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冒號”；“冒號”是馮鞏和牛群相聲裡面的段子。下級跟上級寫報告的時候，開頭總是這樣的：尊敬的領導，然後冒號。作報告的時候也是這樣：各位領導，各位尊敬的來賓，接下來，印刷體裡面都標着冒號，那個相聲出來後，大家就省去領導，可以直接稱為冒號了。冒號就是個符號，沒有褒貶之意思。不過現在時髦，把“冒號”改叫成老闆了。

一天早上，“冒號”直接走到我跟前來，嚴肅地說道：“明天跟我去扶貧，路不遠，一天就打來回。”，我回答“冒號”：“俺都活得需要人家來扶貧呢。”

沒有想到“冒號”是來真的了，“冒號”跟俺說；都是幾個學生遺留下來的事情，有幾個研究生，從貧困地區出來，知道求學路上的艱辛，自發組織和發動學生為5個仍然在黑暗中求索的貧困地區的孩子讀書捐款，他們放假回鄉期間，特地訪貧問苦，列出幾個最困難的學生，現在只剩下一個剛進入高中的學生了。學生們畢業就勞燕紛飛，只有“冒號”來接着。

那個貧困生名字叫田小芳，跟李春波歌曲裡面的小芳是巧合。

“冒號”是下過鄉，當過兵，然後進大學的，對勞動人民是有感情的。這點從去到當地就已經看出來了。

“冒號”急着要去見小芳的原因是，因為天氣冷了，“冒號”準備了一大口袋衣服，還有一個日本產的隨身聽(walkman)，便於小芳學習英文。另外就是 “冒號”覺着自己有責任去清理一下學校的收費問題。俺們一行來到學校，見到校長，“冒號”就把證件拿出來給校長看，校長看見這樣大一個“知道分子”來訪，臉上就即刻露出笑意來。可是“冒號”沒有笑，“冒號”直接詢問校長；教委幾號幾號的文件下達下來沒有？校長說道：知道了。
“那好，知道了，你們學校為什麼還要亂收小芳的學費呢？”
看來“冒號”是作了點準備而來的，校長立即就減免了小芳兩項不合理的學費，並且解釋說：“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
“冒號”反駁道：“你們學校也是知道小芳家庭是特殊困難戶的呀。”。後來我們見了小芳的班主任，了解了小芳當時的學習情況，也見到了小芳本人。

不料，“冒號”要到更遠的鄉下去見小芳的父母，把訪貧問苦進行到底。

小芳的父母患上一種奇怪的病，據說這種病是從上一輩遺傳下來的，小芳父母身材很矮小，而且父親發病的時候要吐血，小芳的奶奶還在，小芳有個弟弟。小芳從小就要分擔農活和家務，每天早上四點半就起床，燒火自己作好早飯，然後打着火把，領着弟弟走很遠，很遠的山路去上小學，初中，她這樣一路走着，居然走進了縣城的重點高中。小芳臨時居住在舅舅家，舅舅家住的是鄉鎮結合處的窩棚，白天舅舅一家在縣城裡賣蔬菜。

小芳帶路，俺們還沒有到她的家，就沒有路了。
“冒號”手裡提着五公斤肥豬肉，步行去見小芳的父母去了，俺們留在了田壩上，“冒號”批評俺－－“革命不徹底”。

不知道過了多久，當然不會是地老天荒了。
可是當俺看見小芳的媽媽從田坎下面爬上來的時候，還是感動了。小芳媽媽很矮小，俺都不知道她怎麼能承受那背上的一大籮筐，籮筐裡面裝滿了還沒有成熟的青橘子。手裡提着自己餵養的雞。俺們把滿籮筐橘子留下，雞是小芳家裡最寶貴的財富了，俺們即使出了錢，也沒這狼心敢拿走去享用啊。俺們一行的人趕緊都把錢包掏了出來，小芳的母親，在俺們臨別的時候，兩眼睛望着“冒號”，感動得眼淚都留了出來；“謝謝你呀，你是教授，都來看我們農民，跑了那麼些山路。”

唉，父老鄉親啊。

“冒號”在車裡告訴俺們；唉，小芳那個村，本來就窮，可是一眼望去，便知道那最破舊的房子，就是小芳的家。小芳家的那種怪病，實在是害苦了他們一家。“冒號”鞋子上滿是黃泥巴。小芳家的青橘子，“冒號”拿出來給了大家，因為“冒號”想動員更多的人去關心小芳，關心扶貧的問題。

結果效果不是很佳。城市裡的人們，不管是晃晃悠悠的，還是不是晃晃悠悠的，都在為自己的戀愛，婚姻，子女入托，升學，工作，提升而忙碌，就連每天的交通堵塞都煩擾着他們的美夢。

