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海
　　像個大遊樂場
　　上海作家王安憶悲憫心情看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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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曦娜梁麒麟（攝影）

　　紅遍台灣海峽兩岸，以及全球華人世界的上海小說家王安憶，近年來人氣一再攀升。王安憶被稱為“海派傳人”，作品中有不少取材上海與上海人：其長篇力作《長恨歌》 ，目前已成為研究上海的文學經典；另一部長篇小說《富萍》則寫六四年、六五年上海巷弄小市民的生活。又如散文集《尋找上海》雖然是多來陸續完成的舊作，出版後還是很受歡迎。

　　王安憶近日應我國教育部之邀，向參與“語文特選課程寫作營”的學生們傳授寫作心得。在新加坡期間，她接受本報專訪，暢談她對今日上海、上海文學的看法。

不是吃喝玩樂的地方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曾經是十里洋場的上海，在全球掀起旋風似的“上海熱”。身為上海作家的王安憶，對其居住地的看法和一般人又有什麼不同？她眼裡的上海又是個怎麼樣的城市？

　　言談坦率、回答問題不轉彎抹角的王安憶首先斬釘截鐵的說：

　　“我不喜歡現在的上海。眼下的上海就好比一個大遊樂場，是遊客和外來者的上海。目前上海的繁華跟我們大部分的小市民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裡面沒有生活，是個吃喝玩樂、度假的地方。但，在上海生活的上海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計，而不是吃喝玩樂。如果你是在上海生活，上海對你來說就是個踏踏實實的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個鬧哄哄的遊樂場。真正的上海人對上海不會有什麼奇思異想。”

　　王安憶說話節奏很快，但看法一針見血。她說：“我是帶着悲憫、無奈的心情來看現在的上海，以及在上海生活的一些人。”

創作《新加坡人》

　　王安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不但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同時也影響了周邊地區人們的道德觀。她說：“比如我在上海碰到的一些新加坡人，他們原來性格還挺老實，在上海久了，經不起來自各方面的誘惑，潛藏着的欲望被勾起來，漸漸地就變壞了，慢慢地就開始胡來。��

　　“我這次到新加坡來，也覺得新加坡人有很多改變，這個改變和中國好像很有關係。同樣的，在新加坡的中國人有很多也很胡來。”

　　王安憶最近寫的一個中篇小說，題目就叫《新加坡人》，小說人物有一定的原型，主人翁原本是個老實忠厚、生活也很枯乏的新加坡商人，但，到上海生活久了，性情漸漸被引動起來。“老實人最大的轉變就是不斷找女人，而且是不固定的女人。”

　　王安憶與新加坡也有淵源，其父王嘯平是早年從新加坡“回歸祖國”的劇作家。

懷念60年代的上海

　　王安憶說，目前一些懷念“舊上海”的人，其實都不曾真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舊上海”。��

　　她說：“我最懷念的上海還是文化大革命前，6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生活次序比較完善的上海。��

　　“現在的上海很奇怪，它等於是重新再造一個上海。整個城市刻意以30年代的上海作為標誌，但，30年代的上海其實並不是那麼可愛，有很大的部分還是商家幻想出來的，它其實也並不是人們所想的太平盛世，對於上海市民來說，當時的上海，何嘗不是充滿危機。”

“新天地”西方人的東方

　　談到今日的上海，王安憶以目前上海最時髦、最受歡迎的玩樂消費場所“新天地廣場”為例說：

　　“‘新天地’好比西方人眼裡的東方；發展商將上海的傳統民居石庫門房子翻新改建，發展為集餐館、酒廊、舞廳、咖啡座、零售店、畫廊於一身的吃喝玩樂場所，它很受旅客歡迎，尤其受老外喜愛。旅客們以為它具有上海的懷舊情調，對於我們上海人來說，其實是無舊可懷。在外國人眼裡，它像中國，但在上海人眼裡它卻像外國。對於上海人來說，‘新天地’離上海人的上海太遙遠了，它把上海市民的生活做賣點，但又離上海市民的生活很遠，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王安憶認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是市民本身的生活，如果一個城市安於自己本身的生活，這個城市的性格就會慢慢的培養塑造出來，但，當城市被人左右，被塑造成一個對外的，旅遊的地方，它其實已失去自己的性格，它所有的性格都是貼上去的標誌。

王安憶談文學創作
　　希望寫出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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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曦娜（專訪）

　　上海的繁華，也造就了一批以上海的風花雪月作為書寫題材的作家，如目前風頭很健的上海女作家衛慧、棉棉等，一直是近年來文壇爭議的對象和話題。

　　提起這一代的作家，坦率的王安憶再次表露了看法——

　　“我覺得衛慧小說的風行和文學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比如她最受歡迎的《上海寶貝》，由於小說把上海時尚和上海一些表面的東西作為描寫的背景，很受西方人歡迎。西方人有一種奇怪的想法，他們以為可以從《上海寶貝》了解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女人，他們或許也以為《上海寶貝》衝破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典型，事實上，他們並不知道，中國早已大變樣，書中寫的不道德早已變成常態了。”

