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檢察官就總統府國務機要費一案對總統夫人吳淑珍等人提出起訴。此舉毫無疑問不僅令台灣朝野震驚，同時也必定引起整個華人世界的密切關注。那麼這個起訴表明了什麼？人們應該以什麼心態面對這個起訴？我認為起碼可以從五個角度來看待：

●台灣民主傲人成績

首先，檢察官可以起訴第一夫人，是台灣司法的勝利，是台灣民主的成績。

檢察官清楚地表明，在整個偵調過程中，沒有受到壓力。所謂壓力，當然只能是來自執政黨的壓力。它說明，陳水扁政府自始至終沒有介入和干預司法人員的偵調。對於一個新生的民主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點。無論台灣的司法還有多麼嚴重的不完善之處，檢察官可以在沒有任何來自政府壓力的情況下，對總統、第一夫人和總統府要員進行司法調查，足以說明台灣已經進入了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時代。對於經過了國民黨無法無天時代的台灣來說，今天的成績是值得台灣人民欣慰和驕傲的。

●被起訴不等於定罪

第二，既然我們尊重司法，也開了一個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好頭，那麼下一步必須遵守的就是法律程序中最重要一個的概念：無罪推論。

被起訴絕不等於定罪。在第一夫人和相關人員沒有被法律定罪之前，必須認定他們是無罪的。由於台灣半個多世紀都在獨裁專制下，對民主國家法律中這個最根本、最原則性的概念並沒有清晰的認知，這就是為什麼在司法沒有定論之前，立法院已經兩次提總統罷免案，現在又要提第三次，更發生了街頭倒扁的鬧劇。起訴是司法層面的問題，而罷免案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在國務機要費一案沒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而且是在起訴書剛提出的當天，國親兩黨（現在又加上了台聯）立刻就表示要再提罷免案，如此迫不及待，明擺着是出於政治理由，為達政治目的。其結果，只能是迅速地把此案演變成更進一步的藍綠惡鬥（台聯在表明要超越藍綠的時候，已經和綠營劃開了界限）。

●辦案涉有政治傾向

第三，在民主國家，司法雖然是獨立的，但辦案人員卻都有政治傾向，並無可避免地把政治傾向帶入案件中。

這在民主非常成熟的美國也是同樣。例如當年偵查克林頓性醜聞的檢察官，雖然被稱為“獨立檢察官”，但卻是公認的保守派，所以對自由派的柯林頓毫不留情；他本人則遭到了以自由派為主的媒體狠狠修理。同樣，去年共和黨的副總統錢尼的幕僚長被調查起訴，該檢察官就被親保守派的媒體指責嚴重偏向民主黨。

這次起訴吳淑珍等人的檢察官，雖然自稱一直屬深綠（我現在對“深綠”到底指什麼，越來越不清楚），但他的起訴書卻有明顯的不公允之處，甚至有的言詞近乎給總統定罪。而且，在總統夫婦都有需要進一步向檢察官說明的問題，並且向檢察官表明了這種意願的情況下，對於牽扯到一國之元首和外交機密等這麼重要、複雜且棘手內容的情況下，檢察官不是耐心、全面地聽取充分的說明之後再做決定，而是在剛認定涉嫌犯法的兩天之後，在不給總統夫婦進一步說明機會的情況下，立刻提出起訴，不僅讓人覺得過於草率，甚至給人一種有急迫想定罪的感覺。這點勢必會影響到民眾對檢察官到底是否公正的認知。

藍營領導人馬英九們一被調查，藍媒就一片“司法不公平”的譴責聲，而這次統派媒體除了歡呼之外，不僅絕不再提“不公”，甚至激動到發專論“天佑陳瑞仁！”明擺着，對這個司法案件的反應，仍是藍綠抗衡的繼續。

● 國務費制度有弊病

第四，無論總統夫婦和其它官員最後是否被定罪，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個如何動用國務機要費的制度是有嚴重弊病的。

堂堂一國之總統需要靠搜集發票來核銷國務支出，不僅荒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更是對總統這個職位尊嚴的侮辱。更讓人無法不譴責的是，這種讓人用無關發票抵賬的做法，根本就是誘惑犯罪的制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這就是接受一個獨裁政權班底、繼承一個舊體制的惡果。古往今來，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國家，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無論做好做壞，它有一個自我系統的統一性。而民進黨靠選票執政，卻進入一個國民黨留下的體制和那個體制各個階層的人員，這樣在其程序作業的處理上，如果不發生矛盾衝突那才叫奇怪。

即使在國民黨後期，他們還有“奉天”和“當陽”項目的小金庫，裡面的錢在陳水扁接過來上交國庫的時候還剩幾十個億。國民黨的總統可以動用這麼龐大的資金，卻根本不必搜集亂七八糟的發票核銷，無論裡面漏洞有多大（從宋楚瑜的興票案就可清楚看出）。而今天陳水扁政府沒有了小金庫，不僅仍必須支出各項國務機要費用，還得想方設法找各種發票核銷，無論有沒有貪污，都是麻煩透頂的事情。台灣的寧靜革命，避免了流血的代價，但和獨裁體制遺留問題衝突的代價，自陳水扁政府上台以來，就一直在付了。陳總統無論是否有罪，他個人的代價都是第一屆台灣本土政權所付出的代價之一。

●秘密外交內部扯腿

第五，國務機要費使用中的“秘密外交”字眼，再次提醒人們台灣的艱難。

哪個國家都要搞外交，但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不得不靠金錢來“買”邦交關係，打通外交渠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國的頭目和要員，你不塞足夠的紅包、禮物，他不是刁難你，就是轉向北京（而那些費用，你既不能公開說出來，他們也不會承認）。台灣在國際上做點什麼動作，都得偷偷摸摸地，都不能理直氣壯。國民黨執政時已倍嘗其艱辛，而今，陳水扁政府在國際上困難重重，在國內又到處被國親兩黨絆腳。

說到底，只有台灣制定了新憲法，徹底甩掉舊制度的種種弊病，其民主體制才可能真正走向完善，正常的機要支出，走正常的渠道，以制度來保障政府官員的清廉；只有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才能不必在國際上偷偷摸摸地搞什麼“秘密外交”。而這一切的實現，還要靠認同這個國家的台灣人民繼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