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唱片推薦-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DG 435 769-2 |
| 送交者: monkeytowns 2002年05月06日11:16:16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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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Richard Taruskin (王業偉 譯) 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彼德魯什卡 斯特拉文斯基1910年構思這部作品。從1911年9月到1913年3月間實際投入創作。首演時一片騷亂,演出以失敗告終(實際上,激怒觀眾的更多是尼金斯基令人反感的編舞,而不是音樂)。這次演出後,1914年,剛剛過完32歲的生日的斯特拉文斯基迎來了職業生涯的巨大成功(他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很少有作曲家曾享有過這種成功’)。在此後漫長的生活中,斯特拉文斯基提到這部作品時一直在撒謊。1920年,他對一個採訪者說,這部作品最初被構思成一部沒有情節的純粹器樂作品。('une oeuvre architectonque et non anecdotique ')1931年,他告訴第一部權威傳記的作者,在整部作品的總譜中只有開始時巴松管吹奏的旋律引用了民歌。1959年,通過音樂和文學助手Robert Craft,他再次強調,這部作品完全不存在傳統因素,而僅僅是他直覺的產物。“我聽到了,就把聽到的東西寫下來。”他聲稱,“我只是《春之祭》流淌而過的一個容器而已。”這些表白和名言已經逐漸成為20世紀音樂持久的神話。 事實上,這部芭蕾舞劇的腳本細緻入微、在民族志方面精確無誤地(除了高潮時用人獻祭的那一段以外)描寫了“俄羅斯異教的場面”——正如芭蕾舞劇經常被隱瞞的副標題表明的那樣。作曲家曾和俄羅斯畫家、建築家Nikolai Roerich(斯特拉文斯基把這部作品題獻給他)共同仔仔細細地計划過,後來還做了筆記。整部作品中至少包含了9段明顯可辨的民歌旋律。這些是為達到民族志上的真實性,以同腳本完全一致的標準挑選出來的。音樂很好地代表並擴展了同一時間和同一地域的傳統,如《彼德魯什卡》一樣,這部作品的音樂也都建立在對“里姆斯基-科薩科夫音階(Rimsky-Korsakov scale)”創新性運用的基礎上。 斯特拉文斯基之所以說謊並不僅僅是因為記憶力糟糕,但也不僅僅是無聊和玩世不恭。在革命和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後,斯特拉文斯基想同俄羅斯斷絕關係,他不但狂熱地期盼融入西方音樂主流,而且還希望成為一名領軍人物。他熱中遠離與生俱來的褊狹的傳統,接受一種雄心勃勃的世界性意識形態。所以他強調自己的音樂——全部音樂——都是“純粹的”、抽象的、(新)古典主義的,並未將靈感局限於任何特定的時間和地域。關於春之祭的傳說將《春之祭》看成是同“過去”的強烈脫節,而其實,它也是對於兩種“過去”的最大的頌揚——其主題表現的久遠的過去和其風格體現的更近一些的過去。 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間短短的一段時間裡,重建或想象性地重新創造古代的異教在俄羅斯的詩人和藝術家中是一種時尚。“我們內心中,”1908年,亞歷山大·勃洛克寫道,“地震儀的指針劇烈地抽動。”所有敏感的心靈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大災難到來的殘酷感”帶來了一種意識——文化已走向絕境,個人絕望地被斷為碎片、孤立無援——後來的詩人會稱之為感性的分裂。勃洛克在文雅的知識分子文化(kul'túra)——矯飾的、無根的、物質主義的、理性主義的,因而必然毀滅——和民間“質樸的自然(stikhíya)”之間劃下一條重重的分界線。現代人的悲劇在於他與大地隔絕。藝術家的責任是棄絕“文化”並成為“質樸的人”他“看到夢並創造傳說,無法同大地相分離。”為了重新獲得這種救贖性的整一,一個人就必須模仿藝術和農民的態度,因為農民仍然——完全無意識地——實踐着大地的古老宗教。“在我們的村子裡,少女表演‘khorovods’[宗教儀式的舞蹈],做遊戲娛樂、唱着自己的歌:她們設下隱晦的謎,解釋夢,為故去的人們哭泣。