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由而奮鬥！

余東海

天道重自由，天意要自由，要讓人自由，讓正人君子追求自由。只有飽嘗不自由的苦難，才知道自由的美好珍貴。----東海律

一

文明的重大發展，社會的重大進步，乃至科技的重大發明，都有賴於相應的自由。沒有自由，人類的創造發展能力會受到嚴重戕殘，文明就會停滯乃至倒退。沒有自由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社會。

有文章指出：“鼓士氣，絕不等於吹牛皮！華為被美帝逼上了絕路，卻到處宣示自己‘除了勝利，我們已無路可走’，好像哀兵必勝似的。幾年過去了，勝利沒看到一役，哀兵卻日積月累。”

東海曰：沒有自由，你們不可能勝利；除了自由，中國已無路可走。無論儒化西化、德治法治、新禮制民主制，中國都亟須自由化。

習言，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過於為人民幸福而奮鬥。說得好。只不過，幸福離不開自由，自由是幸福的基本內容之一。東海早就指出，幸福度是自由度、富裕度、社會文明度和諧度的綜合。

不僅此也，自由更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礎，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權，有何幸福可言。沒有自由就是奴隸，奴隸的幸福只能是偽幸福。因此，為人民幸福而奮鬥，首先必須為人民自由而奮鬥。為人民自由而奮鬥，實質上就是為自己自由而奮鬥，為了自己的社會自由，也為了自己的道德自由。

道德和自由相輔相成，相互含攝，缺一不可。沒有道德的自由，必然淪為民粹主義偽自由；沒有自由的道德，必然變成極權主義偽道德。

自由主義的自由，有一定的道德基礎，但比較淺薄，基礎不牢。唯有儒家才能將道德和自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蓋儒家的道德資源特別雄厚和牢固，作為原則的仁義，落實到人生，就是仁宅義路，可以不同程度的擁有道德自由；落實到政治，就是仁政德治，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會自由。

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北大陳耀松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着，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

東海曰：總而言之，要有仁義。有仁義就有良制良法，就能有序自由，就可以解決一切難題。有仁義，個體就有仁宅，國家就有仁政，社會就有義路。王道自由和民主自由，一大一小，都是義路。

儒家優於自由主義，是因為王道憲政優於自由憲政，新禮制優於民主制，德治優於法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自由主義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正義性，不能否定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正邪之別，更不能否定和反對自由。

這是原則性問題，來不得絲毫混淆。否則，無論主觀意願任何，客觀上都違背了儒家中道原則和王道大義，充當了極權三幫。

在政治上，必須倡導愛民主義或愛人主義，只有民本位的王道和人本位的自由主義才是正道。對人和民的重視，是王道和自由主義最大的精神相通處。其它神本位、君本位、黨本位、族本位、國本位、社會本位等等，都是邪道。無論它們的理論口號怎樣天花亂墜，無非花言巧語自欺欺人。

二

馬幫二十大前通過的《決議》中，將馬幫百年歷史經驗總結為“十個堅持”，第二是“人民至上”雲，貌似與民本、民貴思想差不多，其實似是而非。物本主義哲學、社會主義政治學之中，在黨主極權制、公有制和權力市場經濟之下，人民只能是至下至賤的工具。連言論自由都沒有，遑論“至上”。

馬邦人民有兩種，一種是現實中的人民，純屬現代奴隸；一種是官腔中的人民，享受着廣大人民公僕全心全意的服務，享受着最好的全過程民主和好於美國五倍的人權，簡直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民。嘗聞人言，不想當人民，只想當為人民服務的人和為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的人云云，不由得失笑又生悲。

極權之下，一切不堪，一切無望，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免費醫療，皆無望無望耳。《胡星斗教授：免費醫療可行，所需費用只占財政總收入二十分之一》一文指出：

“以上免費醫療的費用，只占2017年財政總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23.3萬億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中國完全有能力、有財力做到。而且，通過政府治理改革，精兵簡政，將中國的行政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說為26.5%，另一說為52%）下降到世界平均的5%，那麼中國可以節省出數萬億的財政資金，何愁免費醫療沒有費用？”

其實，是否實行免費醫療，不是國家能力問題，而是指導思想問題，即主體文化、意識形態、治國理念、憲法思想問題。若是儒家或自由主義在憲，這個問題就不成問題。馬學在憲，這個問題就難以解決甚至無法解決。

蓋儒家和自由主義都能把民和人放在第一位；而馬家是社會本位，又歸結於黨本位，黨的利益至上，不僅人民，社會和國家都只具有工具價值。社會叢林化、國家監獄化是馬家政治邏輯的必然。禮文廳友言：

“如果把國家當做監牢，牢犯與獄警的比例不得低於一個比例，低於這比例就有有暴動越獄的風險，費用支出的比例也不得低於一個值，倘若獄警的待遇跟牢犯的待遇一致，他們之間就會有勾結。財政支出比例，跟治國理念息息相關。”

