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荊楚

所謂“官本位制”，是借用貨幣制度的“金、銀本位制”而言的一種價值體系。意即拿官銜大少、職位高低來度量一切，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人格、尊嚴之價值。就象用金銀作為本位貨幣來使用時，發揮它本質的“價值尺度”職能，用它來表現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這也是一種對應於英美發達國家以學識能力為本位的“能力本位制”的一種社會價值體系。

近年來，許多青年人的閒聊胡侃，他們不談學業，也不談工作，更不談發明創造，談來談去總離不開“升官”的話題。不是眼饞張三，因為今天採取什麼手段弄了個什麼官，就是羨慕李四因為運氣好，巴結到某個實權人物而提了個什麼“長”。好像中國人魂縈夢系的，就是一個“官”字。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和潛意識中，“當官出仕”才是他們生活的終極目的。如果沒有了對“官銜職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標。也只有把自己安置在官位上，才能顯示他生命的價值，才使他的生活過的充實而有意義。於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腦袋往官場裡鑽的現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買官”的路子。我想，這種人一旦得勢，對於他的家人和親戚朋友來說，也許是一樁“洪福齊天”的大好事，因為他們從此可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卻是一群災星禍水。因為他們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撈回原先的“投資”，並力爭“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縣委書記所說的那樣：“當官不為錢，請我也不來”。因此，該官在任上必然使該地“天高三尺”（因地皮被刮低了三尺），而其治下的人民卻淵深三丈也。而那些沒什麼路子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趨勢為光彩，以鑽營競奔為能事，以“扯大旗”為榮耀。 我想中國社會的盲目愚昧，中國社會的落後貧窮，與這種“官本位制”觀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中國人不是以“官銜、職位”作為人生的唯一目標，就會有更多的人從事科學文化創造，就有相當程度的科學文化昌明，就不會長期是一個弱國寡民的形象。中國早就應該躋身先進國家之列，跨進文明社會行伍。

也難怪，中國經歷了漫長而野蠻的專制統治，專制制度出於愚民的需要，只允許世人在專制文化的窠臼中削足適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殺於搖籃之中。專制統治者為了粉飾自己的“開明”和“求賢若渴”，也為了消彌人民的牴觸情緒，防止人民起來搶他的交椅，就發明了“開科取仕”的把戲。自明代以來，朱元璋將科舉考試的內容嚴格規定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這就把一代代知識分子活埋在對的四書五經皓首窮經之中。將一代代讀書人的聰明才智，用於考據和解釋維護封建倫理的孔孟之道上。將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綁在等級森森、暮氣沉沉的專制統治的機器上運轉。讓莘莘學子們拼着老命往這獨木橋上擠，使他們對開科取仕“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清初廣東學者廖燕對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說：“吾以為明太祖以制藝取仕，與秦焚書之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他又說，秦代焚書是使人無書可讀，而八股取仕則使人有書而不肯讀。讀書人一天到晚揣摩四書五經的“微言大義”，對其他書自然“咸束高閣，雖圖書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所為。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棼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陳四益《不焚之焚》，見祝勇編《我們對於飢餓的態度》一書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時守舊大臣鄂爾泰亦一語中的、不打自招地說“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籠絡人才，舍此莫屬”（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282頁）。

在這種埋沒人才、戕伐心智的科舉制度下，有那幸運的學子，一旦金榜提名，就象是鯉魚跳進了“龍門”。統治者就會借之大肆張揚，以示其“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豈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運兒光宗耀祖、身價倍增。由於科舉考試在內容和範圍上的先天不足，加之僅憑專制統治者個人好惡來取捨留汰，再加上專制社會官場腐敗、舞弊成風，在光鮮耀眼的舉子背後，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沒，有更多的人中龍鳳被消蝕。

在中國古代，有多長的趕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間悲劇。經過一千多年的強化馴育，“學而優則仕”，業已成了中國人的根深蒂固的潛意識；鑽營競奔，業已構成了國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一代代中國人條件反射式的思維定勢。

這種埋沒人才的開科取仕制度，把全民族的莘莘學子引入“子曰詩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而將經世濟用的自然研究視為“奇技淫巧”和“雕蟲小技”。使自然科學研究人才日見稀缺，而充滿迂腐酸臭之氣的“孔乙己”則汗牛充棟，真正的濟世通儒則萬不見一。而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則更加觸犯了封建統治者的禁忌，必遭“大逆無道”之罪名而被“誅滅九族”。使中國的科學、文化、技術事業近於窒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國只剩下了一隻腐朽停滯、愚昧落後、顢頇橫蠻的巨大軀殼。西方列強開來幾艘炮艦，就把它打了個稀巴爛。號稱“華夏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他在廣州擔任欽差大臣期間，聞言鎮海炮台（今舟山群島）被英軍功占後，他大惑不解地說：“素聞洋兵無膝，一仆即不能起，何至於斯”（黃鐘著《遊手好閒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頁）。天朝大國的華麗衣飾內，卻包着一塊腐爛不堪的“弱肉”，幾乎落到了任憑西方列強分而食之的地步。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巨著《天工開物》，竟在中國失傳一百多年，直到本世紀初才從日本傳回中國“歸宗認祖”。該書的作者宋應星在序言裡感嘆：“丐大業文人棄置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這是很有先見之明的無奈感嘆。