宗教儀式、歌、khorovods、符咒,這一切使人們接近自然,使他們理解自然的夜語,模仿它的運動。”勃洛克或許已經將《春之祭》描繪出來了。 在革命即將爆發之前的那個階段,最重要的神話主義詩人是Sergey Mitrofanovich Gorodetsky,他幾乎與斯特拉文斯基同年出生,同年去世。在他出版第一本詩集《Yar' 》(1907)的當年,當時初出茅廬的作曲家就為其中的兩首詩譜了曲。Yar'中包括一組題為“Yarilo”的詩,這是斯拉夫夏天的太陽神的名字,他在夏天占統治地位。在這組詩的第一首中,一位少女祭司被一名揮舞着斧子的巫師在用神聖的椴樹樹幹雕刻Yarilo偶像的過程中劈死了。這首詩不僅預示了“春之祭”的主題——少女獻祭,而且也為劇中三名獨舞者中的兩名——被選出的少女和年齡最大而又最具智慧的老人提供了原型。很可能這首詩形成了斯特拉文斯基豐富“幻像”的部分直接背景(也許還有亞歷山大·謝洛夫[Alexander Serov]的舊作,歌劇《羅格涅達》[Rogneda],其中包括了一段犧牲的場面,伊格爾·斯特拉文斯基的父親,男低音F·斯特拉文斯基經常出演這部歌劇),那是1910年春天,斯特拉文斯基正在完成《火鳥》:他看到一個處於迷狂狀態的少女在部落的巫師面前獨舞至死,成為太陽神的犧牲。 一旦形成了這種想法,斯特拉文斯基就很快找到了他最後的合作夥伴,因為(他在致聖彼得堡音樂雜誌編輯的一封信中說)“如果不是Roerich誰還能幫助我?除他以外誰還能了解我們祖先同大地親近性的整個秘密。”Roerich不僅因為創作了許多擬古主義的繪畫作品而遠近聞名,而且他還在這一年出版了一部轟動一時的文章“藝術中的歡悅”(Radost' iskusstvu),這篇文章的高潮是抒情性的遠古遐想,它實際上已經構成了現成的舞劇腳本。 Roerich的“假日”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犧牲”已經各自構成了《春之祭》的整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古老的斯拉夫農民宗教中,Yarilo神統治的階段介於兩個假日:Semik——解凍的節日(在基督教日曆中復活節後的第7個星期二,這一天要上演占卜儀式、豐產儀式和死亡紀念儀式)——和Kupala——仲夏節(相當於聖約翰節,這一天要供奉動物作犧牲,年輕人跳着舞在火中穿來穿去並上演結婚[搶新娘]儀式)——之間。Roerich在一本中世紀基輔編年史中對這些儀式進行了描繪,十九世紀,民俗學家Alexander Afanasyev的巨著《有關自然的斯拉夫詩歌概覽(Poeticheskiye vozzreniya slavyan na prirodu,1861-64)》中也包括一章專論“民間節日”。 他還改編了一些希羅多德對古代錫西厄人(Scythians)——居住在今天俄羅斯和蘇聯中亞各國的斯拉夫人的祖先——的儀式的描述。最後他創造性地運用了當時最新的對於所謂的“Volkhvi”以及“Volkhcvi”們巧能說會道的女搭檔的研究成果。Volkhvi是民間的巫師,相當於薩滿,他們不停地轉圈,直到進入一種近乎死亡的迷離狀態,芭蕾舞的一開始在占卜儀式上指揮“少年們”的老女人的角色就是受Volkhvi啟發創作的。 《春之祭》的劇本在1910年夏天開始籌劃,它包括以下幾個部分,這些標題可以在斯特拉文斯基和Roerich的通信及在完成了《彼德魯什卡》一年後所記的素材筆記中見到,他在一位民間藝術慷慨的贊助人Maria Tenisheva公主的莊園中諮詢了Roerich之後才定下來,所以Maria Tenisheva公主可以被稱作春之祭的教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和最後的腳本比較一下會發現一些細微的改變。有兩個地方值得一提。在第9段的前面加了名為“祖先的召喚”(vzivaniye k praottsam) 的一小段。這段參考了Roerich最著名的一幅畫“人類的祖先”(chelovech'i praottsi),這幅畫表現了身披熊皮的薩滿,Roerich根據這幅畫設計了芭蕾的服裝。最重要的變化是把第5段“劫持的遊戲”由第一部分最後一段舞蹈之前,移到了第1段舞蹈之後。這說明斯特拉文斯基願意犧牲民族志的真實性來滿足藝術效果的要求。 第5段舞蹈是斯特拉文斯基從1910年夏天開始創作的,它生動地說明了早期作曲家對民族志真實性的重視。它以兩首民歌為基礎,這兩首歌都是古老的Kupala儀式的化身。第1首選自里姆斯基-科薩科夫1877年的民歌選(斯特拉文斯基的前兩部舞劇都曾從這部選集中開發素材),是一首儀式舞蹈歌曲(khorovod)。