有廳友言：“儘快實行全民免費醫療，非常非常非常必要。這方面，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應該做得比台灣更好。”東海曰，只要是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做得比台灣地區更好。在民生民權方面，社會主義永遠望自由主義之塵而莫及，馬邦永遠望台灣和美西之塵而莫及。文化人至今猶保留社會主義迷信，是很不應該的。

常有人說現政府與清政府差不多，太貶低清政府了。清朝文字獄史無前例，但比起馬時代，小巫而已。而馬時代特權之猖獗，官吏之貪惡，貧富之懸殊，人道災難之豐富，人民苦難之深重，則是清朝望塵莫及的。論政治和制度品質，家天下君主制雖然不高，卻非黨天下黨主制所能比擬也。

馬幫極權之下，民不聊生，具體原因因人而異，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物質貧困，經濟艱難，財匱力盡，沒有生路，不能活了；二是精神貧困，希望滅絕，心匱力竭，了無生趣，不想活了。第二種原因是更加根本和致命。很多大中小學生自殺，主要原因在此。謝遐齡教授言：

“現在生育率下降，不僅大學生有跳樓的，蔓延至中學生、小學生。回顧魯迅寫的《狂人日記》救救孩子，還不猛醒？！更多的孩子要救啊！什麼原因？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失去了。不敬天不念祖，信仰缺失，不知為什麼活著，不知生育是自己的使命，與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有人格，有人格才有尊嚴。在極權暴政之下，無數人為了保全生命，自毀人格，放棄尊嚴。可悲的是，無數人放棄了尊嚴，毀滅了人格，最後也未能保全生命。真可謂：活得不人不鬼，如豬如犬；死得不三不四，不明不白。四九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空前。

三

僅有自由是不夠的，沒有自由是不行的。故儒家對於自由主義，雖不完全認同，但不反對，而是主張吸收其精華而超越之。這與某些“紅儒”逢迎馬列主義、敵視自由主義具有本質區別並將形成鮮明對比。未來王道，一要認同其自由人權和主權在民之理念，二要吸收民主法治憲政之精華，以建設中華憲政。

民主製作為自由主義的制度模式，以自由、人權、平等為價值基礎，包括三權分立、選舉制度等一整套的子制度和法治憲政的配套。馬家黨主制和伊教教主制皆與之對立，正邪優劣一目了然，最終結果不卜可知。唯儒家主張吸收其制度精華而建設新禮制，唯新禮制可以後來居上，學而超之。

有人說：“美電影裡的英雄為了人性不惜違抗命令，中電影的英雄為了執行命令不惜喪失人性”雲。這就是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一大區別。自由主義英雄以人為本，極權主義英雄唯權唯上。兩種英雄本質有別，有正邪善惡真偽之別。中華英雄以仁為本，與自由英雄接近，與極權英雄相反。中華英雄必反極權。

這是一條東海律：真正的自由主義必不反儒，真正的儒家必不反自由，真正的儒家和自由主義必然反極權。極權主義，反儒的自由主義和反自由的儒家，立場觀點方法大不同，同歸於不仁，同樣不配為政，不配成功。極權主義成功，固然天翻地覆；反儒的自由主義和反自由的儒家成功，也將天崩地裂。

孔子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東海學舌曰，極權主義一變至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一變至於王道主義。然齊變而為魯，魯變而為道，相對容易，因為齊魯都是王道之下降，都屬於中道文化。極權變而為自由，自由變而為王道，非常艱難，因為極權、自由和王道三者，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也。

只有自由主義才能保障四大自由，只有儒家才能最大程度地、與時偕宜地、將自由和秩序的品質提到最高。

哈耶克說過三段話：一、“盡最大的可能保護私有財產，肯定是人類社會延續最為重要的必要條件。”二、“願意放棄自由來換取保障的人，其最終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三、“金錢是人類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錢會向窮人開放，而權力則將永遠不會。”

東海曰：未來新王道的特殊性將體現在這三個方面：一、盡最大的可能保護私有財產；二、不需要人民放棄自由來換取保障，為自由人權和民生福利同時提供制度保障；三金錢和權力都向國人開放。傳統王道做得不夠的地方，未來王道當根據民本和時中原則補苴罅漏，不斷完善之。

東海早就指出，儒家於現代文明，不僅可以錦上添花，為自由政治增加道德含量；而且可以點石成金，將民主制度提升為新禮制。

新禮制即王道憲制，唯君子集團才能製作，唯社會道德上升到一定程度才能推行。換言之，德智過於低下的官民，不配享有王道的自由和幸福，就像物質主義者不配享有道德的盛宴一樣。不配者，不配套、不相應也。

社會越發展，結構越複雜，就越離不開政府，歷史對政府的道德要求也水漲船高。好政府應該三高：指導思想高度正確，幹部隊伍高度賢能，制度法律高度正義完善。這樣的政府只能出自儒家文化。自由主義重視制度建設，但不重視道德建設，也重視不起來。因為自由主義不明天道，道德資源先天性不足，不足以培養聖賢君子。至於馬列主義，那就更不行了，思想、制度和隊伍都不行。

