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漢心

在中國的社會觀念和文化承傳之中，由於缺少形而上玄思和“絕對精神”的仰望，缺少對人本身局限性的洞見，所以，很難超越庸常俗務和現實中各種利害關係的掣肘為人設置出一個以知識和智慧為內核的理想國度，因而就難於培育出從人性的本質上進行自我反省和修正的文化與制度機制，當然也就無法做到深謀遠慮，用理性的分析和判斷為人的社會屬性制定出相應的公共法理策略和倫理準則。長期以來，處於日常生存處境之中盲目而又紛爭不斷的人們，由於無所用心、無所仰望，使得人們精神上總是無所適從，因而常常進退失據從而迷失了社會生活的方向感，所以便只剩下對身體的看顧並將人生應有的生活價值如平等、自由和博愛等人性屬靈的品質從心中放逐，以此自足於有限生命中的食色之欲然後低度地活着，最終將人生的全部要務和目標指向當前的利祿得失和身體快活。

這種精神上無所皈依的單向度務實理性，由於缺乏對客觀世界和人的本質屬性作窮根究理探索的熱情和衝動，人們只得要麼屈從於當下的強勢者，隨意選一個得勢的主子捐獻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以贖買苟且的活着；要麼機關算盡、肝腦塗地淪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和祭品，這種全民戮力心向一處“求活路”的逐利意識和目標訴求，雖則能錘鍊中國人忍辱負重的耐心、“賴性”和無原則堅守的“精明”，從而苟延殘喘僥倖躲過輪迴不止的天災人禍，以此保存了老大帝國風燭殘年的儀態與世界同步生息，但卻因其歷久彌深的罪錯記憶而使得任何形式的制度與文化變革都因無章可循，從而要麼破綻百出；要麼舉步危艱。其長期發醇的結果必然滋生出權利場域中難以逆料的潛規則和短視的機會主義行為。既已如此，由於受文化習俗和價值取向，以及制度和可供給社會資源存量的剛性約束，其在制度安排和分配機制上必然因力量博弈而衍生成社會構成上的嚴重不均衡態勢，由此而使得任何個人或組織都會因其得來不易的優越位勢而要麼挾暴力自重，以防範各路膽敢罔顧朝綱禮制和問鼎權力終端的冒險者；要麼便是假託天意神授或國情政勢的“特殊性”敷演匍匐於權力與市場資本淫威之下的普羅大眾。這種人人懼怕得而復失，無恆心因而亦無恆產的循環焦慮與恐慌合成的社會制度與民意心態，使得任何人，無論是鋌而走險、打家劫舍“走陽謀得逞”的草根英雄，抑或是遵循祖制慣例以“陰謀篡位”的正宗得道者，只要一朝擁權獲利以自重，都必然宿命般墮入公共權力的專制主義和“市場化”資本的蠻橫和霸道，從而不斷輪迴往復加劇利益分配格局的“馬太效應”和社會意識上的不公不義。

正是基於這種無心他顧而只在乎當下予取予奪的生存法則和唯利主義的價值訴求，中國社會才衍生成這種內無階級認同，外無國家和民族觀念的離散化社會生態。由此，公權領域才難以在慣常的利祿賄買之外找到並建構出一套非強制性而又具有感召力的“軟性動員機制”，當然也就無法對民心民意進行非利益化的思想統合與“改造”。也正是根源於這種唯權是圖、唯利至上的社會意識，在中國的歷史記憶之中，我們才有太多的利益爭訟和權力火拼，才有太多人性淪陷的悲劇敘事和天怒人怨的世道冤情，才有如此罄竹難書且無法消解淡褪的怨懟與憤怒。惟其如此，我們才總是缺乏寬容、缺乏妥協和讓渡，缺乏在人的有限生存之維作無限追問的精神資源和探究的動力，所以才使得捍衛生命倫理和社會正義的道德和勇氣應付闕如；才總是讓民間一廂情原巴望着橫空出世的“至聖至賢”者流的匡扶和搭救。試想，長期委身於如此不堪承受的命運困局，心懷被鎖定，意志被牽引，誰還能夠突破形而下的生存區間找到權欲利慾之外值得守護一生的精神出路？

所以我們總是要麼顫顫驚驚、低聲下氣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賴活着；要麼專橫霸道呈一時的梟雄之氣率性塗毒生靈。而對於始終匍匐苟且、自輕自賤的野生庶民，他們既無法抗拒來自公共領域的擠兌和盤剝，也不能擎起信仰之旌從而煥發出生命的熱力，因而便只能沉湎於飲食男女和消費性“幫閒幫凶”的趣味遊戲之中。正因為如此，就一般中國人而言，他們對周遭情事和宿命般的社會罪錯，既無神性的侍奉和敬拜，也缺乏有深度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斷，因而也就很難掙脫形而下的物念返求諸己然後從原理的深度追問“我是什麼，應該怎樣認識我自己”，所以便自然要忽視靈魂的存在，忽視在精神的向度經營和建設自己，最終既不能從社會人的屬性上找到自己的天職，也不能從自然人的維度給出自己的定位。由此造成的中國社會必然是：既無法在文化的深層拓展出富有氣派的精神價值；也不能從制度與法理的層面構建具有普適內涵的公共治理模式。正是基於這樣的社會生態，儘管歷盡千年世道滄桑和無數的王朝更迭，中國的治道之策和相關的意識形態卻始終很難走出制度與文化的罪性劫數真正做到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反而是要麼由於一廂情願過度醉心於“聖人出，則世道清”的譫妄而被各路機關算盡終於得呈的“莊家”戲弄把玩；要麼陶醉於從來就不在現場的虛擬化往古“盛世”追憶，從而迷失於寄望他救的玄想，最終只能是不斷將自己我矮化、弱化的“現代性、當下性虛無主義”之中，讓九斤老太式的古風崇仰內化為普泛性的自我棄權而尋求古人、他人救濟的社會意識。

