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勞拉•維爾德(Laura Wild)代表《美以美會教報》(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參加期待以久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開幕儀式。金陵女子大學在“遍及這個國家的對新式教育的巨大呼聲和期盼中”的建成向我們證實了如何去避免“那種最醜陋的美國式磚結構建築在世界上的令人恐怖的不斷複製並試圖以此來推行美國式文化標準的潮流……年輕的中國會告訴我們，現在看到的才代表着新的世界”。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錢上——“人們在這方面走得太遠了”，勞拉•維爾德認為，使得有太多的權威們製造出“令人遺憾的建築景象”。在她看來，金陵女子大學的建築師亨利•墨菲有理由贏得眾人的尊敬，因為他設計出了“既滿足現代實驗所需、又非常方便生活的建築，而且它們都有着具有中國特色的美麗的屋頂和裝飾”(Wild 1923,5)。

　勞拉•維爾德稱讚金陵女子大學的建築，不僅是由於它們滿足了學校創建者們的期待，它們還在不犧牲中國傳統特徵的情況下滿足了現代教育之所需，這體現了對於教育和美的一種觀點——那種觀點在維爾德看來應該成為一個準則的，然而卻並沒有如此。她指出，在很多情況下，傳教士們要麼為了省錢而放棄美觀，要麼忘了在中國蓋房子的財政現實而刻意追求美觀，結果半途而廢；而亨利•墨菲卻能很好地把握建築上經濟和美觀之間的平衡，在着眼於建築藝術表現的同時，又不忘財務的承受力。維爾德實際上是在說，墨菲的建築創造了藝術和經濟之間完美的和諧統一的樂章。

　墨菲早先在長沙所獲得的成功，使得他幾乎是終其建築師生涯都在從事他所謂的“改良式中國建築的復興(adaptive 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Murphy 1928)。通過緊緊盯住這種改良式的復興，墨菲就能夠將當他在中國工作時傳教士們所考慮的建造建築的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墨菲對於商業效率的重視，贏得了那些時刻關注自己財務狀況的傳教士們的青睞，同時他對在設計中體現中國傳統特色的強烈意識，又讓那些認為一種革新和進步的建築風格跟傳教理想恰相吻合的傳教士們感到滿意。

　1918年，美國政府首席駐華代表保羅•萊因奇(Paul Reinsch)表達了這些理想，他在清華學堂1918年畢業典禮上說道(Reinsch 1918)：

　　在舊文化與現代條件所要求的富於效率的體制那令人生畏的距離之間，架設起一座橋梁，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中國古老而深刻的哲學以及優秀的文學遺產都打動着美國人民，他們對此懷着崇高的敬意，並希望這個國家根本的傳統美德和散發的藝術魅力能得到保留；同時也相信，只有將我們的教育導向付諸實踐，並始終保持一種全力以赴去實現至善至美的使命感才能實現這一點……同時這一點也必須通過現代教育才能達到……如果這樣一個理想能在中國得以實現，我確信美國人民會為之感到無比高興，這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進一步說，一種進步、自由且有效的國家生活的存在將使中國所有一切的美好事物有了保障，這也是美國對世界的普遍希望。　

由於墨菲的觀點符合他那些眾多的傳教士業主們的要求，也因為墨菲作為一個建築師表現出強烈的自信和熟練的實踐能力，讓他的競爭對手們難以超越，更由於墨菲於1918年7月在上海外灘開辦了個人事務所，作為他位於麥迪遜大街的總部在上海的分公司，1918年至1919年間，墨菲被傳教士們競相聘用，去幫助他們擴展在中國的教育事業(Stauffer1924)。除了雅禮大學的項目，墨菲又開始着手設計北京的清華學堂校園規劃、上海的復旦大學規劃、福州的福建協和大學以及金陵女子大學規劃。

　1918年9月墨菲會見了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德本康(Matilda Thurston)以及南京大學校長包文(A.J.Bowen)。他們一起視察了金陵女子大學新址的場地情況，並探討將來建築的各種傾向和可能。德本康自墨菲在中國剛一開始開展業務，就對其傑出的建築造詣欽佩不已。她和她的丈夫勞倫斯•瑟斯頓(Lawrence Thurston)曾於1903年輔助過長沙雅禮大學的選址，其後儘管勞倫斯•瑟斯頓在1904年去世，德本康仍然返回長沙擔任教學工作，從1906年直至1911年。1913年她調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之後，就十分關注建築業的發展(Thurston and Chester 1955; Hunter 1984,153)。此外，據查考，墨菲和勞倫斯•瑟斯頓是在同一時期就學於耶魯大學，很有可能當時他們就已經彼此認識了。

