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以陳祖沛、榮毅仁、盧作孚、康心如等幾個民族資本家為例子，從發家，到上共產黨賊船；以大量事實證明從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以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民族資本家資產在不斷被折騰、被壓縮、被掠奪；最後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意識的工人群眾監督下，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被評為24.1864億元，不及實際的十分之一。即使以此為基數，從1956年到現在的40年中，不計復息，也不問年息5%是否合理，中共反動派便起碼侵吞了民族資本家3萬6千億元以上的利息，遑論本錢被剝奪以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受的傷害、迫害和殺害所帶來的損失。】

（一） 從陳祖沛看民族資本家是怎樣發財？

陳祖沛1916年出生於廣東省江門市，只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當學徒。一個偶然的機會，讓15歲的陳祖沛戰勝眾多競爭對手，做成一筆大生意；從此有了善於做買賣的美名，在商場上嶄露頭角。雖然如此，從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仍數度失業。

1935年世界經濟復甦，陳祖沛為在廣州的四家商號：威海日盛德、青海豐泰仁、大連泰和興、天津德和永當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飛騰汽車公司營業主任；再兼光成行業務主任。陳祖沛把幾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時間竟賺了兩萬多元，相當於開張時投入資金9,000元的兩倍多。

1938年，廣州淪陷，陳祖沛隻身逃回香港。在港失業期間，到實用會計學校學習了兩個月會計課程後，再回廣州。陳祖沛看準廣州市場特別需要糧食，便以小洋600元作為股本在廣州創辦大成行。一炮打響，開業半年，本利賺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擴展到海外東南業一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所有工商企業都陷入困境時，陳祖沛把家鄉新會著名土特產葵扇運到上海，獲利過倍。大成行的資產，一下子從折值港幣10多萬元增加到30萬元。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陳祖沛馬上在香港設立大成分行，隨即把總行從廣州遷到香港，從此鴻圖大展。資本家賺錢，除了本身聰敏、勤奮之外，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豈是共產黨的“剝削”二字所能盡道。

（二） 資本家做了共產黨私家金庫

陳祖沛因愛讀《世界知識》雜誌，而與其作者之一劉思慕相識，而劉思慕恰巧又是陳祖沛的遠房親戚；劉思慕早年留學過蘇聯、德國和奧地利，受共產國際派遣潛入國民政府軍事要害部門做地下工作。陳祖沛通過劉思慕又認識了許滌新、黃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漢夫、黃長水、費彝民、陳君冷等所謂民主人士、學者、工商界人士，並結為好友。

《華商報》復刊之後，成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喉舌；《華商報》的復刊經費，原是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但有很大困難；在劉思慕動員下，陳祖沛立刻認捐港幣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還動員有關係的商戶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訂報的辦法支持《華商報》。

為配合共軍攻勢，沈鈞儒準備復辦《新生周刊》；陳祖沛捐助開辦費１萬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元。陳祖沛還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共軍等等。1946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中共的款項達10萬多港元。

（三） 上了賊船，好心沒好報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面臨決戰階段，陳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陳祖瀛赴天津，動員職工做好迎接共軍接管天津和華北地區的準備工作。陳祖沛為開闢對天津和華北地區的貿易，組織了一大批緊缺物資如汽油、柴油、卡車、輪胎、橡膠和西藥等，包租了三千噸級的英國輪船運往天津港並親自押運。為中共解了物資非常缺乏，土特產銷售不出之經濟困境。

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世界知識》雜誌創辦人、《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音樂家馬思聰，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陳祖沛滿載貨物貨輪上，秘密地回到中國去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千家駒後來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他經常聽毛澤東這樣說：“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上了賊船，又跳出賊船；其中最具傳奇的莫如馬思聰。1966年8月，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賊們打得遍體鱗傷、滿臉鮮血，妻子兒女也受盡侮辱，憤然決定全家逃往香港。為此，幾家受牽連，二哥馬思武於1969年被迫從三樓跳下自殺身亡；二嫂(法國人)於1976年憂鬱而死；大哥馬思齊和大嫂都受到隔離審查；馬思齊的女兒馬迪華，患嚴重心臟病，死於拘留所，她才30歲；馬思齊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判12年徒刑、一個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恆、王友剛，王友剛之妻何瓊也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管制……(《馬思聰的一生》)