所以，魯迅先生就曾在《燈下漫筆》一文中寫道：“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取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面，但又屬於無論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就該被殺；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去做百姓”。正是導源於這種歷數千年一以貫之的“權利飛地”中顛沛流離和朝不保夕的無根感，中國社會才長期性宿命般浸染於對暴力的臣服和威權政治的迷戀之中，以此不斷累積、演化，最終發酵而成為一種具有節制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精神結構和處世經驗，從而使得無論是官方抑或民間都沿襲着這種思維範式，在尋求自身安全和福祉的同時，本能地滋生對暴力的支配慾和對權力的“集體無意識”屈從，由此勢必衍生成瀰漫於中國社會朝野之間難於調和、互不相讓的交往倫理和惡質化畸變的合作機制。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社會才難於構建具有恆久性的社會化、開放式的組織綱領和執政理念，才難於催生出立足高遠、追求公義的政治信仰和平等待人的文化信念。如此，正如何家棟先生所表述的那樣：即使是我們見慣不怪的一茬茬顛覆性革命和政治經濟“洗牌”，也都一例是“從來沒有履行自己諾言的革命”。

至此，中國人在面對生存無常和各種難以逆料的現實困局時，要麼總是或屈從於天命，或委身於怪力亂神以求得臨時性的心理救急，要麼就只能沉醉於感官需求將自己鎖定在庸常俗務之中苟且偷生。由此生發的關於人和民的社會定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權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為與個人或政團組織利害攸關的力量和”工具“，被有目的、有選擇性的關注之外，個體生存的維度不僅難以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構件的基礎，甚至與人的命運感和生存處境直接相關的哲學思考和倫理建制，也很少涉及具體的、人的內在體驗和真實意願。因此，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作為社會化的人，其在認識意義上往往被局限於可量化的”經濟動物和工具性“的使喚價值，至於其是否被當作人看顧，是能夠得到積極的肯定和尊重，並被優化配置吸納進入王道法統和各種社會組織，一般而言不是基於個人內在的品格和創造性的智慧，而是經濟學定義式的投入與產出評估和考量。所以，在中國，一切有關人在公共意志中的政治經濟學價值，都只能是根據其可以預期、可以盤點的”貢獻“大小，才能獲得相應的制度排序和資源占有份額與席位，而其他與國家、組織或個人利害無關的，獨立自在的生命意識和社會學價值，則由於長期被遮蔽、被虛化乃至滅失，因而始終無法進入公共領域並成為文化辯爭和政治動議關注的主題。

正是根源於這種長期對人的“低度定義”，中國人即使如何擅長於以機巧立身處世，如何精熟於權爭內耗並錘鍊得圓滑通透、爐火純青，他們都只能是目標“向下”把眼球鎖定在當下的食色之欲，聚焦在名利場中享受一朝得勢的暈炫，從而墮落於自殘自賤、聲色犬馬的臨時性光鮮，由於內心中既無仰觀宇宙之大然後窮“天道玄機”為人的終極尋求出路的衝動，因此也不會有“俯察品類之盛”從而“行好地上的事”的信念。所以，才無法從制度和文化的高度為人人都能享有足夠的尊嚴和有體面的活着立法，為彰顯人的善性從而構建出既符合人性倫理的社會正義；又具有普世涵養的政治與法理文明。如此一以貫之，乃是由於我們始終只有迷信而缺乏真信，缺乏對“人慾”抱持足夠的警惕和戒備，所以也就難以產生對主觀與客觀現象作追根究底的原理性思考。因此，儘管我們閱讀的文本中不乏有關民心民意的指涉如“載舟覆舟”之論對社會治亂離合的警示和告誡，但後續的不肖子孫依然謬種流傳、香火不斷，依然要違天悖理沿襲着“其興亦勃、其亡亦忽”（黃炎培先生語）的輪迴宿命和因果律“說鬼話做惡事”，不到淪落坍塌以至於“戍卒叫，函谷關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杜牧語）從而宗廟全毀，則不知回頭是岸，則不知從法統與道統成因和人性的原罪之源進行反省和檢討，從而建構出能真正“與時俱進”的治道文明。依此路徑逆向尋蹤，乃是我們始終看不到天地萬象之中生命的另一種時空意義，看不到浮世榮耀和功名利祿之外有價值的生活形式，所以也就無法立足高遠在更廣闊的維度把人從單純的生物屬性之中，還原為天地造化之間不可慢怠的靈性主體，因而也就無法以人為“基礎”進行想象、推理而後從認知層面拓展人的智慧所能指向的最大視域，從而使災難深重、脆弱不堪的芸芸眾生，最大限度地超越“物競天擇”的必然性命運看到些許救贖的曙光，至此更為理性地從制度與文化的深層測度自身的真實境況從而進行內省和反顧性思考，以此避免人慾在非理性狀態之下的過度膨脹和自戀。

－－原載：《中國報道周刊》，2007-01-20
http://www.weachina.com/html/030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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