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

二 鴉片戰爭

英國人認為與別人經商是天經地義的，而中國人認為關門自守，自給自足是天經地義的，並且中國人更理直氣壯：是你跑到我家門口要求我通商，又不是我跑到你門口要求你閉關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⑴ 你去找別人做你的生意，我關起門過我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你為何要強加於人？！每當中國人與外族發生衝突時，似乎中國人都很被動、無辜、受委屈，這總是讓中國人認為自己是正義的，自己的感情是受傷害的。

不管中國人怎麽想，歷史並沒有按中國人的一廂情願發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利益群體並不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⑵ 的，既然生活在一個地球村，免不了抬頭不見低頭見，見面次數多了，就不單單只是打個招呼，道聲“你好”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價值觀念，免不了要發生衝突，於是就有了民族間的征服與被征服，文化間的同化與被同化。

中國這麼大年紀了，什麽場面沒見過，征服、同化中國見得多了，只不過好像腦子有點問題，總是把民族征服與文化同化混淆一談。自南北朝以來，中國漢人數度被異族征服，數度亡國，但是每當漢人被征服時，中國文化就會把征服者同化。所以中國人不僅沒有被征服、亡國的屈辱反而有文化同化別人的榮耀。

然而，歐洲人不是那些沒文化的胡人，在他們咄咄逼人的商業攻勢背後，是同樣具有進攻性的、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國文化一樣源遠流長、樹大根深，但二者又是十分的不同，甚至對立。歐洲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人也看不起歐洲人、歐洲文化。既然互看不順眼，又都藐視對方，一場更大的衝突在所難免。

終於，戰爭由一種醜陋的商品---鴉片而引起。

鴉片最早被販運到中國，是作為一藥材，數量很少。後來，中國人從外國水手那裡學會了吸食鴉片，鴉片的需要量開始增加。清朝廷當時就認識到鴉片的危害，與１７２９年（雍正七年）開始下令禁止。這時鴉片的進口量並不大，每年不超過二百箱。

廣東地處嶺南，天高皇帝遠，官員們拿令箭當雞毛，“遇到紅燈繞着走”，不把禁令當回事。鴉片販子也就肆無忌憚，仍公開銷售鴉片。並且銷量越來越大，到１７５７年，鴉片的輸入量已增加到每年一千箱。

這對英國人來說，是天上掉下的餡餅。本來，中英之間的貿易是一邊倒的貿易，中國經濟自給自足，英國的商品在這裡沒有什麽銷路，而中國的產品：茶葉、絲綢、瓷器在英國和歐洲都是搶手貨。１７８１年---１７９３年，英國輸入中國所有商品的總值才１６８７萬元，而中國從１７８１年到１７９０年但茶葉一項出口就值９６２６萬元，是英國出口價值的六倍。英國人正在為貿易逆差頭疼，沒想到鴉片這個拿不到桌面上但利潤極大的東西給他們的貿易帶來了轉機。他們沒想到什麽都不缺的中國，卻如此需要鴉片。

於是，英屬印度政府，在１７７３年確立了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的政策。這樣，輸入中國的鴉片就更多了起來。

鴉片非法貿易的快速發展，很快扭轉了中英貿易的局勢，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流向英國。中國人買到的只是愈來愈重的煙癮。

１７９６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罰，聲明四年後將採取最後措施。這次禁令仍然不起作用，英國人這時已相當了解中國人，他們入鄉隨俗，學習當年的葡萄牙人向廣州的官員行賄，和官吏們勾結在一起。鴉片的輸入量逐年增加。

１８２１年，（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採取嚴厲措施禁煙。英國人此時已很有經驗，他們乾脆買通了遠達天津沿海各地的官吏，將鴉片銷售網撒向中國內地，鴉片銷量迅速增加。１９世紀初，鴉片每年輸入約四千箱，二十年代起逐年增加，到鴉片戰爭前一年，銷量激增至四萬箱。

