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根據媒體的報道，76歲的弗吉尼亞工學院教授利布雷斯庫（Liviu Librescu）是猶太人，以色列公民。他出生在羅馬尼亞，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經歷了共產主義暴政，後來移居以色列。面對手持武器的殺手Cho Seung-Hui，他掩護學生逃離現場，自己被射殺，學生無一傷亡。】

美國弗吉尼亞工學院槍擊案中為保護學生而獻出生命的以色列教授利布雷斯庫（Liviu Librescu）今天獲得了美國總統的讚譽，羅馬尼亞總統則授予他最高國家勳章，以表彰他的“英雄主義行為”。的確，對於這樣一位堪稱人師楷模的英雄教授，無論授予何等榮譽應該說都不過分，他值得受到每一個人的尊敬。

利布雷斯庫曾是特拉維夫大學的教授，80年代中去美國度七年一度的學術年假（不是中文網上誤譯的“安息日假期”）後留在美國執教（以色列大學教授中的佼佼者往往是這樣留在美國的）。他經常回特拉維夫大學開課，在很多國際場合仍然介紹自己“也是特拉維夫大學的教授”，他的子女也都住在以色列。因此，雖然他在美國多年，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以色列人都仍然認同他的以色列身份。

以我對以色列人的觀察，出現這樣一位教授應該說並不意外。我到達以色列不久，一位教授便曾不無自豪地告訴我，以色列“沒有袖手旁觀者”。民族與國家的不幸遭遇使典型的以色列猶太人往往有一種極強的危機意識、行動欲望、和凝聚力超強的關懷意識和互助精神，與這種互助精神相輔相成的則是一種超乎尋常的信任感。這些特徵都與那些未曾在以色列居住過的猶太人往往有着明顯的不同。這種互助精神與信任感的形成與以色列猶太人普遍的軍事生涯不無關係。以色列的一位權威心理學家在向我解釋這種互助精神與信任感的形成時說：在軍隊裡，你的戰友的生命依賴於你救助他的犧牲精神，反之亦同。在殘酷的戰爭環境裡你往往別無選擇，唯一的希望是相信你的戰友會不顧一切地保護你的後背，而這種信任感形成的前提則是你自己保護戰友的決心。換句話說，在這裡保護別人就是保護自己，如果你不打算為保護戰友而犧牲，你也就不會相信戰友會為保護你而不顧一切，由此則戰士之間沒有信任感，而因為相互猜疑的戰鬥單位很快就會在戰場上被消滅，所以在以色列戰場上的生存之道，首先是為救助別人而犧牲自己的決心。

我到特拉維夫大學不久，便碰上了第一個“以色列沒有袖手旁觀者”的例子。那天一輛摩托車在大學旁邊的十字路口轉彎時因速度太快而摔倒，車手大概受了傷，倒地不起。我當時站在馬路對面，感覺是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向出事地點奔跑，幾分鐘內就有人攔下出租車，將傷員送往醫院。2004年我們在死海附近發生翻車事故，茫茫荒野里立刻便有四五輛汽車停下來救助，送水的送水，打電話的打電話，不到十五分鐘，安全巡邏隊、警車、救護車全部趕到現場，而我們自己連一個電話都沒打。

即使你在以色列不出什麼事故，只要稍加體察便仍能體會到四周以色列猶太人那種隨時準備對你施以援手的熱情。兩年前我們因故要去特拉維夫南邊的一個小城，因為火車極為方便，決定破例把車停在大學火車站，坐火車旅行。在站台等車時，想察看一下自動飲料機的飲料價格，立刻便有一個等車的乘客上來問我們是不是需要幫助。隨後我們因好奇察看火車時刻表，馬上有一位姑娘過來問我們是否需要她來解釋一下。最後，當我們登上火車時，一位站在相當遠的地方的姑娘快步跑來，關切地問我們是否確知上對了車次，並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這趟車去哪裡，中間停哪些站。從走上站台到登上火車，這期間不過一刻鐘的功夫，先後有三位陌生人主動提供幫助，雖然是個特例，但以色列人的救助精神仍然於此可見一斑。十多年來，我們每年在國外旅行的時間都在一個月以上。在我們所到過的歐美主要國家，也多次回到我們自己的父母之邦，陌生人的幫助也遇到過，但像這樣積極主動的救助精神卻只此一例。

以色列人的這種救助精神即使是在死亡威脅面前往往也毫不含糊。在內坦尼亞購物中心的一次自殺式恐怖襲擊中，發現問題的保安將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死死頂在牆邊，用自己的生命減少了炸彈造成的損失。在一家加油站與恐怖分子的對峙中，幾名民眾用自己的身體將恐怖分子壓在地上，結果五人被炸死。幾年前洛杉磯機場以航櫃檯遭到一名埃及裔恐怖分子襲擊，據目擊者說，當時全副武裝的美國警察在槍聲中東躲西藏，而一名赤手空拳的以航保安則奮不顧身地撲上去，以自己的勇氣和膽量將這名槍手制服。

當然，以色列猶太人中一樣有膽小鬼，一樣有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利益的人。但以我的經歷而言，我相信以色列猶太人中像利布雷斯庫教授這樣充滿勇氣和救助精神的人的比例要比通常人群高一些，行動的欲望也要強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