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先生說，腐敗已經成了當前中國“政權的執政基礎”。其實，最嚴重的問題不是腐敗本身，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腐敗文化已經滲入中國人的血脈之中，成為國人的行為準則。消除腐敗現象也許不難，諮詢透明加上嚴刑峻法就可以很快解決；但是這種現象一旦成為一種文化，一種思想，想要消除便不是一代兩代人的時間可以做得到的。

事實上，中國的文化階層正在蓬勃參與塑造腐敗文化。按照字面意思，文化人似乎是指廣義上的知識分子，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文化現象研究或者開展文化活動的人。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儒家張載說過，儒者的使命在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康德說，知識分子應是社會的良心。薩義德則在《知識分子論》中用“Representations”一詞表述 “知識分子”，至少應具有以下含義：一是社會的良心，二是智慧的傳播者。但是，目下的事實是，中國文化人作為一個階層幾乎已經爛透了。中國古人歸納總結了十大惡行：吃、喝、嫖 、賭、抽，坑、蒙、拐、騙、偷。現在的中國文化人不但十毒俱全，還不斷創新發展 ，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中國最高行政級別的人文和社會學研究機構，其下屬的哲學研究所教授鄭家棟研究新儒學，一時號稱“儒學大家”，“大儒”。他利用出國可攜帶配偶的機會，每次到美國時都帶一名女子出境，結果在第五次帶人時被抓。鄭家棟通過偷渡，收入超過二十萬人民幣以上，後被判處兩年徒刑並罰金若干。那五名女子中，有一個是“儒學大家”的親妹妹。據說，所有的結婚證件都系鄭家棟本人“偽造”。但是，這些“偽造”的證件如何通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邊防和海關的重重檢查，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莊子-外物》 中有一個故事，雲“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者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故事是說兩個儒生按照《詩經》中的行為規範去盜掘墳墓，偷竊隨葬品，諷刺偽君子的道貌岸然。人皆云此乃儒道兩家爭鳴，互相攻訐的結果；我言這正是今日紅色 “大儒”鄭家棟之流的真實寫照，一面講詩書禮義，一面做着雞鳴狗盜，發冢掘墓的勾當，同時臉不紅，心不跳。這種境界，即使是寫出“儒以詩禮發冢”故事的莊子，恐怕也要嘆為觀止。

行賄受賄，似乎已經成為在中國辦成任何事的先決條件。有些中國人甚至把這習慣帶到了海外。湖北女子陳靜到香港城市大學讀數學系研究生。按理來說，在海外讀數學專業的中國學人一般都會被同儕認為能力超強，考試得“A”司空見慣。但陳靜為了取得好成績，竟然向教授行賄一萬港元，以取得一數學考試的試題和答案。按陳靜邏輯，教授當立即回饋全套試卷，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皆大歡喜。沒成想，該教授接到賄款後大驚，立刻在數學系系主任陪同下到香港廉政公署報案，並把一萬港元賄款上交。在廉署人員指示下，這名副教授約陳靜在咖啡店見面，確認後陳靜當場被拘捕。香港裁判法院判決將一萬港元賄款充公，陳靜入獄6個月，立即執行。

消息傳來，有中國網民大惑不解：不就是送了點錢嗎？要依據這個標準，豈不是所有中共官員都要鋃鐺入獄？可見“買路錢”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中國已經“腐”入膏肓矣。須知，一萬港元對於一個數學系研究生來說應當是巨款。陳靜對一門課的教授出手如此“慷慨”，手法又是如此老練，“中紀委”若想反腐，應當深挖此人背景才對。挖出一個貪官，或者一家貪官，都有可能。

如果說研究生送錢給公職人員是涉世不深，中國老教授賄賂外國警察只能說是知法犯法。上海某大學教授到西班牙度假。在機場出海關時，受到西班牙海關警察檢查。警察見到他們行李很多，便示意他們打開箱子檢查。按照西班牙法規，每人只能攜帶不超過一公斤的食品入境，上海教授家攜帶的中國食品大大超標。警察告訴他們食品不可入關，按規定應該全部沒收。上海教授用他的中國腦筋一分析，認為西班牙警察一定是像中國警察那樣故意刁難自己，無非是討幾個錢，於是從口袋裡掏出了五十歐元，遞給警察。結果警察把上海教授請進了警察局，以“行賄罪”拘捕了他，並用警車把他直接送入監獄。後來，上海教授在西班牙監獄中度假三個星期後被遣送回中國。