清政府禁煙令不僅沒有將鴉片貿易禁止，反而刺激了他的增長。清政府的禁令不僅成了“虛而不實”的官樣文章，並且還淪為了海關才弁、水師”馬快”（稽查走私的兵丁）門敲詐勒索的工具。禁令出台前，鴉片販子們還偷偷摸摸、心存顧忌，但他們看到禁令的實際作用，看到地方官僚對待禁令的態度後，反而解除了警戒，放心大膽起來。

十九世紀初，在中國出現的這種怪現象，中國人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今天的中國人仍是這麼幹的。這種怪現象的直接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國人所熟悉的腐敗。

地方官員為了得到賄賂，不僅不執行中央的禁令，反而和英國走私商人勾結起來，保護、幫助他們走私鴉片，這也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所謂的”地方保護主義”。長期不斷的”黑金”交易，使得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實際地位漸漸地發生了逆轉。兩廣總督李鴻賓收受英國人的賄賂，英人於是蔑視總督：”吾以為總督若何嚴重，詎誚數萬斤便營私耶！”。許多官員自己也吸鴉片，他們乾脆成了英人的俘虜，對英人言聽計從。

鴉片本是無罪的，有罪的是人的淫慾。鴉片作為藥材的貿易是無罪的，有罪的是中國政治的腐敗。沒有中國腐敗官員包庇、縱容、謀劃、幫助，要中國的老百姓們接受他們並不信任的高鼻深眼的外國人的一個陌生的、有危害的、昂貴的奢侈品，是不可想象的。大規模的鴉片貿易是英國人專門針對中國，為中國量身定做的，這個“成就”不能歸功於英國人的想象力，也不能完全歸功於英國人的貪婪，而應歸功於中國的腐敗。

什麽蟲兒拱什麽木頭，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正是自己腐敗的臭味招徠了鴉片這隻蒼蠅。

在鴉片方面，相同時期、相同環境中的日本就和中國表現出很大的反差。

１８５６年以前，日本和中國一樣閉關自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一樣，將歐洲人視為一個潛在的危險，他於十七世紀中葉驅逐了歐洲人，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了少數的荷蘭商人，被限制在九洲島上經商。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的二百年間，鴉片貿易並沒有在日本出現。１８５６年，日本被迫開放，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其中規定禁止鴉片貿易。他們的禁止是有效的，開放後的日本也沒有沾上鴉片這東西。

腐敗並不是清朝的專利，腐敗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症，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徵。

隨着鴉片的泛濫，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它的危害。湖廣總督林則徐上奏道光皇帝：現在如果還不嚴厲實行禁煙，照這樣拖下去，那末，幾十年後，官兵們都要變成鴉片煙鬼，白銀也都要留到外國去了。等到那時，國家不僅沒有能夠打仗的兵丁，而且也無法籌到餉銀了。林的奏摺擊中了皇帝要害，道光知道”銀荒兵弱”對江山社稷意味着什麽，於是於１８３９年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

林到廣州後，收繳了洋人的鴉片，並在虎門當地銷毀。旁觀的人群中也有許多洋人，其中一位美國商人說道：”至少這一次中國人自己是把官方命令見諸施行了。”與其說他是在稱讚林則徐，還不如說他在嘲諷中國人。

此時的英國人已不再是馬戈爾尼時代的英國人了，經過幾十年和中國的接觸，他們對清王朝已經有了較充分的認識，他們不單單看到了”巨人藍袍下露出的一雙泥足”（馬戈爾尼語）他們還看到了整個清帝國政治的腐朽和軍事的虛弱。並且，當時中國與外商的貿易完全被朝廷的＂公行＂所壟斷，英商在與中國公行的官僚們交易的過程中，對中國官僚們的缺乏平等、欠錢不還等官僚作風深深地厭惡。中國廣大的市場的誘惑，以及對中國即蔑視又厭惡的情感，使得英國商人們早就不滿足於被限制在廣州一埠偷偷摸摸地販賣鴉片，而想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國門了。中國的嚴厲禁煙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和藉口。

