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3日，陝西省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長途汽車翻車導致32人死亡。事後，當地報紙報導說有關部門根據規定作出賠償，在事故中死亡的城市戶口居民每人獲賠5萬元，農村戶口居民每人獲3萬元。

這個報導見報後，引起了一定反響。中國畢竟已經有2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以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在一向漠視人權的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很多中國人已經不能再忍受如此公然歧視農民的所謂“有關部門”和“有關規定”。他們如果還不能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自己的意見，至少在網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留下了憤怒的聲音。

這起事件被作為中國戶籍制度下身份歧視的典型案例，載入了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學術專著。美國喬治亞州理工學院的王飛凌(音)教授的《中國的戶口制度--通過區分和排斥來治理國家》為人們提供了通過研究中國戶口制度進而觀察中國1949年以來共產黨統治下社會變遷歷史的方法。在這本書中，王教授用這個事例來說明戶口制是如何對人們日常生活和觀念產生影響的，在今天它又是如何受到有起碼人權和平等觀念的中國人所詛咒的。

王教授的這本書對中共統治下戶口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特別值得推薦的是，這本書對中共戶口制度作了縱橫兩個方面的比較，得出了一個結論：無論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就社會控制來說中共實行的戶口制度都是最嚴酷的。

在歷史上，比較成形的戶籍制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保甲制，它的作用是讓街坊鄰居相互監督，有事共同承擔責任，叫連坐；經濟上它使得政府可以收人頭稅。這個制度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發展，隋唐時期趨於完善。但和中共在1958年以後實行的戶籍相比，無論那個朝代的戶籍制都沒有把城市和農村居民截然分開，後者被完全剝奪了進入城市、改變身份的機會。整個社會是一潭死水，不存在自由的社會人口流動和身份變化。對於政府的財政稅收來說，中共雖然實行了戶籍制，但它倒是從來沒有以此為根據來收人頭稅。但是，中共統治下，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完全是統制經濟，國家可以隨意支配和調用社會經濟資源，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稅收，但完整的制度化的稅收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戶口制，只有城市居民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和福利保障，農民被排除在外，這樣國家無疑減輕了財政負擔。因此，表面上中共沒有像歷史上中央集權王朝那樣用戶口制來收稅，似乎是一個德政，但實質上中共根本就無須收稅，在工農業產品價格上一個剪刀差就足以抵得上那些人頭稅了。

王教授的書指出，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實行過和中共戶口制類似的制度，尤其是蘇聯和照般蘇聯模式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王教授同意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蘇聯的戶口制對中共有很大影響。在歷史上，沙皇俄國為了社會控制和稅收，也實行過一定意義上的戶口制。十月革命後不久，為了政治控制，蘇俄恢復了這個制度，但只是到30年代斯大林時期才實行了嚴格意義上的戶籍制，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把農民排斥在外。但即使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經濟的發展也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有一定的需求，因此，蘇聯通過戶口制所實行的社會控制從來沒有向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那樣嚴酷，並發展出一套相應的觀念和文化，在世界歷史上恐怕只有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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