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歷史淵源並非自立國始，美國的誕生是人類進步思想精華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現狀相結合的產物。美國的民主不是來自森林，其理論和實踐都起源於歐洲。“美國國會體制並不是西部莽莽荒原的產物，而是脫胎於歐洲的議會。”

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和潘恩等當年開國主政人物，多為基督教新教自然神論（Deism）派，他們秉承基督教救贖教義濟世精神，相信存在至上神，但反對迷信奇蹟，批評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超自然非理性因素，以為天道自在人心，主張真實地、科學地反映和了解事物，人間的幸福要靠人類自己去追求。

他們領導的美國人民，來自遠涉重洋、戰天鬥地白手起家的移民及其後裔，其主體為曾受壓抑的富於改革性的新教徒，較少保守性和舊制度傳統束縛，較多追求合理人生的創新精神。在此幾同無人之境、美麗富饒的新大陸，就象在一張白紙上可以畫出最美最新的圖畫，這種天時、地利、人和條件，是是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古老文明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七年對英獨立革命戰爭的勝利，不僅擺脫宗主國，產生了新國家，並在一七七六年費城的第四屆大陸會議上通過“獨立宣言”，闡明了一種體現偉大仁愛原則的人本主義哲理，從此“人人生而平等” 、“天賦生存、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有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成為維護人權的不朽箴言，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後來的歷史，並對西方國家和整個世界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

提出正確的人權原則，只是一個良好的起端。當年大陸會議上支持獨立宣言的代表們，主要代表了以種植園主或奴隸主為主體的男性有產階級，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自己這個階級男性的人權，無意把自己與社會底層的窮鬼、掠奪對象印第安人等相提並論，更遑論視同牲畜的黑人奴隸了。在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草稿中，曾寫進了一段否定英國黑奴販子帶來殖民地的奴隸制度的內容，因為牴觸了當時占政治主流地位的莊園主即奴隸主們的利益而被刪除了。要到南北戰爭以後，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林肯總統推動下，國會通過了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方才正式取消奴隸制度；而黑人和弱勢群體地位的顯着改善，猶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民權運動和民權法案的誕生。

新生的美國建立了鬆散的邦聯式共和政體，不久面臨治理無方的混亂狀態，幾陷國家於肢解危機。一七八七年，在華盛頓主持下，來自各州的代表們在費城舉行制憲會議，一共開了116天。在意見分歧激烈爭論中，經過艱難的折衝協調，終於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規定美國為聯邦制國家，既不同於中央軟弱無能的邦聯制，也不是那種容易退化為專制政體的中央高度集權制度。新憲法規定採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不同於歐洲式民主的立法高於一切），源自英國著名思想家約翰‧洛克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理論設想，至此由新生的美國首先付諸實施，是為人類史上又一重大里程碑。

若用簡明的中國儒家語言來說，新憲法就是按仁愛原則，循中庸決策之道，在一輩傑出“義人”主導下，結合當時歷史實際，制訂成功的一部大“禮”。這部大“禮”規定美國民主制度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三者各司其職，並互相制衡，以防範任何一權獨大，也不易為任何黨派、集團所控制，從而避免出現專制或暴政的危險，使得代表各種不同利益的人們能“在事關最重要後果的問題上表達自己的意見。”

華盛頓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憲法中規定的防範暴政的鉗制辦法和制衡辦法比人類迄今為止所制訂的任何體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質來說，也更難逾越，這至少是這部擬議中的憲法的重大優點。” 這恐怕是是美國終於崛起成為民主典範和第一超強的必要因素。

制衡是一種防止人們犯錯誤的重要手段，以保護社會大眾的權益。制衡作用對象，必須包括普通社會成員——平頭老百姓、和掌控權力的統治集團兩個方面，不可有所偏廢。但大家知道，在任何歷史階段，最困難的不是前者，而是稱為“權力制衡”的後者。如果缺乏對掌權者有效的“權力制衡”，一切立意美好的“禮”， 不可避免為統治集團濫用權力所破壞、扭曲，以至反其意而用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興起，就是由民選上台的國社黨總理希特勒，排除了國會的制衡阻力以後變得一路順風。今天世界上許多徒有民主美名，而無民主之實的政權，要害多在於沒有建成一個真正有效的針對統治集團的制衡機制。

“權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種社會力量，可對認為不妥的決策或行為說“不”，並經由一定程序行使權力加以制止。這種有條件的制止功能，目的在於防止政府犯重大錯誤，保護社會大眾的權益。

新憲法經各州批准後，華盛頓被選為第一任總統，並於四年後再度當選連任。八年間華盛頓領導聯邦政府奠定了新政制雛形，在內政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很好成績，並確立了一些必要的先例。當時憲法沒有總統任期制，華盛頓決定不再尋求第三次連任，還嚴正拒絕過一些人包括軍人勸進擁立為君主。在舉世盛行君主制之際，被敬為國父的華盛頓的二任引退行動為美國民主政治樹立了可貴的榜樣。照諸中國儒家術語，華盛頓就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世之“義人”了。