早在中國唐朝，韓愈便慨嘆：“師道之不存已久矣”。在韓愈眼中，“師道”的含義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到了當代中國，韓愈倡導的“師道”不但蕩然無存，“解惑”的場所更是從教室變換成了床上。中國某女因為在性交易之後未能如願考取北京交通大學研究生，於是向媒體暴料，稱該校“某教授在2005年碩士研究生專業課試題出題中泄題”，並反映“教授以專業課試題為誘餌誘姦女考生”。該女所學專業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而漏題者和衣冠禽獸是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歐陽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政治研究”兩門考試的出題人。雖然歐陽林和北京交通大學校方百般否認，暴料女子出示了歐陽林的手寫體試卷答案，以及DNA證據。校方最後只承認，該女所持試卷和答案，的確貨真價實；該女最後未被錄取，也確有其事。如此看來，“馬克思主義”教授的行徑同當年馬克思的荒淫好有一比。

在中國，“床上師”不是什麼單一和孤立的現象，而是極其普遍。拿復旦大學來說，經濟學院院長陸德明嫖妓敗露，僅僅被撤職而已。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沈丁立教授和自己的女研究生搞師生戀，據說常常在校園裡公然牽手擁吻，在辦公室里苟且。為了盡歡， 沈竟讓該女住進其辦公室里。有好事者去復旦私下調查，結果發現色狼名單上何止陸，沈二人；整個復旦，清白者也許不比榮府門外的石獅子更多。

有的文化人出賣道義和尊嚴為了換取錢財和女人，無非追求一時的快樂；另外的人則甘當政治娼妓，其意則不在沛公。最近，中共新聞出版署點名封殺了八本書，“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伶人往事》繼她的《往事並不如煙》和《一陣風》之後，再次榜上有名。章詒和發表了文章表示抗議，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卻跳出來指責章詒和“那個階級是我們政權的敵人”，還說“共產黨對他們是極其寬大的”，原因竟然是章詒和在書中稱康同璧一家“吃腐乳要吃二十多種”，章“家裡毛巾要每天換一條”，“單是每天一換，洗的很白”。孔慶東還稱，章詒和寫書是大右派“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比當年兇惡十倍”。要知道，這些話放到過去的“火紅年代”去說，句句都是可以要人命的大罪狀。

孔慶東經常自稱為孔子第七十三代“直系”子孫，無奈學問上一無所成，不得已把金庸的小說當作出土文物一樣捧，捧成劃時代的巨着，當作安身立命之飯碗。用業界的宣傳術語來說，孔慶東的所作所為就是“把蛋糕做大”，一身功夫全部是marketing crap，根本沒有含金量。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金庸當年想當北大教授但被否決，可孔卻大發利市，因捧金庸小說而當了教授。這事情就像當年卓別林參加“模仿卓別林”大賽只獲得第二名一樣稀奇好笑。孔是如何獲得北大教授一職，只有鬼知道。

孔把章詒和打成“我們政權的敵人”，儼然一副“我們政權”家奴的摸樣。孔難道不知道，他自吹自擂的老祖宗“孔老二”當年是所謂“我們政權”的更大敵人？章家當年遭殃，家破人亡；而“孔老二”卻被掘祖墳，毀塑像，成為最大的“牛鬼蛇神”，就連孔慶東本人都有跟他老子“蹲牛棚”的經歷。不同的是，孔是個受虐狂。他受了迫害，還要把“牛棚”比作夏令營，並威脅那些不願蹲“夏令營”的受害者不要“向人民反攻倒算”；如今更是在另外的受害者身上踏上一隻腳，神氣活現的變成了“我們政權”的一員。這不是簡單的健忘症，只能說明當年“我們政權”的敵人孔慶東已經成為坐穩了的奴才。

