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了世界，因為他的名字叫米爾頓·弗里德曼。一位94歲的世紀老人，他的一生其實就只做了一件工作——為捍衛人類的自由而言說。

他的一生是極度燦爛的。 1932年，他到芝加哥大學求學，1946年他回到芝大執教直到1977年，同行的還有名字同樣輝煌的斯蒂格勒，在這期間，他完成了貨幣主義的理論體系建構，這一階段的工作讓他輕易獲得諾貝爾獎。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期的芝大，科斯、哈耶克正在撰寫一些偉大的著作；芝大經濟學院像一座寧靜的寺院，我們今天把這個群體簡單地稱之為“芝加哥學派”。
　　透過他離去的身影，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弗里德曼。作為經濟學家的弗里德曼，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作為自由主義偉大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世界。作為經濟學家的弗里德曼，他開創了一個繁雜的理論——貨幣學派，以此批判風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一直在言說關於自由的常識，自1966年，他一直為《新聞周刊》撰寫專欄，直至1984年為止。作為經濟學家的弗里德曼，伴隨着他的學說的廣為流傳，也同時充滿了爭議；但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是公認的偉大旗手。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發了人們對自由市場的深深恐懼，羅斯福新政的成功，幾乎讓每一位經濟學家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政府對經濟的管制越來越厲害，就像溫水裡的青蛙，越來越多的自由不斷在人們身邊不知不覺地溜走。惟有為數甚少的幾位天才自由主義思想家對此保持深深的警惕並發出孤獨的吶喊。不錯，我們知道，在那個年代，哈耶克從知識論的角度充分論證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不可能性，而弗里德曼則一直在敘說一個常識，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是得不到保障的。當時的一些時髦觀點認為，個人自由是政治問題，物質福利是經濟問題，二者是可以隨意組合而彼此無關的。弗里德曼則反覆強調，經濟自由在促進自由社會中起到了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自由本身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目的，更重要的是，經濟自由也是達至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J.F.肯尼迪有一句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夠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然而，弗里德曼認為，自由社會中的人們不應該這樣思考問題，而應該問，什麼可以交給政府，什麼不可以交給政府，如何防止我們建立的政府來侵害我們的自由，因為歷史表明，對自由的最大侵害總是來自於權力的集中。他只是堅持一點，政府的必要性在於，它是競爭規則的制定者，除此之外，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範圍，縮小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的程度。

　　於是，他不斷地在世界各地遊走，面對世界各國的領導人疾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要少一些、要更少一些。這些聲音深深地影響了羅納德·里根與瑪格麗特·撒切爾，他們為經濟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元素，從而引導西方世界走出了令人尷尬的滯脹局面。弗里德曼反覆聲稱，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真誠地希望自由的光輝照耀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1980年和1988年，他甚至兩度來華，為中國的改革出謀劃策，他對遙遠的東方有一種真誠的關切。

　　20世紀是幸運的，如同17或18世紀，這同樣是一個天才思想家輩出的年代，我們可以輕易地列舉出米塞斯、哈耶克、諾齊克、阿倫特這些偉大的名字，我們把弗里德曼這個名字輕輕地放在中間。在自由世界即將要背棄自由而去的時候，他們緊緊拽住了時代的衣角。弗里德曼的離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

　　嗯，還能說點什麼呢？他為這個世界已經做得足夠多了。張五常曾經這樣回憶起他的這位偉大朋友，“那時晨光熹微，霧相當大，但太陽的光還是穿霧而過……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看到他們夫婦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仿佛變得越來越高。”

　　(作者供職於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