　在南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提供的巨大幫助下，金陵女子大學開始購買土地建造大學校園。同時，德本康也開始思考誰將是最合適的建築師來為200個學生設計一座優美的校園。1918年亨利•墨菲被選中，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在長沙的出色表現，而且還因為他與燕京大學的關係。司徒雷登博士那時被調往北京去負責燕京大學的管理，而當時墨菲正在燕京大學與司徒雷登的弟子愛德華L.史密斯(Edward L.Smith)密切交往。(當時金陵女子大學仍在修建中，而墨菲已開始設計燕京大學，後者於1927年在北京西北郊正式成立。)

　墨菲優秀的資歷和良好的信譽，打消了德本康的疑慮(德本康關於墨菲的積極評價見於她1918年9月20日給本達［Bender］小姐的信，承蒙紐約市協和神學會伯克圖書館允准引用此信，in Burke Library of 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Box 5,folder 18.)此外，墨菲設計的長沙雅禮大學也符合德本康和整個金陵女子大學管理層對建築品質的要求。在紐約的管理層手上有40000美金可用於建設，但被要求 “只能蓋不超過二層的房屋，必須具有中國式的屋頂”。但德本康卻希望未來的金陵大學能看到的不止是中國式的屋頂。1918年7月25日，她寫信給墨菲說道：“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它們在屋頂之下的東西也是中國化的，只要我們全力以赴去追求它的話。我認為你為雅禮大學所做的設計草圖，就比其他所有我見過的建築更接近真正的中國式樣。”8月3日，墨菲對此回復道：

　　您認為建築在屋頂以下的部分也應該保持中國式樣，我亦深有同感。的確，屋頂是整個中國建築中最顯著的特徵，但是中國建築的特色是貫穿整個建築的，它的開窗，實體與虛體的關係，整體表現與細部處理等等，都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我們想在現代建築上獲得這些精彩的中國建築特徵，是一點也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能在模仿屋頂之外再做點什麼。 　

　　1918年，墨菲仔細的視察了南京的選址狀況。場地總共占地27英畝，包括11個小湖面，分布在整個場地南端的一個小山腳下。另外，如何處理其中的上千個墳墓，以及如何明確劃定這個不規則場地的各個邊角所在，這些問題也正與當地部門商討之中(Thurston and Chester, 1955 ,26)。於是，巴克(Henry E.Baker)就在1918年3月至4月間對場地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測繪，並將結果帶回上海，並用墨線在上面勾畫了初步的分析和設計。九天后他們又到南京和德本康女士進行了會晤，其後墨菲和佛塞斯(Forsyth)又在上海同她商討了多種規劃可能。他們逐漸將選擇範圍縮小到一個總體方案，然後在其後兩周內將它仔細畫了出來。

　墨菲的備忘錄詳細記錄了在初步研究過程中他自己對於整個校園規劃的一些看法。首先，比起如何讓一堆建築都呈現出中國式外表來說，他更注重這些建築在總體規劃上應如何進行布局。墨菲相信整個場地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一條自東向西橫貫中部的窪地，因而將這條窪地的中分線作為整個建築群體的中軸線，就能將整個場地與建築完美地結合成一體。”這個決定意味着，墨菲在這裡實現了對中國建築原則的第一次革新，因為中國傳統的總體規劃里，中軸線總是嚴格的保持南北走向。然而，南京這塊場地南端分布着小山，不可能做出南北向軸線。

　墨菲的第二個決定，就是將校園建築群放置在山腳下的那塊平坦高地上，而不是放在斜坡上或山坡頂上。

　這種格局的關鍵問題是，對南京的氣候而言，應側重保證冬季而不是夏季的舒適。因此，最好的處理是利用小山的遮擋，而不是利用山頂的微風，因為這所大學在夏季最熱的時候是放假了的。而且整個環境中最好的景觀朝向，就是面向東部的那個小山巔。而那個小山巔恰好位於我們設計的主軸線上。　