美國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體制，但歷史條件決定了這種體制的局限性， 主導美國政治的開國元勛、實力人物，包括華盛頓在內，畢竟是有財有勢的有產階級代表，他們向英皇力爭的民主，首重的當然是自己階級的民主。因為存在階級矛盾，當政者要警惕人民起來反抗鬥爭，引起“無政府狀態和混亂局面”，所以憲法只給予人們有限的權利。一切民主權利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自由選舉（選舉和被選舉）權利， 那時只限於具備相當財產條件和教育程度的白人男子享有。例如在新澤西和馬里蘭，州參議員候選人必須擁有一千英鎊的財產，而南卡羅萊納則為二千英鎊。對於無權的廣大民眾，包括以勞動者為主的窮人、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土著印第安人、有色人種移民以及處於非人悲慘境地的黑奴，那“有產階級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豈不相當於“有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美國共和政體背後，存在着回歸專制特權政治的逆向暗流，在新政權蜜月期過後，總要頑強的突顯出來，考驗這個先進政體的生命力。

美國開國四十多年後，即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就職時刻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是美國政治史上的一個相當黑暗的時代。

有產階級民主，是隱含專制惡質的不健全的民主，關鍵在於選舉權向少數有財有勢的人群傾斜，制衡手段有章難循，統治階層還是逃不脫以權謀利、追求特權的必然腐化趨勢。其時官場寡廉鮮恥、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許多國會議員以手中的神聖立法權力作交易，以制訂偏袒性的法律或其他方式換取受益的私人公司的金錢報酬，甚至詹姆斯．門羅總統也以改變政府法令換取賄金五千美元。此時政府官員多出自“名門貴胄”，由於沒有任期規定，形成了變相終身制，建國以來，已漸老化，許多人或腐化墮落，或昏聵庸碌，當官作老爺，不復為人民服務。而黨派政治的畸形發展，個別大黨形同黨閥，頤指氣使，壟斷議員提名，是對美國人民本來就有限的選舉權明目張胆的篡奪，國家政治漸為一小撮反民主傾向的政客所把持。

政治倒退和腐敗的結果，正如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說，“這兩年來，聯邦每一部分的狀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完全破產了，群眾遭受極度貧困；對政府普遍不滿；這種不滿還沒有集中到某一確定的方向，而正準備抓住任何事件作機會在到處尋找領導人……… ”

當時正是人民積蓄力量迎接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化高潮到來作艱苦鬥爭的時代。美國人民畢竟知道運用選舉權利來選擇領導人。農民、工人、社會底層貧苦百姓以及中小業主們紛紛行動，爭選舉權，要民主、要自由、要求改變社會現狀，形成了強大的社會浪潮，迫使許多州降低了選民財產條件等限制，更多白人男子獲得了投票參政機會，乃使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八年間美國選民人數增加到了三倍。

貴族政客們吃驚了，紐約州的肯特就在制憲代表大會上叫喊，“普遍的選舉權正在危害着財產權，並且成為窮鬼和浪子們左右富戶豪門的法寶。政府各部門應由那些對自己所行使的權力的性質和重要性分毫不知的人來主宰嗎？”顯然，正如學者施萊辛格指出，“一旦阻礙選舉權的堤壩為平等的潮流所衝垮，那麼，聯邦政府控制權的牛耳，也就不可能長期由舊時人物來執掌了。”一八二八年，美國選民以空前的政治熱情，推舉了代表正在興起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傑出民主主義者安德魯•傑克遜為第七任總統。

傑克遜執政兩屆凡八年，堅定地貫徹了一系列決壅除弊、勵精圖治的改革計劃。首先是對政府官員整頓以清算官僚主義，把一切從事非法勾當的人，以及那些出於政治考慮或違背人民意願而任命的人和所有無能之輩加以撤除。期間清出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傑克遜稱那些盜竊國家資財的壞官為“老鼠”、“碩鼠”，同時堅持留用賢官，並不拘一格地起用新人。據統計全部官員中被撤換了約百分之十。

傑克遜知道，一場改革光靠撤換是不夠的，必須從原則性出發建立一種經常性的制度，實行官位輪換，才能使民主自由永存。總統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有力地表達了他與人民靈犀相通的改革思想，發出了響遏行雲的改革動員令。咨文分析了舊習鐵飯碗式官僚體制的流弊，批駁了所謂普通人沒有執政能力的陳腐謬說，闡述了官職的本質及其與人民的關係，論證了改革的可能性和正義性。

他指出，“國家官職的設立，只是為了有益於人民，任何人沒有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做官的天生權利。官職不是為了支持特權人物，犧牲大眾利益而創立的。所以官位私下授受或連續無限期任職都是錯誤的…… 人民若認為貪官取代了清官，應有投訴不公的權利。被撤下來的人須和千百萬從未握過權柄的人們一樣尋求謀生之道。有目的的制衡，會摧毀現在十分普遍的當官發財思想。儘管可能產生個人的苦惱，但是通過基於共和信條的輪換制度，將使我們的體制煥發出新的生機。”

這是一份“為官權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傑克遜的主張，不啻對特權政治宣戰，表達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廣大民眾的心聲。由此推動的一場聯邦政治改革，打破了國家機器中貴族政客壟斷官位的狹隘關門主義，從此政府“選賢舉能”的大門向普通人民敞開了，使國家政治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民主新氣象。

一位法國觀察家曾就此贊道，“遍及全美的那種政治活力，必須親眼得見才能了解。一踏上美國土地，你就立即被一種喧囂弄得目瞪口呆。……… 美國人所懂得的幾乎唯一的快樂，就是參與政治，討論政府的各種措施。”

時值美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加快發展資本主義的關鍵時刻，這場改革，使得這個嶄新的國家恢復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強勁前進勢頭，但是前方道路山重水複、荊棘重重，遠非一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