣說。

　　二人世界多出了大把時間，盧氏夫婦重新拾起了年輕時因為太忙而丟掉的愛好。盧學山揮毫潑墨勾勒中國山水，曹英則在雞蛋殼上描畫京劇臉譜。作品積多了，就在公寓的活動室里舉行小展覽，再分送給鄰居們。

　　女兒一家住在一小時車程的另一城市。一開始就反對父母搬來老年公寓的女兒，直到現在仍會在別人問起時說父母是去旅行或走親戚。但對於盧老夫婦，真正享受美國是從搬到東橙開始的。他們的窗台上擺着一棵植物，曹英說是荔枝樹苗，盧學山偶爾把吃過的荔枝核吐在花盆裡，沒想到就長出來了。兩人打算等它再長高點就移栽到公寓後院裡去，看最後是不是真的能長成大樹結出果實。“有時候這些有生命的東西，它們的適應能力比人們想象到的要強得多。”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