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北京東城分局和“K字樓”

18年前，“五.二三”蛋擊毛像事件之後，喻東嶽、魯德成和我被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看守所旁邊的收容所內。三人是分開關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當時是關在幾號監牢了，只記得是和一個北京小賊關在一起。從5月24號到6月3號，我只被提過一次審，日子過的很清閒，號子裡就我們兩人，什麼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飯、睡覺，看看報紙，偶爾聊聊天。我雖然很關心外面正在發生的事情，焦慮時局的演變，但由於與世隔絕，除了能讀到一份《北京日報》外，什麼信息也得不到。

記得讀到6月1日的《北京日報》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十萬外地大學生已經撤離了北京”的報道時，我還估計整個學潮和運動也就這樣和平的慢慢的收場了。我對自己說：“也好吧，沒辦法，能怎麼樣呢！”那時候，我對局勢有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如果學潮和運動成功，我們的事情肯定會大事化小，而如果學潮和運動失敗，則當局很可能會拿我們三人開刀。

6月3日晚上11點，我還沒有睡覺，突然，聽到外面槍聲大作，“噼里啪啦”，持續不斷，直到天明。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震驚，尤如五雷轟頂，心裡頭翻江倒海，徹夜未眠。

伴隨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槍聲，我寫下了一些文字。（這些文字和我後來寫的一份遺書，喻東嶽、魯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陽監獄看過，之後在湖南永州監獄我被關嚴管隊時，連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監獄方面查扣，直到出獄也沒有還給我。）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我當時寫下的對時局的判斷：“那麼，鄧小平當局是公然向人民開槍，與人民為敵了！”“中國歷史，人類歷史最為黑暗的一頁正在揭開！”

6月4日早晨，天還沒有透亮，號子裡就開始進人了，一直不斷，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學生。小青年多半是什麼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頭的啊，或者是深夜還在街上遊蕩的啊，大學生則是身上搜出了傳單一類的啊，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由於看守所已被軍事管制，這些人進來時幾乎個個都遭到大兵拳腳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學生。有的大學生進來時還分辨：“我是大學生！我沒幹什麼！”，可那幫大兵卻邊打邊罵：“還大學生！就是要打你們這幫大學生！”

不到幾天，原來只有兩人的不到20平方的號子裡，竟關上了三、四十人。號子裡的人勉強能站下腳，連轉身都困難，何況便池也在號子裡面。人又多，天又熱，也不放風，完全成了人間地獄。因為挨打，號子裡很恐怖，加上紛紛流傳着鄧大人的那句“殺他二十萬！平息二十年！”的話，氣氛更加恐怖。他們都說了外面正在發生的事，如機關槍對着人群掃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數以萬計，等等。

由於時間太久，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獨獨記得一位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戴眼鏡，姓康，單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準備從火車站南下演講時，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傳品被抓的。他說他自己不是學生領袖，但和他們熟。他5月底時去了豐臺火車站，自願協助工運，和韓東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韓東方，說韓是“中國的瓦文薩”。他雖然挨了打，精神卻很振奮，仍然敢說：“人民已經起義了！”“獨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當時官方的說法，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那麼，該有許許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來，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學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燒過車的、打過大兵的。或許因為是收容所，大概沒有真正的暴徒給送進這裡來。我對他們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記得了。我想，在我離開了東城分局後，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勞教的勞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應該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們三人被從東城分局收容所轉走。來了七、八輛軍用吉普車，幾十個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腰系大皮帶，腳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裝的大兵。幾個大兵象拎小雞一樣，把我丟進一輛軍用吉普車中。我剛倒在車上，完全還沒有反應過來，一個大兵又用衝鋒鎗的槍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滿嘴是血，一顆門牙被當即打脫。這幾個大兵隨即跳上車，用軍用皮靴踩住我的頭、背和腳上。我當時的一個最極端的想法，是以為他們要把我們三人拉到外面給秘密槍決了，感覺毫無辦法，無法可想。

然而不是，終於到了一個地方。他們把我拖下車，帶到一幢大樓的一個大廳。然後，宣布我們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煽動宣傳罪”。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樓”，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因其建築結構象“K”字，故名“K字樓”，據說還是日本人占據北京的時候修建的老建築。與“K字樓”一牆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監獄。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審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們的案子已經嚴重升級了。我剛到“K字樓”時是關在二樓，5筒，最裡面的一個小號子。喻東嶽關在我對面的筒子裡，魯德成關在樓下的筒子裡。我剛進號子的時候，裡面關了三個刑事犯，其中的牢頭是個經濟犯，叫田苗，是個幹部子弟。他們在裡面關久了，對外面的形勢顯的異常關心，興趣極大，事無巨細，總是問個沒完沒了。他們知道我是砸毛像進來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認為我們很傻，肯定要被槍斃，有些不值得。他們問我 “六四”大屠殺的事，我有些答不上來，只是把在收容所聽說到的一些事說了說，由於說得不太真切和細緻，他們竟然感到非常的遺憾。

