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大陸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當城鄉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憲法稱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生活在全民和集體所有制的大家庭內，個人做生意是個陌生詞。然而，大躍進、人民公社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人們突然感到買賣自由是條迫不得已的溫飽路。從此，地下的、公開的個人做生意、擺脫集體走單幹已無法阻擋。由此而來的生存權、私有財產（也就是雞、鴨、蛋、豬、羊、收入等）支配權突現在政策和法規的視線內，民生與民主不再是官樣文章了，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檢驗。

我家有過買賣自由的經歷。解放前，私有制，有錢買房買地天經地意。解放初，一化三改前（註：一化指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指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 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治國方略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描述那樣：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它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1949年9月29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政協共同綱領 ，以根本大法（即憲法）確立了上述治國方略。

我家的買賣自由，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土改，動產和不動產的私人財產受到保護，土地多少畝、房屋有幾間，就連有幾棵樹都定案記載，發証到戶。很有趣的是，因我是男孩，父親在外，戶主寫我大名。至今看到複印件，讓我感慨不已。

1951年，我父親給家裡買了六畝地。1952年爺爺去世，又賣出三畝，由我劃押。奶奶教我，劃押時你不劃，人家會添錢。那天晚上，奶奶領我到中証人家，煤油燈下的儀式空前絕後。只見中証人歲禿子拿出契約唸，然後讓三方按手印，讓我按，我不按。歲禿子說了，賣主不劃押，買家再添錢。買家應允拿錢，經中証人給我，我交給奶奶，然後向在座的磕頭。

我們在自已的土地上種蔥，培土，施肥，澆水，長成後梱好梱，半夜起床，將蔥放到推車上，奶奶推車，我們孫子孫女跟着，進城賣。天亮了，太陽東升，一車蔥賣個塊二八毛的，奶奶再去買碗甑糕，幾個孫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那時，農村、城市擺攤的多，生活也挺方便。

合作化後，農民土地入股；公社化，又搞一平二調，農民無法進行大交易，就靠雞下蛋換油鹽醬醋。三年困難，群眾餓肚子，教訓了黨，出台了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和制定相應向農民退讓政策，重劃自留地、公社劃小、隊為基礎，但單幹不行。我還做為工作隊搞了一段政策退讓工作。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經濟有點好轉，作買賣合法，政府稱這種交易為農村初級市場，群眾叫自由市場。國民經濟快步發展，繁榮昌盛已露新貌。文革來了，批資批修、批回潮一浪接一浪，最後竟可笑、可惡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一根苗”。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經濟恐怖中，農村不准養雞、不准養豬，原分的自留地回收，把農民往死路上逼。那時，農村生活很苦，可農民一天天還得卷進派性、武鬥、造反的旋渦中。你都吃不飽，孩子上不了學，生存權、教育權都不保，你還有心氣去寫大字報、搞大批判，在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面前撒些無產階級鐵拳的威風，在劉少奇名字上劃個大紅叉，享受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大自由？！這難道就是幸福生活，就算登上了上層建築領域，成了國家主人？！

再說城市。我們生母去世早，從小與繼母生活。這人最有商品意識，開茶館、跑生意、出租房、賣燴菜，頗能幹。孩子們上學，經費她 大包大攬。文革中不准做生意，她當耳旁風。我父親聽政府的話，顧大局，顧面子，常為此事與她吵。一次街道聲言要挨家挨戶抄家，我父親下班回來連夜把拉煤的架子車、燒火的鼓風機扔到城河裡，省得來人說你家做生意，搞資本主義 。我繼母卻是另一風格。街道辦事處嫌她賣茶水，就通知她到辦事処，不准回家。老太太也有招，抱着我一歲多的女兒陪禁，要吃飯了，她把孩子扔在那裡獨自回家。孩子哇哇哭，辦事處的人無法，只好叫她抱孩子回家。我父親知道後，大訓老太太。老太太委曲說，你扔架子車、鼓風機我還沒說你。我扔下孩子也迫不得已，要不辦事處三天兩頭來找事。
全國情況更為嚴重。其中焦點問題有長途販運、吃大鍋飯、清除資產階級法權等。

一、先說長途販運。有商品就有流通。把商品運到異地，賺取價格差的方式，自古以來就有。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貿易帶動了商業發展，明清則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就講商品、交換 、貨幣或商品流通。然而，共產党進城後，習慣供給制，短視商品經濟，長期認為長途販運是投機倒把。

1963年1月2日中央下文決定，對私商的長途販運要堅決取締。一切商品都不允許私商長途販運，否則予以沒收，嚴重的並加處罰。在國營商業和供銷社能夠進行長途販運、組織地區調劑的情況下，如果允許私商長途販運，它只能助長投機倒把，助長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對國民經濟只有壞處，沒有好處。至於有一些交通極不方便的邊遠地區，由於國營商業和供銷社力量比較薄弱，可以允許商販把一些有用的東西長途販運出來。這些商販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發給特許營業執照。