歌詞描述了搶奪花束的遊戲(相當於新娘),這種原始活動恰好也是芭蕾舞中這段音樂伴奏下的場景。第2首,舞蹈的中段的音樂源自於此,是一首“Ivanovskaya”——在聖約翰節(仲夏)上唱的歌曲——斯特拉文斯基,可能在Roerich的建議下從帝國地理學會出版的一本民歌集中找到了它。它的歌詞也恰與場景切合:“哦,我跑呀跑,追着新娘”(Oy da ya bezhu,bezhu po pozhenke)。但是接下來,在勾勒出這個舞蹈之後,斯特拉文斯基和彼德魯什卡一樣偏離了方向,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毫不猶豫地將這一段插入了他的新作中——正如在第一場的結尾木偶表演的俄羅斯舞蹈一樣,引用的民歌不再和場景有絲毫的關係,藝術上的考慮又一次超過了學術的恰當性——但那又怎樣呢?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音樂家,不是學者,他的學術探求只是為他“創造力之泵”注入動力而已。 當他1911年回過頭來接着創作《春之祭》時,他繼續啟動創造力之泵從傳統音樂之泉中抽水。引子的主題、第1段的主題、新位置上的第5段的主題,和第2段之前的引導性巫術的主題,都能在一位叫Anton Juszkiewicz的波蘭牧師編輯的大量立陶宛婚禮歌曲集中找到。很明顯,斯特拉文斯基參考了這些民歌,因為(可能也是Roerich告訴他的)只有在立陶宛人和列托人(Letts)那裡,與Kupala相關的動物犧牲才保留下來。第2段的主題是一首引自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歌曲集中的Semik歌曲。第6首的主題在春之祭中最為縱情,體裁上同“跳到筋疲力盡”(dance-until-you-drop)的固定音型變奏曲相同,代表了俄羅斯藝術音樂中這種體裁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格林卡的kamarinskaya。第7段的主旋律,少女的儀式舞蹈是根據古代的婚禮歌曲改編的——非常適合選出Yarilo的新娘的那一段舞蹈。第9段源自vesnyanka,從古代保存下來的符咒,在異教的時代它被用於“召喚春天”。 但斯特拉文斯基對民歌的運用和他的老師大相徑庭。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民族主義”的一代在民俗中尋找主題,充滿自豪地展現借用來的民間素材。斯特拉文斯基則遵循後來的一代藝術家,“新民族主義”的一代,他們在民俗中尋找的不是主題內容,而是風格的革新。據此,斯特拉文斯基經常將他借用來的旋律進行過分的轉化,形成一些最為激進的音樂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如不認真研究斯特拉文斯基的草稿,就不可能知道他究竟引用了什麼民歌素材(也從未有任何研究辨認出了所有的材料。)但在新的音樂織體中,民歌主題越多被掩蓋,它們越不容易被看出來,它們的風格影響就越普遍、越具有決定性。遠非後來斯特拉文斯基所云:這部作品純粹是一部直覺的、抽象的音樂,其實,再沒有比《春之祭》在形式和態度上更加徹底俄羅斯化的了。恰恰是最為傳統的因素導致了技術上的創新性(特別是在旋律方面),征服並影響了西方的音樂家。可以說芭蕾舞的和聲觀念也是如此,他從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做法(這種做法源自李斯特)改編而來。儘管源於確定的方法,但斯特拉文斯基最大限度地運用它,使其適應於原始的stikhiya觀念,而這種觀念在所有的地方都令“文明的”音樂家瞠目結舌(即便德彪西也是如此)。出奇不和諧,加上形式旋律(modal melodies)和極端簡化的形式手法(更不用說配器),芭蕾音樂聽上去難以抵禦的震撼力和似乎對所有歐洲傳統的拒斥,使春之祭成了一種現代的傳奇。但在這種革命的表層之下,有一種對純樸的傳統的超乎尋常的結合。正是這一點使斯特拉文斯基的傑作獲得驚人的文化上的真實,使它得以超越任何傳奇,在它一開始似乎要顛覆的傳統中獲得了經典的地位。
第一部分:大地的崇拜(The Adoration of the Earth L 'Adoration de la Terre) 第二部分:獻祭(The Sacrifice Le Sacri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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