１８４０年２月，在英國商人、鴉片販子的要求下，英國政府決定出兵保護本國商人的“合法”利益，派出了由四千名士兵、四十八艘船隻組成的海軍，攻打中國。

１８４２年８月，經過兩年多的較量，戰爭最終以英國勝利，清政府失敗而告終。８月２９日，南京城下，在英艦皋華麗號上，清政府與英國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既然大門是被別人用大炮轟開的，就不要再期望平等了。

《南京條約〉是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共十三款，主要內容有：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向英國賠款２１００萬元；協定關稅，即英商輸華商品，由中英兩國共同協商關稅；廢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自由地與任何人交易等。

有位歷史學家曾說：”中西關係史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⑶

我強你就給我叩頭，你強我就給你叩頭。其實，這不正是不知平等為何物的中國禮治社會的必然命運麽？

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是眾人盡知的，那就是軍事武力不如人。

１８３２年，英國的軍事間諜對中國沿海偵察六個月後，對中國的水師就非常藐視，揚言”全中國一千隻水師船，不堪一隻兵艦的一擊。實踐證明，中國的水師的確不堪一擊，英國的兵艦憑其船堅炮利橫行於中國沿海和內河，猶入無人之境。但是，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人海軍的主要對手卻是中國的陸軍。和中國陸軍相比，英國軍隊雖然有武器上的優勢，但他們也有劣勢，第一，是兵力不足。英軍最初投入戰爭的兵力只有四千人，最多時也不過一萬五千人。第二，英軍遠離本土作戰，補給線過長。從英國航行到中國至少要四個月，從英屬印度到中國也要一個月。而中國軍隊雖然武器不如人，但是他們也有優勢，第一，軍隊數量多，兵力充足。第二，本土作戰，擁有雄厚的財力物力。第三，中國進行的是正義的保衛戰，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根據雙方的特點來講，英軍固然可以憑其先進的武器獲得幾個戰鬥的勝利，攻占幾個城鎮，但他們不能將戰線拉得太長，讓戰爭拖得太久．而中國卻具備持久作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中國堅持作戰，就能拖垮、趕走英軍，就能最終贏得這場戰爭。

然而歷史事實與理論卻正相反，不敢持久作戰、要求速戰速決的不是英國人而是清政府。

清政府也很想打敗英國人，但是每次出兵總是希望一戰而勝，擔心戰爭持久，人民會趁機造反，出現“外患未除，內訌又起”的危險局面。統率大軍去廣州與英軍作戰的靖逆將軍、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視廣東人民為”匪徒”，認為”患不在外而在內”，頑固推行”防民甚於防寇”的戰略方針。率軍在浙江與英軍作戰的揚威將軍、道光的另一個侄子奕經，敗於英軍後，浙江巡撫劉韻珂向道光上奏，提出”十項焦慮”，其內容是英軍武器精良，中國軍隊萬難抵禦；開展以來，人心浮動，杭州、湖州、紹興等地已發生人民騷亂，如果戰爭打下去，可能爆發人民起義，應及早求和等等。正是因為清政府懼怕他真正的敵人---人民趁機造反，所以每當戰鬥失敗後，清政府就忙不迭地向英國人屈膝求和，以求儘快結束戰爭。

