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蠟炬成灰淚始干

2000年春，我患目疾，好幾個月都在奔走醫院。住醫院，上手術台，對我都不是新鮮事，這一次卻懷着極大的恐怖，我怕變為盲人。我怎能忍受那黑洞裡的生活，怎能忍受那黑暗，那茫然，那隔絕。
我在等待第三次手術，日子一天天過去，還在等待。一個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覺得自己是這樣不幸，我不會死，可是以後再無法寫作。模糊中似乎有一個人影飄過來，他坐在輪椅上，一手拈鬚，面帶微笑，那是父親。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我的心聽見他在說。此後，我幾次感覺到父親。他有時坐在輪椅上，有時坐在書房裡，有時在過道里走路，手杖敲擊地板，發出有節奏的聲音。他不再說話，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點和開導。
老實說，父親已去世10年。時間移去了悲痛，減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總是首先考慮老人，現在則完全改變了，甚至淡忘了。而在失明的威脅下，父親並沒有忘記我。或者說，我又想起了他，因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
我會嗎？我需要他的榜樣，我向記憶深處尋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蹟
父親最後的日子，是艱辛的，也是輝煌的。他逃脫了政治旋渦的泥沼，雖然被折磨得體無完膚，卻幸而頭在頸上。他可以相當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開始從頭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大書。當時他已是85歲高齡。除短暫的社會活動，他每天上午都在書房度過。他的頭腦便是一個圖書館，他的視力很可憐，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在他頭腦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輩子思索的結果。哲學是他一生的依據。自1915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哲學門，他從沒有離開過哲學。
父親考入北大時，報的是文科。當時有人勸他讀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轉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轉法科。父親依言報了法科，考取了，但他還是轉入文科。如果他要進仕途，可以從入法科開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選擇了哲學作為他的終身事業。
父親那樣出生在19世紀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個學科，創造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學科，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熱愛祖國，要使自己的國家揚眉吐氣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沒有錯。父親的哲學也不是空談哲理，也不是書齋里的機鋒，他要“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國文化的精華，作為建設新國家的營養，永遠關心着國家、民族的命運，這就是他的“所以跡”。經過多少折騰、磨難，初衷不改，他的最後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後一頁，仍寫着張載的那幾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仍然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他在1942年寫的《新原人》中寫出了他的境界說———他的哲學的靈泉。此書自序一開始就寫了張載四句，接下去便說，“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我一直認為，貞元六書的幾篇短序都是絕妙文章，表現了父親的心胸氣魄。聽人說有哲學教師講張載四句竟至淚下，可知懷有為國家致太平，為億兆安身立命這種深情的人並非少數。
父親最後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學者們漸漸有了共識，認為這部書對論點、材料的融會貫通超過了三十年代的兩卷本，又對玄學、佛學、道學，對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看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還認為人類的將來必定會“仇必和而解”，都說出了他自己要說的話，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寫成了這部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蹟。蠅營狗苟、利慾薰心的人能寫出這樣的書麼？我看是抄也抄不下來！有的朋友來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對我說：“能不能不要寫了。”我轉達這好意，父親微嘆道：“我確實很累，可是我並不以為苦，我是欲罷不能。這就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吧！”
是的，他並不以寫這部書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在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裡面自有一種樂趣。父親著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國朋友問，“在昆明時，各種設備差，圖書難得，你到哪裡找資料？”父親回答：“我寫書，不需要很多資料，一切都在我的頭腦中。”這是他成為準盲人後，能完成大書的一個重要條件。
“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專注，他的執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幫助，甚至咀嚼困難，進餐需人喂，有時要用一兩個小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擋不了他的哲學思考。一次，因心臟病發作，我們用急救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當時，我為這句話大慟不已，現在想來，如絲已盡，淚已干，即使勉強治療也是支撐不下去的。而絲未盡，淚未乾，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生命的靈氣絕不肯離去。他最後的遺言“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個生命說出來的。
父親久病後，偶然顫巍巍地站立，總讓人想到風燭殘年這幾個字，燭火在風中搖曳，可以隨時熄滅，但父親的精神之火卻是不會熄滅的。他是那樣頑強，堅韌，那樣豐富，他不燒乾自己決不甘心。
薪盡火傳的精神後面，有着極飄逸、極空明的另一面
1982年，父親到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他寫了一首詩：“一別貞江六十春，問江可認再來人？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做後薪。”薪火相傳的意思出自《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他要像澆了油的木柴一樣，前面的木柴燒完了，後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傳代代不息。
父親那一代人責任感太強了。他們無暇逍遙。其實父親心底是贊成孔子“吾與點也”那一句話。曾點說，他的願望是“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父親是欣賞這種境界的。
四十年代，常有人請父親寫字，父親最喜寫唐李翱的兩首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有一首是“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這兩首詩，父親寫過幾十幅，現在家中只有“月下披雲嘯一聲”那一幅，沒有了“雲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一幅。父親的執著頑強，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薪盡火傳的精神，後面有着極飄逸、極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這樣的互補，中國知識分子才能在極嚴酷的環境中活下去。
很多年以前，父親為我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龔定庵詩：“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蓄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後來父親又為我和外子做過一首詩，“七字堪為座右銘，莫拋心力貿才名。樂章奏到休止符，此時無聲勝有聲。”父親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諄諄教誨，不要為一點輕易取得的浮名得意，在寂靜中也許會有更好的音樂。想到這些常覺得是父親坐在那裡，以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在沉默中，讓人想到“雲在青天水在瓶”的詩句。可是那涵義，那境界，有誰領會。
我做了手術，出院回家，在屋中走來走去，想傾聽原來的父親臥房裡發出的咳聲，但是只有寂靜。我坐在父親的書房裡，看着窗外高高的樹，在這裡，准盲人馮友蘭曾坐了33年；無論是否成為盲人，我都會這樣坐下去。

遺愛人間（編後小譯）

解波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現代哲學界泰斗之一。大抵名人常易有是非、有誤解、有褒貶。然而，我認為，無論唯心唯物、利人利己，在生死大限之前，人心會裸露最本質的真實。
兩載前，在與馮先生次女宗璞先生晤談時，我的陋見幸得這位飽學女史認同。馮友蘭先生最後10年，杜門謝客、潛心著作，朝夕相處的只有宗璞一家，最了解他的也莫過於宗璞。因此，我懇請宗璞先生寫篇華章，記敘父親最後的音容笑貌。蒙宗璞先生首肯，待她的長篇《東藏記》付梓後動筆。
忽忽一載流逝。再度登門拜訪，宗璞先生正困擾於視網膜脫落症，但她不改前約，應允稍有恢復則勉力命筆。之後，她幾度治療、幾度脫落，奔波於醫院，伏臥於病榻（因擔心脫落，連睡眠也只能伏臥）。箇中苦楚自不堪言。
我才意識到，宗璞先生也已步入古稀，痼疾纏身，催稿自然極不適宜。
孰然，前不久，宗璞先生在電話內主動告知：稿已完成。她是在失明的威脅下，一字一句口述，記下了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情愫，一位學者對生命的思索。
有幸最早拜讀，伴隨着真誠詩意的文筆、溫馨蘊藉的回憶，漸漸地，我忘了溽暑，忘了塵俗，仿佛聽見了翹檐風鈴，流水般搖響一片銅聲的靜穆，悠悠然飛向天外。
人若能活到這般境界，該有多好！
為此，我鄭重地向讀者推薦這篇《蠟炬成灰淚始干》及本版其他3篇文章。我相信一代先烈或哲人長逝，他們留下的感召力，將隨時間之波而一圈圈地振盪綿延。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8月2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