把這一班人送上賊船的陳祖沛，最後也自投羅網。1950年，陳祖沛隨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組織的香港澳門工商界參觀團回東北觀光，走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 “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只要好好地跟着共產黨干，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之後，把資金搬回內地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但後來名聲很大的馬萬祺當時任副團長，便不上這個當，於是天壤立判、成敗殊途矣。

噩夢開始了。1952年五反運動一展開，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補稅款”舊人民幣200億元；即使傾其國內各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最後由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元，才得脫身。

此外漢口的大成分行也是當地重點打擊對象；五反運動中的殘忍做法，讓陳祖沛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但陳祖沛對市場經濟、國際貿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 年，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的陳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劃為右派分子；隨即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職務，在七斗八斗之後跳樓自殺，雖未死卻跌跛了一條腿；由於當局仍着眼於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未再窮追狠打，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復全部職務。

1982年，陳祖沛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廖承志緊握着他的手說：“你受的委屈太多了，黨對不起你。”陳祖沛竟感動得熱淚盈眶，喉嚨哽咽，說不出話來。一句輕輕巧巧的、一文錢不值的話，便賺得陳祖沛一腔眼淚，把幾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難，還有被剝奪掉的、數以千萬計的巨額財產，都煙消雲散，一筆勾消，還說黨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陳乃良：《商界奇人陳祖沛》、金陵：《陳祖沛同志生平》等)

（四）陳祖沛命大活下來了，盧作孚卻死了

三五反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殺死，至今沒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錢的偉大祖國里，沒有人會關心這個數字；不把人(這“人”不包括無產階級革命家本人及其親屬子女，他們不但是人，而且命還特別矜貴；比如鄧朴方在北京大學摔傷了，鄧小平就把聶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當人的偉光正的黨媽媽，也不會去理睬這個數字。

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同志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死了這麼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據說愛民如子、愛和資本家交朋友的陳毅市長可有惻隱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沒有！陳毅市長不但不同情、不設法阻止，反而幸災樂禍；你聽他走進辦公室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何等輕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開心。這樣，剛剛為“抗美援朝”捐獻過飛機大炮、剛剛上馬路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只好繼續當“空降部隊”了。

共產黨從江西時代起，就是以“打土豪”為旗號，先殺地主、富農、大商家，再殺貧下中農、小商人、手工業者，然後搶其“浮財”、共其產以充軍餉。現在為蘇聯人、朝鮮人而和美國人開戰，只好再一次殺雞取卵，從資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學李自成、劉宗敏在北京設“比餉鎮撫司”的辦法，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甲申核真略》)，製作五千具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甲申紀事》)，“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餘人(談遷：《棗林雜俎》)，“殺人無虛日”(《甲申傳信錄》)。

讓郭沫若寫過《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澤東，當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澤東雖也是“殺人無虛日”，但他卻不讓你知道他到底殺了多少人；毛澤東也不說他沒錢要問你要，而是說你有罪，你必須把財產交出來。拷夾(批鬥)、嚴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財產，如果沒有，便只好自殺。即使要自殺，還不可以跳江、墜海，否則屍體讓水沖走了，親屬就要牽連；所以，三五反時上海市及全國各地的資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隊”，那就要像盧作孚那樣吃安眠藥了。

