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博士的一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了評論界，特別是海外媒體的特別關注。沉寂多時的輿論界就像打了一針安非他命，頓時亢奮起來，一時間叫好之聲不絕於耳。有人說這是一篇“耀眼的文章”，據說還看到了裡面的“亮點”。有人情不自禁地歡呼“看到了民主的曙光”，認為這篇文章“反映了胡溫政治改革的思路”，它的發表“旨在衝擊那些敵視政改的官場阻力”。香港一位頗為多產的寫手竟然驚呼“中國踅入命運拐點”，民主馬上就要“起飛並軟着陸”了。哇！好難不興奮呀。中國人盼望了奮鬥了失望了幾乎都絕望了的民主，忽然被一位副局長告知，共產黨就要給我們了。如何叫我們不叫好，不狂呼！

從來沒說“民主不是個好東西”

可是“興奮”之餘不免想到，共產黨從來也沒說“民主不是個好東西”。且不說從五四時起，民主就被尊為兩位“先生”之一，1941年毛澤東更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用再明確不過的語言說“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 “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其後的歷任黨魁主張民主的高論一籮筐，不必一一列舉。單說咱們的胡總書記去年4月訪美時不是兩次對公眾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嗎？其遷詞用語和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幾乎分毫不差。這些黨國首腦說過了以後，中國有什麼改變呢？參選人代的獨立候選人被抄家，為民請命的維權律師被判刑，“一黨治國”不許非議，報刊屢遭查禁，記者被投入監獄，就連魏京生不是還刑期未滿，在國外流亡嗎？要是毛澤東胡錦濤這樣的人物親口說的話，都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一個編譯局副局長的言論真的值得我們那麼“興奮”嗎？

不是我們不相信黨，實在是共產黨的謊言太多，我們被騙的太苦了。遠的不說，就說“改革開放”以來，先是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上做報告大談“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雖然沒提廢除一黨專制，但提出“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我們為此很“興奮”了一陣子。可是事實上，憲法和法律不僅不能保障方勵之、劉賓雁、吳祖光們不被整肅，就連胡耀邦本人也保護不了。幾個沒有公職的老頭子關在屋子裡就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憲法和法律不過是跪在黨面前的侍妾。

1987年1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規定：“村民委員會……其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又讓我們“興奮”了一陣子，連民主牆時代的先賢們都說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開始”。有“專家”運用數學演算方式推算出了縣級、省級、中央領導人普選的日期。中國的民主化指日可待，要不美國卡特老總統和歐盟怎麼都慷慨解囊，掏出大把銀子資助“中國鄉村選舉”項目呢。20年過去了，縣級、省級、中央級都不必說，就說村級發生了什麼改變？太石村的槍聲做了回答。

取信於民的只有行動

中國人總是抱怨自己沒有人權，國際上也向中國施壓，迫其加入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經過漫長的等待，中國居然真的先後於1997、1998年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於2001年２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加入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還煞有介事地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善良的中國人以為這回他們的權利有了憲法和國際公約保證。一些操縱話語權的公眾人物，不失時機地宣揚有了“里程碑”，“中國人權步入法制軌道”。可是與此同時，互聯網被封殺，網絡作家被逮捕，異議人士被跟蹤、抄家、軟禁、綁架，練功團體被鎮壓、虐殺，宗教集會被驅散，農民土地被掠奪，市民房屋被強拆，上億農民進城淪為二等公民，抗議民眾遭槍殺……這一切都是在國家憲法和國際公約的“保護”下發生的。

現實給了中國人足夠的教訓：決不輕信共產黨的任何許諾。共產黨能取信於民的只有一件武器：行動。有意實行民主嗎？學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不必通過什麼人寫文章放話。

民主是個好東西，千真萬確。它像幾何公理一樣不需要論證。事實上俞可平博士也沒論出什麼新花樣。相信胡錦濤這班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領導人未必不知道，在當今的世界潮流面前，只有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國的唯一選擇。但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其原因就在共產黨早已蛻變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團。對它來說，不存在任何主義、思想、理念，只有利益。

盲目樂觀對民主運動有害無益

現在的中國不同於20年前的中國，也不同於解體前的蘇聯。一個與公權緊密勾結，靠掠奪國家財富和壓榨億萬城鄉居民起家的強大財經集團以黨的形態緊緊控制着國家機器。一黨專制是它的利益的來源和保證。民主對他們意味着死亡。它決不允許黨的統治出現任何鬆動。所以在當今的中國，不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領導人出面解散共產黨，或者宣布實行民主。

中國的“拐點”到了嗎？我的回答：沒有！被俞可平的文章弄得神魂顛倒的作家們忽略了他的一句話。他說：“我們正在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這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說的“民主”和我們說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個“東西”。 他還說：“推行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則是有條件的……不顧社會歷史條件，超越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這不是明顯地為溫家寶“條件還不成熟”的論點作詮釋嗎？按這位局座的說法，中國的“拐點”還遠着哪。

中國的民主化是一項偉大的歷史變革，必須經過長期，也許是幾代人的不懈奮鬥才能實現。看到一篇文章就散布盲目樂觀的論調對民主運動有害無益。美國的民主運動如果以1863年林肯的《解放宣言》為發端，而以1963年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為初步完成的標誌，它整整走過了100個年頭。有志於中國民主化的人士，面對強大、頑固、狡猾善變的共產黨，必須做長期奮鬥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