章伯鈞當年如果不作聲，或者也像郭沫若，孔慶東等人一樣勇於自我侮辱，歌功頌德，保證可以過好日子，繼續過“家裡毛巾要每天換一條”的生活，可以看香港電影，他女兒不會坐牢，書不會被封禁，其家人現在還會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憑藉章伯鈞舊時與朱德的交情和他當時的地位，孔某之類的人物恐怕巴結還來不及，如何敢攻擊。章的風骨正在於敢言；孔的卑劣，正在於奴顏卑膝過後還覺得自己正義凜然。

古人評論隱士，講“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孔慶東之輩，只能說是“大娼娼於朝，中娼娼於市，小娼娼於野”。在中共國，從郭沫若以降，到孔慶東之類為止，御用文人延綿不絕，可謂中國歷代一大奇觀。他們不僅擅長溜須拍馬，在關鍵時刻還需要勇於自我犧牲，獻出後庭，以博統治者一粲。此等文化人，便是隱於朝中的政治娼妓。孔到處稱自己師承北大錢理群教授，而錢教授有風骨，當年因拒絕聽命於“我們政權”而被逼退休。毫無疑問，按孔的劃分標準，錢教授必然也是“我們政權的敵人”了。錢教授若知道，不知會作何感想。另一方面，孔經常吹噓自己師承一個“我們政權的敵人”，真不知是何居心。

有政治娼妓，必然就有文化娼妓。此二者喜好類似的土壤，通常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中國有一個老太，年齡很大了還老不正經，不停販賣“一夜情”，集體濫交和同性戀的貨色，此人叫做李銀河，中國社科院“社會學家”。李說過，“如果我現在18歲、20歲，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開淫亂Party之類的，只要是出於自願，就不違法。”李的理論根據很簡單，“大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隱秘欲望，就是性”。進而推出人人都希望像動物那樣去自由交配，再推出只要是多數人做的事情就應當合法，“法不責眾”，最後得出結論說任何和性有關的事情法律都不應干涉，都應當合法化。李是不是法盲，我不是專業法律人士，不想過多討論。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李銀河假設人人都同她一樣花痴。孟子云，“食、色，性也”，不錯。但是人與人之間總會有一個量度和程度的區別吧？難道一個李銀河死了老公後性饑渴，就能代表中國人人都患了性慾亢進症？難道一個李銀河希望搞“一夜情”，集體濫交，其他中國人就要同她一樣無恥下流？政治上我們已經被“三個代表”過，現在個人的私房事上又跳出個李銀河要代表我們了。其次，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具有道德和倫理規範，而動物沒有這種限制。比如豬在豬圈裡，不管有沒有人看着，發了情就要交配，它們沒有一點恥感。但是，對人而言，人有恥感，隱秘的事情就要在隱秘的地方來做。而李銀河倡導什麼？“讓我們都像豬一樣交配吧！我們有這個權利！”我要大聲對說李銀河說，你絕對可以像豬一樣生活，你有這個權利，從現在你就當豬算了，我決不干涉；我不願意當豬，請不要代表我！

每每聽李銀河的最新“語錄”，我便像吃了蒼蠅一樣噁心，甚至比吃了蒼蠅更覺噁心 ― 就像看到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自以為魅力十足，80歲還要出來接客的老“小姐”，各位會作何感想？現今的中國已經成為娼妓大國。記得幾年前我看過央視一個節目，講述某地“小姐”泛濫。記者懷揣針孔攝像機，暗訪當地妓院。攝製組沒有料到，他們剛到地方，就陷入妓女，皮條客和老鴇的重重包圍，被人東拉西扯，簡直寸步難行。記者可能沒有暗訪的經驗，被逼急了就說自己是正派人，不玩女人。結果這話激怒了一個拉客的女人。她三角眼一瞪，既鄙夷又憤怒的喝道：“別人都玩，你為什麼不玩！”記者猝不及防，竟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原來，在該地劣幣早已驅逐良幣，正派人可恥，如過街老鼠；嫖客妓女光榮，招搖過市。李銀河就像那個皮條女。她不放過任何一個曝光的機會，向全世界大喝：“別人都玩，你為什麼不玩！”皮條女因為無知所以無畏，而李銀河是無恥所以無畏。