這個時候，“冒號”急了，“冒號”在會上這樣說的：“你們一個個都顯得那麼沉重幹什麼呢？因為你們嘴裡的愛對於他人是抽象的，你們沒有學會在責任面前直起腰來。

我們都需要具體的愛和具體的溫柔，如果我們在苦難面前都象個隱者，那麼我為我們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恥辱。”

在可口可樂公司兼職的唐果馬上就舉起了手；我去。

然後，更多人去了小芳的家。

當然，“冒號”也要犯“知道分子”的毛病，有次“冒號”突然心血來潮，想贊助一筆款給小芳的父母，好讓他們飼養兩頭豬和幾十隻雞，好讓大家到時候都買下無人工飼料，無污染的美味豬肉和雞肉，也嘗試啟動小芳家庭貧困的經濟，俺對“冒號”說，這樣的建議，不會有下文的。“為什麼？如果賠本我又不會讓他們償還。”

結果信寄出去，再次收到小芳的來信，已經是下個學期又該到交納學費的時間了。於是俺對“冒號”唱起了：當我想你的時候……

有次，大家都對這個問題還進行了所謂行而上的談論，“冒號”講起一件事情來，電影演員江珊到雲南演出，給貧困學生捐資讀書，後來忙於自己的事物，結果就忘記了下個學期的學費。不料，貧困生的父母一狀告到法院，江珊乾脆就一次性付清了該學生未來幾年的所有所需費用，這樣的事情，自然就很難有第二回了。

難道貧困的家庭就只有永遠等着天上掉點什麼下來麼？為什麼不去自己掌握點主動性？顯然，“冒號”也有失望的時候。

好多事情，俺也弄不清楚，比如那為艾滋病人奔波的高老太，八旬之人，身體狀況不好，她只是感嘆，沒有後來的人願意接着她干，高老太的身後，有政府嗎？ 有農民協會嗎？有民間組織嗎？有慈善組織嗎？有多少自願者？

俺想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蘭修女，她在印度看見街道上每天都有因為貧困，飢餓，疾病死去的人，她就來到街道上，幫助那些人做點事情，問候他們，給他們一點微笑，有時候只是交談，她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行動竟然感動了許多人，窮人們說道：單是看到德蘭修女和善的面孔，棕色眼睛中閃爍的愛，就足以讓他們愉快許多。後來，當德蘭修女獲得很多榮譽的時候，仍然很謙遜，她說她是相信借着這個些獎而承認窮人在這個世界上有生存的權利。她把獎金全部獻出，把金質獎章也賣掉了，連頒獎後的晚宴也取消了，她說這頓晚宴的款項能夠足夠加爾各答1、5萬人一天的伙食，她將這些錢也全部用於窮苦的人。

後來有二十多個富裕家庭的女子，義務成為德蘭修女的幫手。再後來，全世界的人都往德蘭那裡去，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成長了自己。

好多去德蘭修女處作義工和實習的人，去了那裡以後，問自己最多的問題就是；“我是不是真正愛過他人？給予過別人？”

去年，我在這個網站裡面看到過最令人傷心的新聞，一個四川貧窮地區貧窮中的窮人，家裡最昂貴的財產就是15W的燈泡，一個小女孩，父親突發病死去，留下癱瘓神志不清的母親躺在床上，鄉親們給她們倆一點臘肉，掛在梁上，結果小偷都要把它偷了去。實在是不可以理解那小偷，那麼的冷漠和殘忍，我們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紀裡面。

不料今天看見的新聞更不可理喻：一個陝西農民居然為了掙點快錢，把自己的老婆和一個妓女謀殺了，賣給當地信仰民風民俗的老百姓拿去陪葬，以求得來世的圓滿。這個農民被逮捕後，大言不慚地說；“如果沒被發現，我還會接着再幹掉幾個女人”。

話題回到小芳處，在俺回去的時候，“冒號”特別告訴我，小芳已經去了師範大學讀書，還是很用功的。“冒號”在開會遇見師範大學校長的時候還特別叮囑，要校長多關心這個貧困中的貧困學生。

貧困中有絕境，有仇恨，有傷害，關鍵是我們是不是願意去點亮一盞希望之燈，或者是讓一個絕望中的群體，徹底絕望，那麼這個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暴力。

俺讀過一個紅色西方作家寫的一本關於紅色革命的書籍，書名叫“中國震撼世界”。裡面有這樣的表述：在陝西農村裡面，地主對待農民是何等的殘酷，一個村的地主霸占了幾乎全村民的老婆，地主想去霸占的時候，就逼迫農民去種田。地主吃的紅棗，為了滋補，還要在十來歲的少女的子宮裡面養上一段時間。俺讀完以後，才理解了為什麼那麼多窮困的人要跟着去鬧革命，要學着跟韓英一個樣；把砍頭只當着風吹帽。

革命早就勝利了，可是，當政者，是否已經健忘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