到了五四時代，先賢容閎、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輩，後哲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將“開科取仕”批得體無完膚、揮身髒水。先賢后哲的不懈努力沒有白費，開科取仕再沒了兜售的市場，而代之以新式學堂，授之以現代科學知識。不再將那“子曰詩云”和“之乎也者”作為學生的唯一功課，從而造就了一大批蓋世奇才，為中國的進步和人類文明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開科取仕”雖然被取締了，但人們的思維定勢的扭轉卻異常艱難。現代之中國，雖沒有了開科取仕的鑄范可循，可“官貴民賤”、“官本位制”的觀念卻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卻顯示了它巨大的歷史慣性和生存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銜大小、職位高低，作為社會中心價值的奇特現象。

例如現今流行的哪一級別的幹部，就配哪一擋次的車、住哪一標準的房、享用哪一等級的出差補助，連死後化成了骨灰，對追悼會的規格和骨灰盒的擺放位置，也都體現了一種嚴格的尊卑次序，且一點也馬虎不得的，否則就是嚴重的僭越或“政治錯誤”，令你就無法收場。

對於那些不夠資格配享專車的低級幹部，他們也要出去考察“煙酒”（研究），則以乘飛機、坐軟臥、用硬臥等標準來區別之。等級之間的界限頗為嚴格，輕易僭越不得。如果無視規定硬要擺譜，就算不追究他僭越犯上的“嚴重錯誤”，也要自己陶腰包。

在這種嚴格尊卑等級秩序下，那些記者、教授、研究員、院士、僧侶們，因為當初忘記了給他們定個行政級別，他們在外出辦事時，登機、乘車、住宿和聯絡都挺不方便的。那好辦嘛，就按他們的資歷深淺，授給他們相應的行政“級別”吧！所以才有了讓內外人士十分費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頭銜：如 “某某為廳級教授”，“某某為局級記者”，“某某為省級院士”，“某某為部級和尚”，“某某為地級研究員”等，此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種做法，雖能解沒行政級別的記者、教授、院士、研究員、僧侶們的一時之尷尬，卻又進一步強化了國人的官本位制觀念，使中國的社會意識始終在“官”字上轉悠，陷入一個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之中。而社會的文明進步，卻因此變得異常緩慢和艱難。

“官本位制”觀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們眼裡只盯着官銜職位，使得國人有“一葉障目、不知泰山”的狹隘和無知。在一個官本位觀念濃郁的特權社會裡，人們只知道官銜職位能帶來一系列特權，而不知社會除了官銜職位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要人去參與。在毛澤東時代，曾極度貶損和打擊人文知識分子，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他青年時代飽受知識界輕賤，從而使之形成仇視偏狹的病態心理因素外，大概也與中國社會的“官本位制”和“官貴民賤”觀念的濃熏重染，也有很大的思想淵源關係。

與上述“唯官是求”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種“厭官心理”。這是一架哈哈鏡的另一面。因為近年各級官吏所作所為，使社會人士側目而視，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譽很是不好。於是便使很多人產生了厭惡情緒。從而形成了一種“一流人才做學問，二流人才辦實業，三流人才才當官”的社會觀念。報載廣東等發達地區的不少家長見孩子學習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罵曰“讀書不用功，學業沒指望，將來只能去當官”。一些企業主見員工呆頭笨腦地不中用，也狠狠地責之曰“看來，你只是一個當官的料啊”。

這種社會觀念的出現，就是這種“厭官心理”的集中體現。對於這種觀點，筆者也是極力反對的。

撇開這種從“官位崇拜症”的極端，走入“官位厭惡症”的另一極端的病態心理不說，假如真讓三流人才充斥各級行政和社會管理機構，恐怕中國人民永遠沒好日子過。這是由於三流人才沒有“慧眼識珠”的靈性，就會使一流人才所創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極大的浪費，就會把珍珠當泥沙、寶玉變瓦礫。也因為三流人才的學識文化和道德修養的欠缺，比較容易形成兩種心理：一種就是“學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另一種就是“無知者無畏”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種人，很可能為了防止別人搶他的“交椅”，而採取“武大郎開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則；而後一種人，則可能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總認為“楓桐縣裡無好人”。兩種心理都是病態的，都可能變本加厲地嫉賢害能。讓這種人手握國家各級權柄，他們很少會有“聖人在朝、國之寶也，聖賢不舉、國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這樣一來，最終還是國家受難，民族遭殃。

願中國的有志青年清醒理智一些，摒棄這種腐朽沒落的“官本位制”和“唯官是求”的意識，用更多的精力來充實自己學問見識、完善自己的品德修養，爭做人類文明傳道者和科學文化的創造人。也願中國的有心人，在認清了官本位制對社會的危害後，對其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蒼蠅老鼠之骯髒腥臭，避之猶恐不及。在此基礎上，再努力營造出一個以能力、學識、德行等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積極進取的社會價值體系，為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

也願當前的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養，多掌握一些科學文化知識，積蓄一些正義良知。雖然現在學習和養成這些文明素質要花費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誤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較多的文化科學知識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為大眾謀福祉，才有可能為社會做出較大的貢獻。

更願那些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和不凡才華的有志青年，儘快脫穎而出，使之充實到各級行政機構或管理崗位中去，使之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民，開一代廉潔正直的官風民氣。

相信在社會各界和各地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種“盛氣凌人、酒氣噴人、胸無點墨、心無廉恥”的幹部，那種“官油子”和“官混混”們，以後會越來越少，而出現一些才華橫溢的、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真正的政治家。也願我的良好祝願，不會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說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