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皇家騎警於2006年6月破獲一起恐怖襲擊陰謀，查獲三噸的爆炸材料，並陸續逮捕了十幾個嫌疑人。目前的報道指出，這些人“計劃炸毀公共建築，衝擊議會大樓，並將哈珀總理斬首”（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2006-06-07-voa12.cfm）。消息傳出，加拿大舉國震驚。

不分種族不分信仰不分性別的個人自由，正是恐怖分子最仇恨的東西。屬於自由世界的加拿大自然也是他們的襲擊目標。很早之前，加拿大就是本拉登列出的5個襲擊目標國之一。敵人遲早會行動。

面對恐怖襲擊的威脅，加拿大警方的說法讓人匪夷所思。警方迅速指出恐怖嫌疑人都是加拿大居民，但是又說他們具有不同的背景，來自許多不同的加拿大社會階層（broad strata of Canadian society）。加拿大皇家騎警總長助理（RCMP assistant Commissioner）Mike McDonell解釋說：他們“有些是學生，有些是有工作的，有些是沒有工作的”。

何其荒唐！如果我說，“1937年在南京虐殺和平居民的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些是學生，有些有工作，有些沒有工作”，但就是不說，這些人都是日本人，你會怎麼想？你覺得我是在描述事實，還是在故意誤導？

或許我該感到慶幸，畢竟還可以有更加荒唐的說法，比如左派女權人士說“這些嫌疑人都是男性，所以你看男人是危險的”。好像平時保護他們的消防隊員、警察和軍人都是女性一樣。

目前抓捕的這些人，除了性別這個共性以外，難道再沒有別的普遍特點了？他們難道不是自稱的穆斯林嗎？事實是，這些嫌犯都自稱穆斯林，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去同一間清真寺聚會。如果他們和伊斯蘭毫無關係，為什麼加拿大伊斯蘭議事會（The Canadian Islamic Congress）急匆匆發表新聞公報說：“這些拘捕與伊斯蘭和聖戰毫無關係”（These arres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slam and jihad）？如果抓捕的17個人都是緬甸和尚，加拿大伊斯蘭議事會難道也會發布內容類似的新聞公報？

新聞公報里唯一批評的對象，不是策劃搞恐怖襲擊的人，而是加拿大右派保守黨政府總理哈珀，因為他說這是“我們”和“他們”的戰鬥。警察如果是我們，罪犯如果是他們，那麼警察和罪犯的之間就是“我們”和“他們”的戰鬥。這個說法，在伊斯蘭議事會的人眼裡比爆炸公共設施的行為更加可惡。或許對這些穆斯林“賢達”來說，爆炸襲擊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但是很不幸，大多數普通加拿大人未必這麼感覺。

在這個時刻，多倫多市長David Miller還在自欺欺人，大唱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高調。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理論上的自相矛盾和實踐上的失敗，我已經在《多元文化主義：好聽，但實質很爛》一文里解釋了（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126）。就說這次恐怖襲擊陰謀，拘捕的嫌犯都是加拿大居民，或者出生成長在加拿大，或者移居到加拿大，不是從其他地方潛入加拿大搞破壞。在多元文化主義“沃土”里成長起來的這些加拿大居民，如今要置其他居民於死地。他們的“爆炸文化”或許也是多元里的一元，因而也要加以保護吧。

曾幾何時，加拿大的最大理想竟然成了“和美國不同”。好幾次有加拿大人告訴我：“我們出門旅行，包上掛加拿大國旗，大家都對我們很好。有的美國人出去玩都說自己是加拿大人。”幾個人都是一臉的神氣。

不是堅持真理，也不是主持正義，而是被人喜歡，成了讓很多加拿大人感覺無比滿足的東西。

難怪當本土製造的恐怖嫌犯被抓的時候，有編者按喊出這樣的昏話：我們是加拿大，維護世界和平的人，這裡每個人都是好人。什麼人會想到來傷害我們呢？這是為什麼？

如果相信世上有小偷，那麼為什麼不問問：這裡每個人都是好人，你怎麼會想到來偷我們呢？為什麼？

小偷之所以是小偷，就是偷東西的時候不管你是好人還是壞人，誰好下手就偷誰。專偷壞人的人，不叫小偷，或者叫俠盜，或者叫替天行道的好漢。既然加拿大境內也有殺人越貨的罪行，為什麼換到國際事務上就不理解了？

