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界應當避免“中國化”的陷阱

作者:余杰

【按：中共用專制權力扭曲匯率，扭曲工資，扭曲價格，才是真正傷害自由貿易。競爭要以公平為前提，不公平競爭違背自由市場原則。】

美國國會近期先後通過了兩個針對中國和其他存在“匯率偏差”的國家可能實行懲罰性關稅制裁的提案。另外，國會還舉行聽證會，討論許多國會議員認為中國出口補貼等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和美中巨額貿易赤字之間的關係，並審議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法案。

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幾乎對任何的政策都有不同的聲音，更不用說中美貿易這個牽扯到兩國絕大多數民眾的大事了。據說，有一個美國家庭企圖嘗試着過一段沒有中國製造的商品的生活，但他們僅僅持續了短短幾天的時間，便發現這實在是太困難了。可見，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已經深入千家萬戶，兩國的商品往來已經是 “如膠似漆”了。

此次國會對中國施加壓力，立刻在美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

千名美國經濟學家為何反對制裁中國？

反對者是美國的行政當局，尤其是負責對華貿易的商務部。當然，也包括商界人士和大部分持貿易自由主義立場的學界人士。來自美國五十個州的一千零二十八位知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請願書，表示他們嚴重關切國會最近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尤其是在美中貿易方面。請願書說，制裁中國的法案缺乏經濟理由。這些經濟學家表示，二零零七年年底可望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多年來向美國消費者提供廉價商品和低息貸款，因此向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實際上是在懲罰美國自己。請願書認為，這些法案將促使中國對美國商品提高關稅，增強兩國發生貿易戰的風險，屆時美國消費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這份為中共辯護的請願書，居然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徵集完成，其背景頗耐人尋味。

但是，美國一些中小企業和製造商團體擁護國會大力糾正美中貿易失衡的舉措。俄亥俄州生產汽車零部件和其他金屬產品的精密金屬製造聯合會表示，國會的法案只是為了抵消中國人為壓低幣值帶來的競爭優勢，迫使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聯合會的總裁蓋斯金表示，關稅法案也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經濟損失，但國會希望向中國傳遞明確的信息，北京必須改變規則。美國全國製造業協會副主席瓦戈說，必須承認美中關係中存在的問題，國會通過的法案只是要讓北京明白，北京沒有遵守遊戲規則。他說：“我們不能美化雙邊經貿關係的問題，也不能誇張地把所有規則和立法都說成是壞事。美國製造業協會擁護自由貿易，也重視中國的發展給美國提供的機會。但是對於雙邊貿易關係中的問題不能迴避。如果這些問題現在不及時解決，將來可能就無法解決，那時我們就會悔之晚矣。”

對中美貿易的看法，以經濟學家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和公司企業及普通民眾，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呢？

這份千名經濟學家簽名的請願書，釋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美國學術界中研究中國問題的領域，已然處於“中國化”的陷阱的邊緣。這些在請願書上簽名的經濟學家們，自認為體現了美國普通消費者的利益，卻並不為老百姓所認同。他們標榜“政治正確”的絕對的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卻犯下了自以為是、紙上談兵的錯誤。

首先，這批經濟學家完全抹殺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倫理因素，他們僅僅是在一個抽象的層面上關心兩國貿易中的實際利益，以及所謂的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實際上，他們的看法是短視的，如同只能看到掛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塊胡蘿蔔，便為此而一路狂奔的驢子。他們會為如此短視的看法付出沉重代價——他們的孩子可能使用中國的有毒玩具而中毒，他們自己可能駕駛裝配有中國產的不合格的輪胎而出車禍……這不是我故意詛咒他們，而是在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的事實。經濟與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那種幾乎不考慮道德因素的經濟活動，是不能持久的，既害人也害己。

其次，這些書齋里的知識分子，根本不顧中國的有毒產品危害整個世界、中國廉價產品的源頭是奴隸勞工和被強迫從事艱苦勞動的監獄及勞改營的囚犯等已經被揭露出來的事實。他們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及民主化問題更是不感興趣。正如國際奧委會聲稱不應將奧運會與人權問題掛鈎一樣，這些經濟學家也聲稱，貿易就是貿易，政治就是政治，不應將兩者糾纏在一起。但是，他們不明白的是：在中國，政治就是一切，經濟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美國進口中國囚犯在暴力逼迫之下所生產的產品，難道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和人權問題嗎？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伎倆。