過了兩天，我們號子進了一個新人，叫劉國慶。三十多歲，高個頭，很強壯，住北京市門頭溝煤礦附近。他是個傻子，也是個結巴。說他傻，是因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卻很忠厚，從未談過戀愛，也沒結婚，有着渾身的力氣。他倒確確實實是一個暴徒，因為他是燒裝甲車進來的。我們反覆問他燒車的事，他卻答不上來，也說不出自己是在哪兒燒的車，真是遺憾。我們反覆的問，他總是反覆的說，“氣憤!......氣憤!......坦克車軋死人了！坦克車軋死人了！”

在反覆的詢問當中，我們總算了解到有關劉國慶燒車的一些真實情況：原來劉國慶燒車時，是親眼見到坦克車軋死了人，他氣不過。旁邊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過的裝甲車上潑，他則用絲手套沾上汽油，點着火，然後朝裝甲車上扔。一輛裝甲車就這樣被點火燒着了。

沒過幾天，劉國慶便從我們的號子裡轉出去了，聽說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時候，他黑紅的臉都白了！“K字樓”的規矩是，接了死刑判決，就轉到死牢裡去。死牢據說就在“K字樓”的地下室。

在這之前，北京已公開宣布槍決了兩批六四“暴徒”，西方國家也由此開始一致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在這之後，被槍斃的人也就再沒有在媒體上公布姓名了。當時對六四“暴徒”的打擊真叫是“從重從快”，聞所未聞。據說是一審、二審法院同時辦案，一審判決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審當即開庭：維持原判，拉出去槍斃！

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劉國慶究竟被槍斃沒有？他的姓名是真實的，北京門頭溝煤礦的住址也是真實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幫忙去查找一下。一個傻子出於義憤，燒了車，被判了死刑，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劉國慶走了以後，又進來了一個人，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樞，中等個子，是河北邯鄲市郊區的農民。他可了不得，據說，他一個人竟燒了五、六輛坦克車和裝甲車，其中有一輛價值幾百萬元的德制裝甲車，裡面竟然坐着一位師長，車被他燒了，師長當然也就屁滾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們怎麼問他，他總是一個字也不說。他的情況，我們都是聽管我們筒的一個叫趙隊長的警察說的，趙隊長還說：“路中樞有精神病，他會不會判死刑，就看法庭會不會承認他有精神病。”

號子裡的人都和我一樣，認為燒車越多越英雄。我們打心眼裡佩服路中樞，都叫他“路大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俠一點面子也不給我們，從頭至尾也沒說過一句話。我們不知道路大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們也不知道路大俠為什麼不說話。和劉國慶一樣，我也不知道路中樞的死刑究竟被執行了沒有？儘管我判斷他們十有八九是被槍斃了，但這不是確證，現在也很難去確切地查證。我寫下這些文字，是錄此存檔，作為紀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能搞清楚他們的真相和結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訴書，檢察院對我們的指控很嚴厲，什麼“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後果特別嚴重，性質極為惡劣，在國內外造成極壞影響”，等等。“K字樓”里流行一句話，叫“兩特兩極，必死無疑”。同號的人都認為我們會判死刑，趙隊長經常找我聊天，他也對我說，“判不判你們死刑，就在於鄧大人一句話了。如果他不發話，你們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下了一份準備留給我姐姐的遺書，大意是兩點：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寶貴的。二，我對我自己做的事負責，死而無憾。我還在號子裡的牆壁上寫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鐵屋
仍然要倒！——倒不爛的醬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淚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戰！——戰不勝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畫！——畫不圓的圓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憂思

據廖亦武的文章說，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畫家，後來也關在我呆過的這個號子，他看過我的題詩。

七月中旬吧，我被從小監號調到隔壁的一個大監號，號子裡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個人。此後一段時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六四“暴徒”，是個青年，不到三十歲，長得白白淨淨，非常清秀，已經結婚，夫妻很恩愛。我現在連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綽號叫“費翔”，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當局指控他殺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國衛士”，有街頭攝像槍的錄像作為證據，我問過他，他不否認，可也不願深談。從他的外表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暴力傾向，但從他說的不多的話中，我們能設想到當時的那種場景和氣氛。

這位青年，或許知道自己肯定會被判死刑，他不願談六四，也不願談政治，很坦然面對的樣子。他的綽號叫“費翔”，是因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費翔一類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動得我當時都哭了。我還深深地記得，吃罷晚飯，大夥把鋪蓋收起，十幾個戴着手銬腳鐐的可能會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腳鐐“哐當哐當”地響，節奏感也很強。這種舞會每次都有“費翔”參加，他唱歌跳舞的樣子都很安詳，實在讓人難以忘記！直到有一天，監牢的鐵門哐當的一聲響：“某某某，出來！”這位我們叫做“費翔”的青年就這樣消失了！和劉國慶、路中樞一樣，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因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決書！

東城分局和“K字樓”關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見過的卻很少，現在還記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學以及劉國慶、路中樞、“費翔”三人了。18年過去了，我寫下了這些文字，是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於湖南瀏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