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相當多的企業獲得成功是因為有了政府的賄賂，享有政府給予的特權。這類企業的擴張，無助於整個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之提高，反而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甚至直接損害了交易對象及其他企業的權利與利益。河南首富孫樹華的企業大體上就屬於這類性質。

中國的企業生存環境的確十分怪異：一方面，政府對市場實行廣泛而嚴厲的控制與管制。比如，當年李書福要生產轎車，但就是拿不到轎車生產牌照，連奇瑞也不得不掛一個上汽的牌子。再比如“孫樹華們”，要進入某個行業，大約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賄金。企業家本應享有的自然的自由，無法正常地享有。另一方面，政府對某些企業卻十分關愛，簡直可以說無微不至。比如，杭州市政府現在就可以免費給李書福先生檢查身體。企業家此時可以享受到異乎尋常的特權。當然，唯一的前提是，政府官員認為該企業創造政績的能力比較強大。

事實上，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正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政府不許企業享有“自然的自由”，企業自然難有活力。但政府官員要獲得經濟上的政績，又不得不釋放出企業的活力。當然，假如給予所有企業應有的自由，政府就沒有什麼可以控制的了，就官員私人來說更無租可尋了。所以，政府官員給企業權利的時候，必然採用特權的形式。

也就是說，通常情況下，政府決不放鬆控制和管制體系本身，但某些被特別選中的企業，則可以不受這些控制與管制措施的約束。事實上，政府甚至允許這些企業不管絕大部分法律、政策的限制。比如，孫樹華的企業被選中了，所以，土地就可以由他挑，銀行的錢也相當於他自己家的錢。類似的，房地產業是城市的支柱行業，所以，城市政府就允許房地產開發商剝奪拆遷戶的權利和利益。

在這樣的環境下，孫樹華那樣的發家模式就相當普遍，所謂“其興也勃”。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但人家只幾年時間就成了巨富。不過，這樣的企業，通常也難逃另一個命運：“其亡也忽”。

這樣的命運並不奇怪：任何依賴特權而獲得的財富，都是不穩固的，因為它們不具有正當性。他們只能尋求政府官員的個別庇護。但是，權力的庇護也是高度不確定的，官員可以隨時撤除。因為，官員給予企業特權，本來就是把企業當成增加政績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官員當然在順手的時候可以拿來用，但到了不順手的時候，也就可以隨便扔掉。而只要喪失了政府官員的個別庇護，這樣的企業家也就喪失了一切保護，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依靠，也依靠不上法律的普遍的保護。當這樣的企業倒掉的時候，不可能得到民眾，也不可能得到普通企業家的任何同情。

孫樹華不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的財富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也不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可能的結局。不過，在權力的照顧下，財富來得如此輕易，箇中的欣快感也許是常人難以抵制的。這就好像官員貪污腐敗的時候，總是以為自己可以倖免於東窗事發。而在現行體制下，不論是官員貪污腐敗，還是企業家濫用特權，其東窗事發的幾率確實是非常低的。

此類企業家的短視，或許可以理解，儘管這種選擇終究不是理性的。相反，面對此種情形，關注中國市場健全發育的人們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迅速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階層中，究竟有沒有一些企業家足夠清醒，具有拒絕這種特權的明智和勇氣？之所以說這需要勇氣，是因為，拒絕這種特權很可能讓企業家的營商環境變得不那麼有利，企業將會喪失特權所帶來的壟斷租金。

但是，從長遠來說，企業家拒絕政府慷慨給予的特權，又是明智的。天下沒有免費的特權，而特權絕不是權利。一個企業利用自己的權利通過服務消費者所獲得的財富，自然是正當的。企業家只有拒絕特權，通過發揮自己的企業家精神，所獲得財富才能具有足夠的正當性，財富的政治風險才有可能被控制在最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企業家拒絕這種特權的勇氣和明智，其實也正是企業家爭取企業本應享有之經營自由的勇氣與智慧，儘管這兩者之間還有很長的距離。無論如何，普遍的權利才是企業家真正的保險，而特權卻只是政府官員可以予取予奪的恩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