第三，我並不知道在這份簽名信的背後，是否有中共的力量或者中國僱傭的遊說公司的運作。我也不能說每一個簽名者都是“熊貓擁抱者”，都是中共政權的辯護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指出，相當一部分美國的經濟學家，都是中共無所不在的“統戰”政策的獲益者。近年來，這些學者有各種機會到中國出差、考察和參與學術會議，並受到中共當局極其隆重的接待，他們在中國幾乎過着帝王般的舒適奢華的生活。由此，他們觀看到的是“櫥窗里的中國”，是欣欣向榮的、繁榮富貴的中國，而沒有看到“櫥窗”背後的種種悲慘景象。這些所謂“純粹的經濟學家”，不再具備哈耶克那樣的道義感和勇氣，不再擁有知識分子挺身而出譴責專制暴政的良知。

穆嘉的警告：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是否全部被收買？

中共對西方學界，尤其是中國研究方面的學者的“統戰”和“宣傳”，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堪稱“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的德裔學者穆嘉，最近在英文《遠東經濟評論》上以《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是否全部被收買？》為題，揭示出研究中國的學者存在多種形式的自我審查，從事中國研究學界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內，都習慣性地討好中共，有時是意識到的，更多時候是無意識的。方法包括研究的課題、報告忽略的事實、使用的語言、及講授課程的內容等。

操流利中文的穆嘉說，外籍的中國學者為方便搜集數據，就要與大陸的學者合作與中國合作。一些西方學者在中國有親屬、有房產，他們的母語不是漢語，已經投入多年時間學習中文，把事業建立在一個巨大的、無法轉移的投入之上。他們通過與中國的關係，獲得信息、觀點，從中得益。如此一來，西方學者得到學術上的最新觀點、工作上有成就，中共也得到西人提供的廣告宣傳。但如果不合作，後果會很明顯，沒法在中國找到合作夥伴，對中國的研究會遇到麻煩。前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李少民就被中國監禁了五個月，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而香港城市大學沒有對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於是，全體研究中國的知識界都選擇了同一條路，不要讓中國共產黨不高興。

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對西方學界的侵蝕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蘇聯。中共使用一套“能指”與“所指”基本上脫節的語言，並強迫西方學者遵循使用，或者潛移默化地讓西方學者接受。穆嘉指出：“我們用的語言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語言，我們說人大，但是人大與國外的國會、議會都不一樣；我們說解放軍，但真的是‘解放’ 軍嗎？”他舉例說，西方學者通常不對中文詞“市場”的定義表示疑問，而是直接翻譯成“市場”，假設它與西方的市場（market）一樣。儘管大陸有了公司法，但當局仍然對公司發號施令，國有企業、包括國企的公司，由黨支部參與企業決策，國企董事會的主席和黨的支部書記原則上是同一個人。中國最大的五十家國有企業，最高的人事都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

孔子說，名不正，言不順。中共玩弄的不僅是一套詞語的遊戲，更是要從觀念上牽着西方學者的鼻子走，讓西方學者也成為馴服工具，成為幫助他們進行“對外宣傳”的助手。許多西方學者明明知道中國的諸多黑幕，卻故意不加甄別地使用西方學術界通用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中國，而不顧得出的是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的結果。穆嘉繼續分析說，許多西方學者隨意使用中國“政府”這個名詞，卻不進一步說明百分之九十五的政府高官是中共黨員，關鍵決策是這些人在黨務工作會議上決定的，政府人事部和黨委組織部實際上是同一套人員，監察部和中共紀律委員會實際上是同一套班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是百分之一百同一套人員。那麼，究竟誰在管理中國呢？穆嘉說，通過使用“政府”這個詞，西方學者讓中國“政府”等同於其他政府，特別是西方政府，這樣做正確嗎？他追問說，“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這一套的宣傳，是否已經被國外研究界不帶疑問地接受了呢？