馬幫的腐敗具有文化性和制度性，文化制度不變，反腐永遠反不勝反，永遠在路上。如於野廳友言：“土壤不變，那只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去馬歸儒，就是徹底改變文化制度土壤，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解決腐敗問題，更可以將道德、政治、經濟、教育及人口種種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之。

例如人口問題，應該文化、政治、經濟三手抓。經濟上，讓人民生兒育女有基本保障，普遍生得起；政治上，讓人民對未來有信心和希望；文化上，讓人民以後繼有人、子女眾多為榮，讓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觀念深入人心。三個方面以文化為主，齊抓並重，人口危機可以迎刃而解。

儒文化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各種人道問題和危機。

因為人性危機是一切人道危機的根源，而儒文化是解決人性危機的不二法門。好文化都有利於人性的美化，儒文化對於美化人性的作用特別大。蓋人性的核心是天性，而儒文化對天性的認證最為深刻而中正，可以最為全面、最大程度地發揮天性的作用。明明德存天理致良知，所明所存所致者，皆天性也。

只有儒家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儒家文化在憲，儒家群體在位，才能建設王道政治、禮樂制度和中華文明。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沒有儒家就沒有中國。在政治上，儒馬不兩立，有馬家就沒有儒家。馬家在上，儒家就沒有教育權、言論權、結社權，更不可能政治化。

四

馬制就是現代奴隸制，馬邦就是現代奴隸國。馬邦沒有自由人，弱勢固然皆奴隸，強權同樣不自由。道德自由者也不多見。在極權社會，道德自由者必然反對極權、追求自由並落實於言行之中。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螞之邪惡，非楊墨所能比。士生今之世，能言距螞者，聖人之徒也；不能言距螞者，不配為儒。

馬幫喜歡講大局。殊不知，追求自由，堅持民本，維護公正，“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大局。一切工作都要從這個大局出發，都要圍繞這個大局進行服務、推進和落實，一切有礙於這個大局的東西，無論怎麼大，都是偽大，要麼主動退讓，要麼被動翻覆。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鵲鳩不可能同巢；維儒有巢，維馬居之，儒馬不可能同巢。儒家在上，馬家可以享有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馬家在上，儒家沒有言論權，遑論教育權結社權。沒有這三權，包括儒家在內，所有學派宗派都只能充當捧場乃至逢惡的角色，仁者不為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唯仁者最惡極權。極權主義是自由的大敵、道德的大敵、文明的大敵和人類的大敵。政治黑幫化、官員腐惡化、國家監獄化、社會叢林化是所有兩極主義國家的標配。兩極主義既是它們國內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源，又是國際上最大的觀念和道德污染源。是人都厭惡，仁者更厭惡。

仁者愛人，必愛人權自由。我認為，在非自由的社會、反自由的國度為自由而奮鬥，就是自愛愛人、自立立人最好的方式。

在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揭露批判黑惡、抨擊極權暴政就是最重要的好人好事；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追求自由就是當務之急，自由言論就是道德實踐。所謂自由言論，就是說真話說真理，從心所欲、惟道是從地發言。

生活在馬邦，自暴自棄自我毀滅很容易，最容易的方法是成為極權分子和三幫分子；自立自達自我成就也不難，弘道辟邪、批判極權就是最好的道德實踐和養氣功夫。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回答是：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

正言直發，正道直行，就是直養；不斷地正言直行，就是集義；不說虧心話不做虧心事，就無害，就可以無不慊於心。詩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自反而不縮，就是慊於心，問心無愧，心滿意足，自信滿滿。

有廳友言，無權利的說真話和反極權就是飛蛾撲火。東海答，有權利還需要反抗嗎？仁者對極權的反抗，正是為了爭取做人的權利，為了將被奪走的人權自由要回來。飛蛾撲火的艱險，是對人格最好的鍛煉，是對尊嚴最好的展示。其實，反抗極權不是飛蛾撲火，而是真金火煉，烈火生蓮。

在演員中，陳佩斯是一個另類。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回答他反抗央視侵權的意義在哪兒時說道：“必須要有人要說，否則的話，五十年後、一百年後，（後人）看我們今天祖先是這麼生存的，他們會憤怒，他憤怒不是強權，而是憤怒每一個接受強權的這個人，我的後代一定會為我（感到）丟臉。”

對於一個演員來說，能像陳佩斯那樣，很不錯了。但在中國，比陳佩斯做得更好、說得更好的人頗為不少。他們面對的是比央視可怕萬倍的龐然大物。只是他們的言行被遮蔽甚至被誣衊，他們的自由甚至生命都被剝奪了。歷史會牢牢記住他們，會隆重還原他們的真相。歷史自有公道，我堅信！

2022-2-2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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