　　除了避免冬季惡劣天氣的考慮外，另外一個想法就是既讓女生宿舍相對獨立和隱蔽，又可以更好地安排學校其他大量的單體建築，保證讓它們最大程度地享受到陽光。四幢宿舍樓將以院落的形式布置在場地的最西側，對此墨菲表示：“我們的想法是將宿舍圍合成的庭院精心設計成中國庭院的式樣，整組建築的每個細節都應該處理成中國傳統的式樣。”這就是說，景觀環境(通過石拱橋串聯着的池塘)和傳統中國的庭院配置，都將體現出一種完全中國本土化的風格。

　同樣的理念也運用到其他建築的設計中。圖書館、小禮拜堂、體育館、兩棟“誦經”樓和兩棟教工住宅都是南北向布局，位於學生宿舍東邊；除了教工樓外，其他建築構成為一個大院落。墨菲希望學生能很方便地到達教室和實驗室，他考慮到許多科學實驗都需要柔和且發散的北面光線，認為由於圖書館和禮拜堂是公眾最頻繁出入的場所，因此“它們應該放在最東端，靠近公共道路，以優雅的方式與通道側面相連”。而通道的設計品味在“整個校園組群中非常重要”，墨菲肯定地說道，它的品味格調必須大大提高，通過“將目前位於東部場地的三個池塘串聯起來，人工創造一些小溪流，上面搭上中國園林式的小橋，以此來獲得一個富有吸引力的景觀效果。而從實際使用的角度上說，將圍繞中央池塘修建環形快速路，使前往禮拜堂和圖書館的機動車能非常便捷地進出。”

　墨菲根據自己在以往項目中的經驗，向德本康校長及整個金陵女子大學項目的管理層提交了這份初步規劃方案。“這種建築的布局完全符合我們心中的理念，取法於我們設計過的所有其他校園規劃中最好的方面，……”墨菲非常自信地說道，“……宿舍順着自己的軸線從東至西，而教學樓也沿着自己的長軸線自北向南布置。”在雅禮大學和清華學堂的規劃中，景觀效果起到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墨菲從中學會了如何通過組織軸線來達到突出重點建築的方法，以及運用一個開口的方庭來展示建築物的立面。另外，墨菲在福建協合大學項目中就面對過富有挑戰性的山地規劃，因此這次在面對金陵大學項目時，他並不會比第一次毫無經驗地去面對福州項目時更感到懼怕。在設計復旦大學時，他就提出用小巧的拱橋來實現一種風景畫的視覺效果。這些改造和創新，在1918年夏天的墨菲的腦海中還剛成型，而到了秋初的時候，就完全地發展和整合到了金陵女子大學的規劃方案中。

　方案的進展是十分迅速和令人鼓舞的。整個秋季，墨菲和佛塞斯與德本康在上海南京兩地配合默契。同時，達納也順利地與紐約的金陵大學美國建築委員會相互溝通着，而後者的成員又不斷地與德本康校長就設計進展以及籌措建築經費等問題進行着商討(Rabe 1978,35)。達納等着墨菲郵寄來最終的“初步設計”圖紙，以便安排畫圖人員進行細部設計。1919年1月，紐約的管理層批准了目前墨菲所作的方案。而建築師與業主對於整個規劃也有了一致的目標。此外，德本康和她在紐約的同僚又同意修建400人規模的學校，而不是原先的200人規模。德本康和墨菲先確定了禮拜堂、圖書館、科學館、教學樓、一棟教工宿舍和一個樣板宿舍的小比例平面及立面。另外，他們還估算了每立方英尺建築的造價，並初步確定出基本的建築尺寸。直到2月7日，達納和紐約的委員會還沒有收到墨菲的計劃框圖，但是他們並不擔心。他們知道一旦圖紙寄到，就可以“用一張彩色的總體鳥瞰圖去申請資金，而第一批四幢建築的平面圖和透視圖也即將畫出來，這會向那些希望整個建築能成為紀念物的投資人們清晰地展示未來建築物的風姿”。

　墨菲 3月底返回美國幫助把準備工作弄好。1919年4月10日他會晤了金陵大學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在一起商討了六個問題。關於風格的問題，金陵大學應該是“徹頭徹尾的”中國風格，僅僅依靠一個懸垂屋檐、股部龐大的屋頂來表示中國特色的做法應該永遠放棄。德本康完全支持這種決定，儘管這意味着會增加 10％額外的建築費用(有關例證可見德本康1919年給威廉斯［Williams］和包文的信件，in Burke Library,Box 5,folder 19)。現在，金陵項目的管理者們在頭腦中已意識到，所需資金已經越來越大，而與此同時，墨菲也開始下定決心主動迎接日益增加的財政預算的挑戰。