可憐的專制朝廷，色厲內荏，外強中乾，對內專橫殘酷，對外奴顏婢膝；可憐的專制社會，外表平靜穩定，固若金湯，其實經不起任何的波瀾、任何的風浪。

軍事虛弱只是戰爭失敗的表面，政治虛弱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

與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

１８４０年６月，當英國艦隊一到廣東海面，就遭到當地人民的打擊．他們積極配合官軍，在陸地持刀殺敵，在海上夜襲火攻英艦，打的英軍“每日東飄西泊”不敢在一處拋錨久停，不敢登陸劫掠，食物和淡水供應十分困難，陷入了“一布帆兜接雨水，幾乎不能救渴”的絕境。１８４１年５月，當官兵龜縮在廣州城內，城外的人民遭受英國軍隊的劫掠殺害時，奕山等清政府官員不關心人民的死活，竟發出“息兵安民”告示，要人民“安靜住守”任人宰割，不許反抗，否則“按軍法治罪”。他們醜惡的嘴臉，使人民認識到“官兵不足恃”，父母官並不保護自己的孩子。要保護自己的家園，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了。５月３０日，廣州三元里一帶的上萬名群眾自發組織起來，以大刀、長矛、鋤頭、鐵鍬為武器，對來犯英軍迎頭痛擊。打死英軍少校軍官兩名，士兵一百四十名，生俘十多名，還繳獲許多戰利品。三元里的勝利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士氣，廣州人民發出《說帖》警告英軍：“若不早日退出虎門，我自有千百燒船妙法，燒爾片帆不返！”。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己動手，就可以殺退侵略者……。

英國人雖然懼怕中國人民，但他們並不過分擔心，因為他們知道自有他們的手下敗將---中國官軍去收拾他們的人民。中國官民的離心離德，政治虛弱，英國人早就看在眼裡，否則，單單依仗武器之長，他們是不會萬里奔襲，以小擊大的。馬戈爾尼訪問中國之後就曾說：“英國所有人的利益都維繫在政府的穩定上，故此英國政府是世界上最鞏固的。同英國的情況相反，中國大多數人把政府的更換認為是自己改善命運的條件。”

中西文明的差異何止只表現在槍炮上。

中國的官和民，不僅只是離心離德，不團結，他們簡直就是死對頭，官壓制防範民，民懼怕憤恨官。官與民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這矛盾是中國民族家裡狠、窩裡鬥劣根性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

中國專制政府攻擊其他國家或地區時，總是挑撥離間的說某某國的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某某地區的人民是反對分裂的云云，這是土改時唆使貧農鬥地主的工作遺風，也是在以己度人。在民主的社會中，某領袖去敬拜××神社、搞×獨，不僅不違反民意，相反，他們是在迎合民意。真正與人民對立的不是別人，而是動輒以中國全體人民自居的中國專制政府自己。

１８５６年２月，法籍神甫馬萊，在廣西西林縣傳教時，被西林縣知縣逮捕並處死 。同年１０月，廣州水師到一條曾在香港政府註冊的“亞羅”號船上搜捕海盜，捕走水手多名。英法便以“亞羅號事件”、“馬神甫事件”為理由發動了第二次戰爭，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爭歷時四年於１８６０年１０月結束，其結果仍是清政府戰敗投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與英、法、美、俄簽訂了《天津條約》。

１８６０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

兩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外國公使駐北京；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許外國人在國內自由經商、自由傳教；修改稅則；鴉片貿易合法化；割讓九龍半島；准許華工出國；發還被沒收的天主教財產；巨額戰爭賠款等。

巨額賠款不是由皇帝掏腰包，也不是由官僚掏腰包，而是層層轉嫁於基層人民的身上。中國的統治者們為了自己的寶座安穩不惜百倍地壓榨自己的同胞，這不得不使人羨慕我們在教科書上常聽到那些的“為了轉嫁國內經濟危機而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這兩種國家有何區別？一個外向一個內向、一個勇敢一個窩囊而已。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沙皇俄國趁火打劫，分別於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４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條約記》。通過這三個不平等條約，沙俄共侵吞了中國一百四十四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隨着清政府的倒台，英、美、法等已與清政府簽訂的條約，被廢除了，而俄國侵吞中國的領土卻再也回不來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 鴉片戰爭中，發生的一些故事，今天聽起來仿佛是笑話。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道光皇帝決定對英宣戰，任命他的侄子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統領大軍去廣州作戰。

這楊芳乃行伍出身，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足跡踏遍半個中國。他在貴州苗疆平叛，廣西剿滅“白馬賊”，甘肅追逐“黃號賊”，四川平定“蘭號賊”，以及湖北、陝西、寧夏等省數以十計的剿匪平叛的征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他因此由一名下級軍官被一路提拔為提督，成為清朝一代傳奇名將。