　　王安憶認為，《上海寶貝》的成功與文學無關的另一個原因是，到現在為止，她並沒看到任何評論《上海寶貝》的文章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因而她覺得，《上海寶貝》所引起的興趣跟文學沒有什麼關係。同時，她覺得，所謂“寫上海”，並不只是把上海表面的繁華和流行時尚寫出來就是，因為並沒有寫出上海的真實面貌。

　　王安憶說：“我覺得新一代作家比較缺乏想像力，作品寫來寫去都是他們自己的心情。但是小說是需要虛構的，小說家一定要有想像力、懂得虛構。同時，這一代作家對生活也沒有什麼理想，他們以為把事情寫出來就是了，以為事情是這樣我就這樣寫，但作家對生活總會有所期望，文學創作應該高於社會現實。這點我想和他們的教育、教養有關。但，我又覺得，他們這一代也很有危機感，他們覺得自己生在這個時代，小說已發展到極致，要成名並不容易，而現在的生活又那麼枯乏，寫作的資源有限，心裡焦燥不安，這一點我可以諒解他們。”

風格從華麗走向質樸

　　《長恨歌》之後，王安憶近年的作品，包括《富萍》、反映江南小鎮生活的《上種紅菱下種藕》，在風格上有着很明顯的轉變。《富萍》和《長恨歌》一樣，雖然寫的都是上海和上海人，但敘事風格和語調卻從《長恨歌》的華麗走向質樸清淡。

　　在目前這個寫作風氣一片光怪陸離、作家們爭相譁眾取寵，忙着標新立異的時代裡，王安憶近年來的小說卻反其道而行，這個轉變是寫作歷程的自然發展，或是她刻意轉換寫作方向？

　　王安憶說：“《長恨歌》寫得很綿密、繁複、華麗，可以說已寫到極致，寫法已經達到飽和。那之後，有點想回頭的感覺。尤其人到中年，很想安靜下來，開始想要用較為簡樸的、單純的敘事方式來寫。《長恨歌》之後，我又寫了《我愛比爾》，以90年代的上海為背景，我覺得那是比較可讀性的小說，它回到小說傳統的意義：說故事。”

　　王安憶也坦言，她一度也走過實驗性的路線，不斷探索小說的形式，如《紀實與虛構》就是一部比較實驗性的小說，但目前她卻非常注重小說的敘事，認為小說一定要有故事、情節、人物，要有可讀性，這是小說最基本的條件，小說家必須能做到。

　　提起未來的創作方向，王安憶說：“我希望能寫出‘道德的力量’。我覺得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20年來人性被扭曲的程度，已超過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突然間開放了，許多人經不起誘惑迷失了。一些從中國內地來到上海的人，有時候真的會失去抵抗力，很容易就經不起誘惑。回過頭看去，寫小說其實都在尋找道德的力量。道德是很重要的，現代人也許以為談道德已經落後，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依靠別人的道德生存，你要衝破道德，首先你是有着別人的道德依靠才可以衝破，我們每個人都依靠別人的道德存活。”

過着簡單的生活

　　王安憶的創作態度一貫予人嚴肅、認真的感覺。她說，創作是極其個人的事，它與作家個人的才能與努力有直接的關係，但作為按月領薪的專業作家，她因為衣食無憂，可以專心創作，又因為一路走來，一直都保有很大的創作空間和自由度，從來不曾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批判，這也使她一直保持創作的熱誠。

　　訪談中，王安憶不但表現出對文學創作的堅持，也自然流露對生活的認真，以及其生活態度的質樸、踏實。

　　王安憶的丈夫李章，目前從事音樂刊物的編輯工作，她說，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她和先生“各管各的”，先生沒要求她理解音樂，她也不要求先生理解文學。就和平常人家的妻子一樣，王安憶每天上菜市場買菜、燒飯，不同的是，她從不間斷伏案寫作的習慣，她說：“我一直都過着比較簡單的生活，能簡單就簡單，在物質方面，我是個比較具有抵抗力的人。”

王安憶

重啟

海派文學的風華

　　王安憶1954年在南京出生，1955年遷至上海。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以來，王安憶已經足足寫了23年。

　　王安憶最初作品描繪文革之後的生活變貌；80年代，王安憶以“三戀”包括《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寫平凡男女如何追逐情愛的滿足。

　　王安憶的創作於80年代已廣受好評，90年代以後，王安憶的創作素材不斷變化，其中包括一系列有關上海與上海人的作品，被認為“重啟海派文學的風華”。去年並獲得首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王安憶的《長恨歌》獲得《亞洲周刊》評選為20世紀最重要的100部中文小說之一，該書並獲得2000年中國重要文學獎——茅盾文學獎。

　　王安憶目前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其他著作有《隱居的時代》、《處女蛋》、《憂傷的年代》、《叔叔的故事》、《剃度》、《紀實與虛構——上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