（五） 奪其財，又殺其人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一代船王；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家，還是一個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理論家、實踐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經濟特區和文明小區的策劃者和創建者，更是西部科學院的締造者和首任院長。盧作孚是實幹家，也是理想主義者。但這樣的一個人，卻不容於他曾嚮往、並寄以希望的“新中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幹部楊亞仙、冉慶之、陶建中、蕭懷柱等被槍決，郭經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陳國光、劉子國、周雁翔被清洗，錢喬被捕出獄後自殺。而且朱樹屏交代的民生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竟有五六十個之多。(李肇基：《盧作孚之死》) 這些都是共產黨、毛澤東為鞏固權力、為掠奪財富而製造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台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對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難以接受的；盧作孚當晚便自盡了。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遺書的同時，更為“新中國”在海外保存了兩千餘萬美元的資產，加上在大陸的資產，折成時價，當是天字數字了。但是，可愛的黨把他的資產“公營”了，又把他的人殺了。現在到處把“毛澤東沒有忘記他”當作逸趣美談，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澤東聽到盧作孚自殺消息時說：“如果盧作孚先生還在，他所要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風涼話。盧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過是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罷了；與盧作孚一樣的工商界頭面人物，如重慶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畢鳴岐、董少臣，北京市吳金萃，江蘇省錢孫卿、錢鍾漢，上述的廣東省陳祖沛等人的悲慘下場都可以證明。

（六）“改造”就是消滅、掠奪、搶劫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是要趕盡殺絕的。1952年9月，就已經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消滅私人資本了。為了利用稅制扼殺私人資本，毛澤東把薄一波說成是被資產階級“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的一個靶子，首次將屬於經濟工作範疇的問題擴大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1953年，毛公開、正式地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改造，就是消滅、就是公然掠奪、就是公開搶劫代名詞。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彩，到處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准”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各界群眾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紅旗飄揚，鑼鼓喧天；戴着眼鏡的、胖胖的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是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樂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闆、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不但帶頭把身家、產業、秘方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共產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很積極。6月15日，在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兩個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樂松生第一個發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只是他忘記了說，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個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談會上，也說過“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義，只相信黨員、團員、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員”，“私方交出企業後，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膽使用，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呢？我親身體會到，資本家交出企業不是容易的事，這是脫胎換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報》，5月17日）

九年後，樂松生終於被清算，大柵欄同仁堂前庭懸掛的1669年樂顯揚立的老匾，毀於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遊街以後自殺了。還有人看到像他老母親的一位老太太被關在籠子裡受盡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慘地死去了。

（七） 榮毅仁是漏網大右派

上海市的榮毅仁，1954年和樂松生一樣，也向政府提出將企業公私合營的要求，所以也有“紅色資本家”的稱號。但周恩來的一席話卻把榮毅仁的兩面派，揭露無遺：“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乃统鋈�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可見，榮毅仁後來說的“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4號) 云云，實在是假話。

1957年，榮毅仁被揭發和盛康年等人搞反黨小集團，大肆反攻倒算。據民建上海市常委、臨陣起義的嚴諤聲向中共上海市統戰部檢舉：以榮毅仁、盛康年為首的 “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有：經叔平、嚴諤聲、劉念義、胡子嬰、吳中一、唐志堯、吳志超、蔣伯笙、蔣和盛、吳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榮鴻仁、王嘉元、簡日林、韓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車懋章、孫善章等；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布廣，涉及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聯、上海市民建會、上海市政協等單位，遍布稅務、財政、勞資、社會主義改造辦等部門，用鑽進去、拉出來等手段向共產黨、無產階級發起猖狂的進攻。而漢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正是這個小集團的黑後台。(新華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電)

他們拉幫結派，密謀策劃，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他們同情和支持章乃器；榮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風點火，在市裡的一次會議上作《要發揚民主必須維護法紀》的發言，把事情鬧大，藉以攻擊公方代表、攻擊無產階級、攻擊共產黨，於是被左派們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產黨，也被說成“不自量力，異想天開，想當恩格斯”。正當他們即將陷於滅頂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瓦伊漢向他們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說了，你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即為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

向德最終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劃為右派分子，對於向德榮毅仁則較幸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孫更舵(中共黨員)、市工商聯副主任杜大公（中共黨員、民建抓整風反右的領導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漢也派民建中央秘書長、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曉村到上海救火。所以，榮毅仁對毛澤東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長、資本家盛丕華兒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變，在上海市工商聯和民建召開的大小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盛康年先後寫了十一次書面交代，才得過關；但“榮盛小集團”的黑鍋卻一直背着，以至終生悶悶不樂，於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僅51歲。（計泓賡：《榮毅仁與“榮盛小集團”的平反》）www.qikan.com.cnEz5CIaAU7KXqmKqC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