更多的加拿大人說：我們不和什麼人為敵（we are not against anybody）。

不與人為敵，當然很好，只要這世界沒有希特勒和本拉登。我想問我的加拿大老鄉：你們願不願意與希特勒為敵呢？你們是選擇作希特勒的敵人，還是作他的朋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幾十萬加拿大勇敢男女用他們的參戰給出了清晰的回答：希特勒你這個人渣，我們是你的敵人。與法西斯為敵的二次大戰，加拿大獻出了四萬多生命的代價。假如二戰爆發在今天，信奉另外一套哲學的加拿大人會如何選擇呢？或許他們會把拿起武器冒着生命危險投入戰鬥的人叫作“殺人犯”，而要求理解真正的殺人犯希特勒，與希特勒不惜一切代價和談。那樣，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加拿大再不用為英語和法語的事情爭論不休、浪費錢財了，大家都講德語，誰也別看不慣誰。

對罪犯的容忍，就是對受害者的殘忍。這個淺顯的道理，對很多加拿大人來說突然變得難以理解了。我們對殺人犯聽之任之，幾乎必然意味着更多無辜生命被傷害。難道因為那受傷害的不是自己，就可以當好人嗎？更噁心的，就可以自以為義的指責不和殺人犯妥協的人嗎？這不是偽善，還能是什麼？

加拿大人以維和為驕傲，自認為是維和的國家。裡面有個“和”字，就比戰爭動聽多了。而不大動聽的現實是，按照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人員數目，加拿大排名是第50。自我形象的認可，並不需要事實支持，就像左翼自由派人士往往認為自己在道德上優越於右翼保守派人士。這是信仰，即使一切數據都指向相反方向，也不會讓他們有一刻的動搖。

維和，顧名思義，維持和平是也。那就要先有通向和平的道路給你維，沒有和平的機會，還維持什麼？被加拿大引為自豪的第一次維和行動就是個例子。1956年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介入中東的蘇伊士運河衝突，是在戰爭雙方停火之後。為什麼雙方能決定停火，讓聯合國維和部隊進來維和？那是美國和蘇聯的壓力的結果。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直接警告英國首相艾登，要求英法撤軍的聯合國議案就是美國提出的，美國還運用了經濟手段讓英國人難受。沒有美蘇兩國唱黑臉得罪人，根本沒有加拿大當好人的機會。兩個國家說話為什麼管用，為什麼有人聽？難道沒有美蘇兩國具備強大戰爭能力的因素？而調停戰爭，古已有之，絕不是聯合國發明的新產品。假如戰爭雙方里的一方繼續決定打下去，這維和是實現不了的。

明明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逼和功勞更大，可在很多加拿大人眼裡，維和摘桃子成了最了不起的事情。這就像抓捕武裝罪犯的警察不算什麼，倒是對付解除了武裝的囚犯、維持監獄秩序的獄警成了英雄。這是什麼道理？

Being nice不是壞事，但是還有比being nice更難的事情，那就是負起責任。在這個世界，很少有承擔重要責任的人同時總是對人很nice。不要說人，就說救護車好了，那叫聲一點都不nice，但是，那難聽的聲音一方面可以避免馬路上的人員傷亡，另一方面可以及時救助有需要的人。有誰會希望救護車不聲不響排隊行駛呢？

總需要有發出難聽聲音的救護車，也總需要有對子孫承擔責任的準備發出難聽聲音的人。

加拿大Mackenzie Institute主席John Thompson指出，在2005年倫敦恐怖爆炸襲擊之前，倫敦警方已經成功阻止了5起襲擊公共交通設施的恐怖陰謀。“會讓你吃虧的不是你已經知道的陰謀，而是那些你還不知道的陰謀”。

醒醒吧，趁着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