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政治記者、福克斯電視網的新聞節目主持人華萊士在《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一書中這樣描寫布什總統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時的情形：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布什總統駕駛一架海軍噴氣式戰機飛向太平洋，降落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的甲板上，宣布對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結束。他身上穿的是海軍飛行員的戎裝。自從喬治•華盛頓兩百多年前為了挽救年輕的共和國而親自率軍鎮壓“威士忌暴亂”以來，這大概是美國頭一回在位總統身着戎裝。華萊士充滿激情地評價這一富於戲劇性的一幕說：“布什總統勇敢應對他所認識到的嚴重危險，做了他之前的許多總統所做過的事情。當這架海軍戰機在太平洋上空飛翔的時候，操縱着飛機的布什一定會想到，未來絕不是可以等待的——必須去迎接它。”布什總統的此次戎裝飛行以及此前一年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的演講，顯示出“布什主義”已經成為美國新的國家戰略。美國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和“布什主義”的高調登場，為自由世界樹立起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旗幟。“布什主義”不僅正在改變美國，也正在改變世界。“布什主義”不僅將美國的武力用於保衛國家，還運用於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

美國人對於一個有道德力量的領袖的呼籲

二零零零年初，美國國會新聞網針對五十六位一流的歷史學家和政治觀察家所做的調查顯示，所有歷任總統中，克林頓在經濟方面的成就排名第五，但道德方面卻倒數第一，甚至比黯然辭職的尼克松還要差。傳記作者馬拉尼寫道，一九八一年，年輕的政治學教授克林頓在阿肯色大學講課，分析了政壇幾位重量級人物，如林肯、邱吉爾、希特勒等人，“他對那班同學說，所有的政治領袖都必須在光明與黑暗的兩面掙扎。黑暗面包括缺乏安全感、沮喪及家庭失和。對偉大領袖而言，光明可以克服黑暗，但那總是一番掙扎奮戰。”馬拉尼認為，克林頓是在分析自己的內心掙扎，尤其是說謊惡和玩弄女性。曾擔任克林頓政治顧問的大衛•葛根指出，克林頓的問題是缺乏內在的指南針，他並不確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試圖以別人喜歡他的程度來為自己定位。克氏缺乏道德準則，或者說他認為道德準則並不能真正約束自己。“對每個機構而言，道德是上行下效的。總統就像是公司的執行長，為全體團隊設定規則。總統必須以身作則，並為下級設定符合道德的高標準。”然而，白宮的工作人員卻看到克氏自制力很差，一旦陷入困境，便會撒謊、逃脫、攻擊別人。由於管不住自己，克林頓也就沒有資格去約束別人。於是他的下屬接收到這樣的信息——在道德邊緣遊走是可以被容忍的。

雖然管不住自己的男性生殖器——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個總統的性愛過程在獨立檢察官的報告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克林頓管理國家經濟卻頗有一套。在其任內，美國經濟由谷底攀升之快，遠超過其他總統的成績。貧困狀況降至三十年來的最低點，而下層勞工確實收入更豐厚。然而，作為第一位在二戰之後的嬰兒潮中出生的“後現代總統”，克氏卻兼有“偉大的心志和殘缺的品德”，他讓美國總統這一萬眾景仰的職位蒙羞，一名領導人敗壞的品德即深深地傷害了整個政府的威望。在克林頓完成了八年任期之後，美國民眾再也無法忍受瀰漫於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了，他們需要挑選另外一位有道德力量的領袖。

布什是美國歷史上資歷最淺的候選人之一。他擔任公職（德州州長）僅有數年時間，知名度和個人魅力都遠遠不及已經擔任八年副總統的戈爾。布什為什麼能獲得勝利呢？民調顯示，美國人民剛剛有過一個“最好、最聰明”的總統，現在他們盼望的卻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總統，他們相信布什正是這樣的人。布什的傳記《活出使命》的作者曼斯菲爾德寫道：“在不道德的優秀和學校成績平平、但帶着道德羅盤的人之間，他們選擇了道德羅盤。”