1975年《紅旗》雜誌第８期一文講得很嚇人：農民家庭經濟無論是生產方針、經營管理還是收益分配上，都有一個堅持什麼方向，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比如，在經營路線上，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還是重副輕農，棄農經商；在作物種植上，是服從國家計劃的指導，還是搞自由種植；在產品銷售上，是執行國家規定的政策，還是熱衷於搞自由貿易；在收益分配上，是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還是片面強調個人利益，不留積累，搞分光吃淨，如此等等，這些問題並不是所有的社、隊都能夠嚴格按照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處理。有的不顧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單純追求經濟收入，作物自由種植，擴大生產與需要之間的矛盾；有的不按國家規定銷售農副產品，甚至違反政策，通過自由貿易的渠道去賣高價；有的搞高工分、高補貼，擴大報酬差別。這些做法不僅腐蝕幹部社員的思想，而且也往往為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開方便之門。上述情況說明，集體經濟內部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是相當激烈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勢力往往會從內部來干擾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個體經濟已經變成集體經濟，小生產已經變成集體生產，就一定可以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了；相反，在集體經濟內部還經常存在着一個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同時也不能認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正在逐步發展壯大，就可以放鬆警惕。搞得不好，偏離黨的路線和政策，集體經濟仍然會蛻化變質。
二、吃大鍋飯問題 。這涉及到按勞分配、個人能動性與生產效能的互動關係，說到底是錢的問題。合作化後，農民掙工分吃飯，工分多少按青壯老年齡評定，由於出現男女老少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一個樣，勞動者鐘聲響了，下地磨洋工；城市職工雖掙工資，但工資低，常年不漲，在大批物質刺激、福利主義的暄囂中，沒有額外補貼，只好躺在社會主義優越性上，讓國家包。國家左得要命，老百姓哪有積極性？你讓工人階級當領導階級，怎麼領導？我發現，工人進駐上層建築各領域領導鬥批改時，拿手戲是憶苦思甜。不少人憶來憶去憶到三年困難時期。我想，他們在企業掙錢多了，才不願去那些鬼地方。

三、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後改譯資產階級權利）。

馬克思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由於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着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哥達綱領批判》）。

毛澤東是主張破除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他講過，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 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1975年他將張春橋1958年寫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印發全黨學習討論。當時認為，劉少奇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在工農大眾中推行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擴大三大差別、擴大貧富懸殊，為他們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鳴鑼開道。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但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而且人們的私有觀念還根深蒂固，私有的欲望、個人利益在社會每個角落到處遊蕩，時常包圍腐蝕人們的靈魂。

對此，中共在1981年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有了清醒認識：“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

錯誤的理論，反映了黨在執政中的歷史局限性，但又自以為得計，難以糾正：新民主主義階段一閃而過，社會主義過渡期積蓄不足，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經驗，試行共產主義超越時空；不懂得中國走的社會主義道路只是初級階段，而且要走上百年。

錯誤的理論，剝奪了人在社會結構中必須享有的物質和非物質的財富。用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來衡量一切。違背了《共產黨宣言》中的名句：“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

錯誤的理論，指導出來的實踐無疑是制約了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作用。

現在再回到買賣自由的話題上。

買賣自由與否，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縱觀56年大陸，什麼是買賣自由的好時機？我認為是解放初和現在。

（一）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即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過渡時期，國家在全國還未完全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改造。買賣自由屬於繼承性質，自然自發，早有定勢，並無新意。這樣說，買賣自由是不是取決於私有制？不完全。

問題在公有制後，如何理解公有制，如何對待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如何認識生產力的發展。黨認為，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禦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需要走互助合作道路。隨着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這本是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但在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中，出了偏差：過急、過粗、過快。1958年更是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輕率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本應糾左，結果1959年毛澤東主席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直到文革，反右擁左達到頂峰。

這段歷史有個奇特現象，什麼時候買賣自由被禁，國家肯定左得要命，人民勢必吃苦；什麼時侯為買賣自由鬆綁，肯定國家有了病，要拿它當藥吃。也怪，買賣自由只要一活躍，國民經濟就發展。

（二）市場經濟時期。買賣自由是開放市場體系組成部分，是實現城鄉市場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銜接，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必不可少的一環。認識到這一點是用沉重代價換來的。

鄧小平的貓論、1975年的整頓、1992年提出的實行市場經濟，改變了中國面貌。黨認識到，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16大黨綱說：“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現在，做買賣在中國成了熱門行業，一年一個樣。一聽生意人、大小老闆、老闆娘，顯得比其他人更牛。您稍留意一下，哪包工頭、浴池老闆、灑店掌櫃的、中介經理、快遞總裁等，都有幾處home、幾部車。咱們換個正規說法，正在建立、逐步完善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浪潮中，買賣自由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公民、法人、企業均可參與買賣；買賣形式多樣；買賣手段靈活、快捷，科技含量不斷增強；買賣有法有規可依；買賣的經濟行為發展成為新型的社會服務行業，如物流、快遞、網易。說到這裡，誰也不會懷疑中國經濟快步增長與買賣自由的健康發展有關，與民主的發展有關。

買賣自由後，又出現了自由買賣問題。現在的中國像個大賣場，買賣自由可以說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吐舌頭。除了國家有規定外，誰都可以染上生意。農民滿天下飛，中國人滿世界跑。國內市場有序與無序並存，什麼生意都有人做，但無照經營、欺行霸市、制假販假、偷稅漏稅等擾亂市場行為也讓政府頭疼，稅務、工商、城管在管理中，常出現違法行為。這些都是需要不斷解決。當有人懷疑中國民主時，是否可以從經濟體制、買賣自由上考察一下，看哪個發達國家比中國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