報載李銀河曾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婚姻家庭”研究。但我覺得，李銀河的研究方向其實是如何更快速的解體婚姻和家庭。除了異性亂交之外，李銀河更大肆兜售西方同性戀的垃圾。李銀河曾說，“真希望自己是個同性戀，希望自己能體驗更多的東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遺憾的事。”又說：“同性戀已經成為一種時髦，成為一種時尚，是一種style、一種風格，成為一種風格和文化精英的標誌。”我就不覺的同性戀是“一種時尚，是一種style、一種風格”，更不覺得同性戀是“文化精英的標誌”。李銀河又一次“代表”了我們，又一次未經我的同意，和孔慶東們一口一個“人民”，“我們政權”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要急於給我扣上歧視的大帽子，我說的話是有科學證據的。上個世紀，很多研究生物學的同性戀者以及同性戀團體苦心孤詣的尋找同性戀的基因根據，最後硬是偽造出一個結論，即同性戀是由基因決定的，並且無法糾正。這個說法一直無法被科學界廣泛接受。直到2006年，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公羊的性別取向同一個羊腦中叫做羊性別二態性核（ovine sexually dimorphic nucleus）的部位很有關係。而這個位於視丘下部（hypothalamus）的組織控制代謝和繁殖。正常公羊中羊性別二態性核明顯較大，並分泌大量的芳香酶（aromatase），促進雄性性徵表達。而同性戀公羊中這個核明顯較小，芳香酶分泌量同母羊大致相同。通過激素調節，科學家們不但能夠糾正公羊的同性戀傾向，還能夠自如地控制公羊的性取向[注一]。這證明，公羊的“同性戀”傾向只不過是內分泌失常一種疾病，是可以治癒的。因此，我覺得人類同性戀亦不過是一種病態 － 也許比山羊的機理更複雜些，但不外乎生理或者心理 － 而已。所謂“基因決定”，“無法糾正”，只不過是科盲們和心懷鬼胎者的騙人鬼話。

面對無法反駁的科學證據，中國腐爛的文化人們退到了最後一道防線，稱這種激素治療用於人類“不人道”，“不道德”，代表人物是中國另外一個“社會學家”張北川，還有一個“全能專家”方舟子。我就不明白：明明有人有疾病，激素水平失衡，張北川，方舟子們卻不讓他們去治療，理由是該治療“不道德”。不讓人去看病，試圖阻止人類糾正激素失調的科學研究，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其實在海外的人都看得出來，這些所謂“社會學家”其實都在販賣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垃圾。性解放使西方社會離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體，並使得性病、艾滋病流行，並間接地滋生出來盜竊、搶劫、暴力、吸毒、販毒以至黑社會，社會治安惡化，生育率下降等社會問題。在經過瘋狂的性放縱之後，西方國家早已認識到性解放的危害，進入到了性關係平穩發展期，國民觀念逐漸趨於正常，更加強調性解放之前的婚姻和家庭觀念。但是直到現在，性解放的惡果造成的影響都未完全消除，給除美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人口安全問題。李銀河，張北川之流這樣的學術騙子賣力推銷過時的洋垃圾，本應當是方舟子的打假對象，現在卻成了“同志”，從側面揭示出方的“學術打假”是什麼貨色。拿英語諺語說，這些人物真是“strange bed fellows”。

大約110年前，法國人左拉為素不相識的猶太人德雷福斯寫下《我控訴！》一文，他的代價是被以“誹謗罪”判處1年監禁和3000法郎罰金，後來不得不流亡英國。流亡歸來時，他已經身無分文。左拉的吶喊卻成為法國政治文明史上一個里程碑。相比之下，中國的文化人已經徹底死亡了，在精神上死亡了。中國的文化階層就像一棵枯死的大樹，也許還有一些活着的細胞，但其軀幹上更繁榮的卻是蛀蟲和寄生真菌。這棵死樹甚至連其最基本的功能，創造和承傳文化都已經無法完成，更不要提“社會的良心”了。

中國的左拉在哪裡？也許只有在狂風暴雨摧枯拉朽之後，才能從廢墟中誕生。

[1] Biology Behind Homosexuality In Sheep, Study Confirms, Science Daily,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4/03/0403090732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