在私人生活領域，布什與克林頓迥然不同。克林頓與希拉里的婚姻多次出現危機，甚至還伴隨着嚴重的家庭暴力，強勢的希拉里雖然管不住好色的丈夫，卻能左右丈夫的諸多決策，並在白宮形成一個可以同總統分庭抗禮的“夫人幫”；布什與勞拉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滿，第一夫人聰明睿智卻又相當內斂，完全不像希拉里那樣鋒芒畢露，雖然他們的雙胞胎女兒有時出點讓媒體說三道四的小毛病，但總體而言第一家庭乃是美國傳統家庭的典範。步入政壇之後，布什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桃色新聞。他以一種清教徒式的嚴謹，嚴厲整飭被克林頓搞得烏煙瘴氣的白宮——在布什治下，總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公然宣淫，簡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上任第一天，布什便簽署了一項要求建立新政府的倫理道德規範的命令，要求政府員工“維持廉潔的最高標準”。

布什與克林頓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對道德、原則、信仰等這些終極價值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克林頓膚淺的信仰與現實生活完全割裂的，他是一名玩世不恭的自由派和實用主義者。大衛•葛根分析說：“克林頓不像里根那樣有一套明確的目標和原則，他似乎吸收每一個人的想法，從中做些挑選，結果產生不斷變動的議程。在他的世界裡似乎沒有終極的真理，也少有核心信仰。像我這樣比較傳統的人，比較欣賞亞當斯所說的把握舵柄、選擇航道、尋找港灣停泊的道路。”而布什正是這樣一位清楚地知道個人的使命是什麼的總統，對他來說，使命高於權力，權力是由使命賦予的。在“九•一一”之前，布什就堅定地說過：“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麼，我知道我要把國家領向何方。”布什拙於言談，其演講水平遠遜於多年擔任大學教授的克林頓，但他卻具有一種德州牛仔的坦率、真摯和堅定。這正是承平日久、本土突遭慘重打擊的美國所迫切需要的領袖氣質。如果當時擔任總統職務的是戈爾，其優柔寡斷的性格恐怕很難領導美國民眾迅速走出心靈的創傷。參議員查爾斯•舒默談到布什總統時說：“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布什總是按照他的本能去走，這是他的強項之一。當總統周圍的風四處亂吹時，他仍有他自己內心的陀螺儀，這時總統就很了不起了。”故而布什能夠“一美遮百丑”，獲得連任的成功。

何謂“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

布什在競選中提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說法，這是其國內政策重要的支撐點。

一直以來，美國兩黨的主要差異在於：民主黨傾向於自由主義（左翼），共和黨則傾向於保守主義（右翼）。以克林頓和小布什這兩屆政府相比，兩黨國內政策的差異正在擴大之中。簡要而論，民主黨強調政府的功能，主張政府應積極干涉社會事務；共和黨認為政府越小越好，功能越弱越好，最好只是民眾的“守夜人”。在社會關懷方面，民主黨主張以政府為主，主張制定各種幫助窮人的補助政策，由政府向有需要的人發放補助；共和黨則主張提供個人捐款減稅額，鼓勵個人作更多的慈善捐款，把個人行善作為社會關懷的主要部分。

西方知識界經常譏諷布什讀書少，加拿大的一個讀書節甚至宣布說“小布什與讀書是世界上最遙遠的兩件事”。其實，擁有耶魯和哈佛兩所名校學位的布什，雖然不若克林頓知識淵博，卻也並非毫無知識之徒。其“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一說，即來自馬文•奧拉斯基的名著《美國同情的悲劇》。該書被譽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關於福利和社會政策的最重要的著作”，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金里奇稱之為“美利堅契約”之藍本，布什在制定其福利政策時即將其作為重要參考物。