穆嘉是中國研究這一領域中少有的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學者。其實，在中國研究這個領域，早已存在着一個“潛規則”，就是儘量避免批評中共，儘量避免與中國的人權問題發生關係。那些最勇於說出真話的漢學家，長期以來都被中國禁止入境，如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法國漢學家侯芷明等人。其他的研究者，不是敬重他們的勇氣和良知，而是以他們為前車之鑑，不等中國官方來規範，自己便首先設定了一個禁區。

庫恩：一個向獨裁者獻媚的美國名流

那些專門為中共捧臭腳的學術界人士，則被中共奉若貴賓，享受國師般的待遇，如楊振寧、杜維明等人，最高領袖親切接見，最高學府“自由”演講，到地方上則享受警車開道、大員陪同的待遇。這些待遇豈是在西方可以享受到的？因此，他們自然願意為中國唱讚歌，並“樂不思蜀”了。

美國學者喪失基本的道德感的典型，便是那位《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名義上的作者，並且兼有作家、編輯、學者、科學家、私人投資家和慈善家多種身份的美國人庫恩博士。這位在中美之間飛來飛去的高級智囊，坦然接受中共中央為其安排的吹鼓手的角色，在傳記作家葉永烈捉刀的、肉麻地吹捧江澤民的紅皮書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此行徑，與昔日到蘇聯朝拜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以及到中國朝拜的美國記者斯諾相比，更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江澤民傳》在中共當局的強力推薦下，成為第一暢銷書，庫恩當然收入頗豐。但稿費收入對於這名花旗銀行的董事來說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由此在中國拓展開的關係網絡和權力結構。他成了中共欣賞的“自己人”，親自參與該書的宣傳和簽售活動，他在國家圖書訂貨會上發表演講說，一九八九年三月，當他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時就被深深吸引，十六年來，他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我注意到他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日期，那正是天安門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正是大屠殺的前夕。他卻對此隻字不提，其虛偽與冷血，與鄧小平、李鵬等人不相上下。

江澤民在中國民眾中毫無聲望，大部分中國人都厭惡這個小丑式的人物，正如當年大部分蘇聯人都厭惡勃列日涅夫一樣。如果庫恩博士到中國的街頭巷尾去走走，聽聽普通的出租汽車司機的閒聊，他還會如此“天真”地吹捧江澤民嗎——“我在中國十多年，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着。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了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八十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這樣的說法有點像中國的“秘密黨員”了。

庫恩說，他寫作《江澤民傳》，緣起於觀看哥倫比亞電視網《六十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了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了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人性化的故事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那個節目中，江澤民在華萊士的尖銳的追問下狼狽不堪的模樣，讓多少中國人引以為恥啊！庫恩卻從中發現了江澤民的個人魅力，真不知道他是白痴還是“過於聰明”了。庫恩說：“江澤民與胡錦濤權力順利移交，更表明中國已走向擁有文明政治生活的國家。”這簡直像是外星人對中國的評價，我懷疑庫恩是否真的是美國人，難道他完全不知道什麼才是“文明政治生活”嗎？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哪裡有另外的政黨呢？中國領導人的換屆，除了黑箱操作，哪裡有公正透明的選舉呢？就是庫恩之流的為了個人勢力而不惜顛倒黑白的“學者”，近年來頻頻遊走於中國的高等學府、研究機構、政府部門和公共媒體之間，出盡風頭，成為西方學界的“代表”人物。

近十年來，中國各大學的辦學經費日漸充足，大量資金被用於對外學術文化交流，比如與西方名校之間建立兄弟學校關係，在西方大學內投資建立“孔子學院”，派遣訪問學者到西方名校進修，並邀請西方學者到中國訪問等等。但是，學者的名單和學術的項目，全都經過精心挑選和嚴格審查，任何一個中共方面不喜歡的學者及項目都不可能獲得通過。所以，包括美國大學在內的許多西方大學，為了獲得與中國大學合作的機會，不惜遷就中共方面的壓力和喜好，調整其研究計劃和研究方向。長此以往，學術的自由、獨立與公正的本質便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中美之間的文化和學術交流，其結果並非是中國的文化界和學術界逐步接受美國自由的、獨立的、多元的學術文化立場；反倒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文學界和學術界不知不覺之中被中國那種獨斷的、虛偽的、非道德化的學術文學觀念所影響和支配。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美國和世界不應當不加甄別地接受來自中國的這個“禮物”。

－－原載：《民主中國》，2007-08-21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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