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反思文革（三）

作者:寒山

我們在上次節目中介紹了在文革意識形態影響下，新加坡左翼文壇創作照搬和模仿中國樣板戲和文革文學作品的情況。當時有一個叫康樂的左派文藝團體，1966年夏天以前雖然已經很左，但還是上演一些政治上比較中性的作品，例如男女聲獨唱“我的太陽”和“姑娘生來愛唱歌”等。但文革爆發後，他們的節目單完全不一樣了。以下是這個團體1969年10月一場內部演出的“革命文藝晚會”的部分內容：

“大合唱：“國際歌”、“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長征”、“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燦爛輝煌”；舞蹈“毛主席啊，我們永遠忠於您”；對口詞：毛澤東思想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笛子獨奏：“毛主席的話兒記在心坎上”；民樂大合奏：“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北京有個金太陽”；表演唱“革命幹勁寶書中來”；詩歌造型：“北方傳來了春雷”、“怒吼吧，馬來亞”、“苦難的人民”、“推動巨輪向前進”。演出最後以詩歌劇“送軍糧”結束。

文革影響新加坡文壇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大量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文學評論或者叫文學大批判文章的問世。

1967年6月，左派刊物《新青年》發表了“當前我國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的長篇文章，以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唯我獨尊的毛式文革霸氣為新加坡文藝工作者指出了“當前的任務”，規定了“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方向”，強調了“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長期的改造”，確立了革命的“創作方向”，說要”大寫、大演、大唱、大畫、大歌頌工農群眾革命運動”。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文作家打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表現的是“個人主義、溫情主義自由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批判一個著名詩人是“公幵打著形式主義反動文藝的黑旗，公幵鼓吹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在這種打倒一切的文革思維下，任何表現人性人情的文學作品都成了左派攻擊的對象。就像文革一樣，這種攻擊常常發展到謾罵的地步。例如一篇批判詩人黃懷雲的文章這樣寫到：“黃懷雲的《流雲的夢》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現實主義的歪詩......是一小撮文娼文氓(這裡的娼是娼妓的娼，氓是流氓的氓)以‘詩人’ 的畫皮去害人作惡”。另一篇文章說：“文壇小丑趙戎又活躍起來了！......這種蒼蠅，偽裝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營營，詆毀正直的人們，無論怎樣乾淨的東西，總喜歡拉上一點蒼蠅屎。”還有一篇攻擊詩人孟沙的文章這樣說：“大唱黑歌的詩人孟沙，竊據文壇的一角，培植毒草，為沒落腐朽的反動文藝效命......隨著新馬文壇的突呈熱鬧，以及各式個樣的文妖文娼文氓的湧現，這一團久經沉沒的渣滓又乘勢浮泛起來了。”

在左翼陣線內部，很多“自己人”也難逃被大張噠伐的命運。一個著名左翼文藝批評家忠揚被說批成“逃兵”和“周揚文藝黑線”在新加坡的“忠實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對階級鬥爭的概念還很模糊”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非常濃厚......假如不投身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進行徹底的、根本的思想改造...... 就很難經得起考驗，就一定跟不上群眾的隊伍。”有一個左派詩人寫了一首題為“輓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沒有表現出烈士的氣概，是別有用心。

今天中國的年青一代沉醉於五花八門的電視連續劇和海內外的電影，恐怕對於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只有八個“樣板戲”已經無法想象和理解。而這卻是四十年前的真實歷史。當時以《紅燈記》、《沙家邦》、《紅色娘子軍》等為代表的八個樣板戲成天在電台、電視台和電影院上演，加上各地的劇團，把那些“高大全”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造反英雄灌輸到各個角落，用今天的話來說可以說是“文化霸權”。

文革的樣板戲通過各種途徑流傳到海外，在華人世界中產生了影響。新加坡毛主義左派控制下的金銀業職工聯合會將《紅燈記》改編成話劇於1969年公演，並公開宣布這是”為了歌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和偉大的勝利，為了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以及為了我國當前政治鬥爭的需要。”

新加坡左派當時還創作和上演了三部具有東南亞革命特色的土產樣板戲。

第一部樣板戲是音樂舞蹈史詩《歌唱馬來亞》。由於新加坡的共產黨和左派長期以來一直和馬來亞的共產黨和左派在組織和行動上密不可分，所以歌唱馬來亞的共產黨也就是歌頌新加坡的左派。這個節目明顯是模仿中共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它們都把共產黨歌頌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中共的《東方紅》以神話毛澤東為中心，而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中則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個人崇拜。這個音樂舞蹈史詩載歌載舞，結合了多種藝術形式歌頌馬共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一共分兩場七景，動員了近百名演員。據一位研究者介紹：“序幕以戰鼓和歡呼，展現氣勢磅礴的場面，紅旗招展。舞台上工農兵學以戰鬥姿態朝著紅旗所指的方向前進，展現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構圖。”節目中有一段直接上演了根據文革時毛澤東語錄歌“造反有理”編排的同名舞蹈。尾聲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一首文革時最著名的毛澤東頌歌。當時一個左派文藝評論家這樣描繪說：“舞台呈現出東風萬里，紅旗漫天的偉大場面，讓人不禁歡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的到來”。

第二部土產樣板戲是詩歌造型《抗日之歌》，突出了馬共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強調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教導。馬共雖然為東南亞抗戰作出貢獻，但畢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國的正面作戰無法相提並論，但和中共一樣，在講抗戰時，馬共很少實事求是地介紹自己的真實作用，而給人以抗戰全是它在打、馬來亞是它解放的印象。在音樂方面，這個節目採用了中國《紅色娘子軍》和交響詩《嘎達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評論家稱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好作品，是紅色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產樣板戲是詩劇《送軍糧》，描寫馬共抗英戰爭中的軍民魚水情。第一場是“突破火線送軍糧”，第二場是“解放軍來了”，第三場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當時有兩個筆名叫“霜天”和“宣紅”的左派評論家，這兩個筆名就體現了文革的影響：“霜天”來自毛澤東的詩句“萬木霜天紅爛漫”；而“宣紅”不用說是“紅色宣傳”的意思。他們在一篇“紅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評論文章中說這個節目“體現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主題思想，從而歌頌了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歌頌了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未完】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2007-09-06，2007-09-20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7/09/06/history/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7/09/20/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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