奧拉斯基在書中指出，在消除貧困的問題上，公共政策的作用實在有限。“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角度來看，六十年代的社會變革其實並沒有給窮人帶來什麼好處。這場運動導致更多婦女和兒童被遺棄，或者陷入了極度貧困。窮人，尤其是那些無家可歸者，被當作動物園的動物，到特定時間就等着別人來餵食。有些人被當作食肉動物，等着有人來把大塊的肉投進自己的籠子；有的則像熊貓一樣，還能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錯誤的福利政策，使窮人寧願接受社會福利也不願自食其力。那麼，正確的做法是什麼呢？奧氏認為，政府只有減少救濟，讓更多的人就業，恢復密切的家庭和社會關係，才是解決貧困化的出路。應當使窮人自強，避免他們成為福利組織的奴隸，“只有精神上的富有才能在靈魂上戰勝貧窮。尋找新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從靈魂上升華，新方法的成果終究還是有限的。”奧氏號召說：“我們應當向政府的福利項目宣戰，不僅是因為它們太昂貴——很清楚，很多錢被浪費了，而且是因為，在把人當人而不是當動物看的這一方面，它們表現出來的不可避免的吝嗇。”

在西方，福利政策日漸成為一個不可撼動的痼疾，歐洲經濟被其拖得死氣沉沉，但任何政客都不敢輕言改革。福利制度與“自由”、“平等”、“公正”等美好名詞聯繫在一起，仿佛誰反對它誰就是冷血的資本家。對此，英國保守主義大師斯克拉頓分析說，貧困和匱乏是一國中不受約束的力量，政府必須重視之，因為“不緩解貧窮和匱乏就是助長怨恨。不緩解貧窮和匱乏無異於鼓勵一種持久而普遍的觀念：社會秩序缺乏道德上的穩定性。”但是，緩解匱乏是一回事，使所有人在匱乏面前平等是另一回事。福利制度不應該成為一種不加甄別地“劫富濟貧”的行為，那樣做將會給富人和窮人同時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摧毀國家的經濟與道德基礎：“如果無視慈善動機的道德特性，把一種強制性的慈善事業強加於職業階層，那無異於摧毀那一階層的能力。”面對此種困局，斯氏遂建議說：“一個極度敏感的政治問題正在於：應把所有的力量納入到一種權利與義務的既定體系之中。要實現那一目標，第一步是必須把公共福利觀同與之糾纏在一起的平等主義運動分離開來。”

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認識，布什總統提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口號，他希望以此改變長期以來自由派對保守派所設定的“缺乏同情心“的惡諡。在德州州長任內，他發布行政命令，使德州成為第一個容許私人和宗教慈善機構參與提供社會服務的州，他還使德州成為第一個容許州監獄由基督教團體負責經營管理的州。他允許宗教機構創辦收容無收入的未婚媽媽的“中途之家”，他還提出並簽署了一條《好撒瑪利亞人條例》，以保護那些為弱勢群體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醫護人員的權益。在當選總統之後，布什更是努力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些計劃。他認為，政府應當從人民背後撤退，因為貧困是一種信仰危機，所以應當將宗教組織納入到消除貧困的政策之中。比單純地給窮人食物更重要的是，幫助其獲得就業技能的培訓和心靈上的安慰，並使之重建人的尊嚴與責任的信念。而這些工作最好由社會團體和宗教機構來更多地參與和承擔，政府不應當像管家婆那樣唱獨角戲。布什在“信仰與社區倡議全國大會”上發言指出，應當努力讓美國成為一個充滿希望和愛的地方，必須致力於“改變文化”，要把那種“如果感覺好就干，如果你有了問題就怪別人”的文化改變成我們每個人都懂得我們對自己生活中所作的決定負有責任的文化，使這個時代成為“負責任的時代”。布什確實是這樣做的，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失業率和犯罪率明顯下降，經濟勢頭也良好。布什的國內政策給保守主義帶來蓬勃的生機與活力，“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吸引了更多的美國人的支持。【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