楊芳比弈山提前到達廣州，負責實際戰備。這位一代名將在親督水師演練、建築防禦工事的同時，竟下令士兵廣為搜集女人的尿罐，因為有巫師向他進言：英夷的槍炮之所以大的又遠又准，是用了妖術，打仗時只要將女人尿罐向之，便可破其妖術。

相信巫師、巫術的絕非楊芳一人。奕山在向皇帝奏報戰事時，認真的、確信無疑的據下屬的報告寫道：“英軍自據四方炮台，晝夜轟城，當英兵攻靖海門時，撲近城壁，忽於煙霧中，望見觀音神像，隨不敢再攻；”“火藥庫在觀音山下，貯貨約三萬斤，為漢奸拋擲火彈，正將爆炸間，忽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頓即熄滅，鄂爾大雨傾盆，逆敵火箭炮彈，無一延燒。”道光接報，大為感動，為謝菩薩的保佑，當即親書“慈佑靖海”匾額，送廣州觀音廟懸掛，以答“神庥” ⑷ ……。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的守將是兩廣總督葉名琛。他乃進士科班出身，平日自高自大，常侮辱外國人，外國人心存報復。１８５７年，英國人進攻廣州，時值太平軍割據南京，咸豐皇帝指示葉名琛：

"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當此重遠未靖，豈可再起風波。”明確表示了對外妥協，對內全力鎮壓人民的方針。葉名琛心領神會，制定了六不方針：“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玩起了“中國功夫”最高境界的無為無不為”的太極戰術，不做任何戰守準備，將守城的希望全寄托在“神仙”身上。他在城北建有“長春仙館”，內供奉呂純陽（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務皆取決於神仙。“乩語”告訴他：過了陰曆十一月十五便可無事。當部將僚屬“固請”他準備戰事時，他卻揚起下巴作先知狀說：不必驚慌，十五日後便無事。5

這情景很容易讓人想起１１２６年北宋的京都開封保衛戰。當時的皇帝宋欽宗十分信任“神仙”郭京，將京都交給郭京的“神兵”把守。其結果是城毀國破，徽、欽二宗當了女真人的俘虜。

“遠鄉怕水，近鄉怕鬼”，外來的女真人根本不把宋人的神兵當回事，同樣，遠道而來的英國人也沒把呂洞賓放在眼裡，對葉名琛的太極拳術也不理會，上前一個直拳就將葉名琛打翻在地：英軍輕易地攻進了廣州城，俘虜了葉名琛。被俘的葉名琛整日為英軍將領作畫，落款自稱“海上蘇武”。後來他被英國人囚禁在印度的加爾各答，不久，他決定效仿伯夷、叔齊，絕食而死。

對葉名琛，大多數史學家是責罵的，但也有人稱讚他的氣節，佩服他的大將風度、宰相城府。今天的人如果只將他看成一個迂腐的士大夫，那就錯了，作為大清國的兩廣總督，他自有“精明強幹”的一面。就在他被俘的三年前，他就 曾在廣州屠殺了幾十萬“天地會”的人民群眾。當時，中國改良主義的首創人容閎曾親眼目睹了屠殺的慘狀：法場上血流成小河一樣，遍地都是無頭屍首；法場周圍二千碼以內的空氣，惡劣的猶如毒霧；泥土由於吸飽了血，完全變成紅色了；屍體上的蛆爬滿得已經可以代替泥土了……容閎披露：葉名琛殺人不問口供，被屠殺的人大半是差役敲詐未遂而任意陷害的。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與葉名琛同時代因殺人如麻而被人稱為“曾剃頭”的翰林出身的曾國藩。曾國藩和葉名琛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士大夫官僚，他們是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忠實的繼承者和捍衛者，同時，他們又都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這兩者並不矛盾，他們正是為了捍衛傳統文化才去進行瘋狂屠殺的。他們的祖師爺孔丘，也是同樣的人，滿口的仁義道德，一旦掌權便誅殺持不同政見者。

這些似乎在暗示，在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光滑、溫柔的外表下，隱藏着殘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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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論語》
⑵ 《老子》
⑶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⑷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三十
⑸ 李鳳翔《洋務續記》，《中國近代史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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