　委員會懷疑，鋼筋混凝土能否替代磚石結構?對於這第二個問題，墨菲非常自信地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墨菲解釋道，只有當鋼筋混凝土變得無法想象的昂貴時，磚才應該可能成為主要的結構材料。“在任何情況下，”墨菲在他的報告中寫道，“考慮到持久耐用之後，都將採取最經濟實用的建造(方法)。”然而，卻沒有一個人提出這樣一個悖論，即用了鋼筋混凝土後，從結構角度來看，建築將永遠不可能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化”。

　經濟上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嚴峻的，當委員會提出第三個也即有關建築造價的問題時，墨菲建議說，1919年春季是將美金兌換成墨西哥幣的最好時機，因為“東方的銀行家都認為，金幣的價格不可能超過1.35到1.40個美金，更不可能到達2個美金的比價，而許多美國本土的教會權威們卻為此而一直等待着。”另外，在春季，建築設備從美國到中國的運費也相對較低。因此，支持墨菲的提議，也就意味着墨菲必須儘快把圖紙設計出來，以便能抓緊時間進行招標和準備不久後能簽訂合同。

　通過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見解，墨菲又提出對第四個和第五個問題的討論，即第一批建造的建築名單以及相應的工作計劃。如果委員會同意將建築兩幢宿舍、誦經堂、科學館和教工住宅作為第一批項目 (工程費用為175，000美金)，那麼以目前匯率折算就是220，000墨西哥幣，這些錢足夠去進行景觀建設、鋼筋混凝土構造和建築費用。這樣，委員會可以同時進行南北軸線和東西軸線的建設，而且這將對及時實現金陵女子大學管理部門在1月初投票決定的任務目標起很大作用，那目標是1921年9月第一批建築能竣工使用。為此墨菲提出了一個非常緊湊的計劃表：競標圖準備(1919年4月15日－6月1日)；在紐約進行的施工圖準備(1919年6月1日－9月 1日)；中國收到施工圖截至日期(1919年10月1日)；在墨菲和達納的上海工作室完成施工圖，與德本康女士協商以及設計說明書準備(1919年10月 1日－12月1日)；墨菲和達納上海工作室送出最終的圖紙和說明書，給承包商製作工程預算(1919年12月1日)；預算完成接收(1920年1月1 日)；簽訂合同(1920年2月1日)；工程開工(1920年3月1日)第一批工程竣工(1921年9月1日)。

　委員會所關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工程監理。儘管南京的管理委員會曾建議聘用當地的一家外國監理，墨菲卻反對這個提議，因為他認為到1920年春，如果真的需要一個監理的話，他自己的上海公司“就可以非常便利地承擔起監理的職責”。墨菲並沒有明說，自己來做監理而不從外面聘請，這意味着自己將多分得一部分利潤，同時也避免監理與設計方之間不必要的矛盾。然而結果是，金陵女子大學委員會完全被墨菲的理由說服，他們放棄了聘用監理的打算，由贊同墨菲所有的提議。於是墨菲和達納的東方工程部開始準備一張大的鳥瞰圖，而初步的施工圖紙設計在1919夏季之初就得開始，趕在德本康女士1919年8月上旬從北京來紐約之前。7月下旬，金陵委員會要求墨菲和達納送交九份綢布封面的鳥瞰透視圖，給全國範圍內與金陵大學籌款相關的女士們，因此這也在整個北美大陸的傳教士支持者和教育者當中宣傳了墨菲的 “改良式中國復興”的建築風格。在從1918年底到1923年底的整個五年期間，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專家們都把目光集中在位於南京西郊的那片基地上：墨菲和他的建築團隊、一個當地的土地商(德本康形容他“油滑得像一條鰻魚”［1921年9月6日給其家人的信，Box2,folder 17］)、上海的建築工人以及在工地上和美國國內的傳教士業主們。

　德本康由衷地喜愛金陵女子大學的規劃，“它像一個偉大的哥特教堂所具有的十字形，居住區的方庭形成十字架的兩翼，管理區和學院區組成其中央部分。”她說她喜歡“這種方式的象徵”，因為 “在庭院周圍中國建築的環繞之中，我們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教堂，它朝向天空，形成一個大大的十字架。”(1919年3月10日給其家人的信，Box 2,folder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