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章伯鈞、章乃器在康同璧家裡見面。章伯鈞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它人都受了衝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着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腦震盪的後遺症長期不愈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賬新賬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斷；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不予及時治療致左眼失明後，軍代表責成其與經叔平一起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太太楊鑒清被打得死去活來，臥床不起。連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

榮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時，又極風光，被吹為：“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共產黨是偉大的實用主義者，用得着就捧：1957年，陳毅親自推薦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長；1960年，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接着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79年，鄧小平叫他主持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讓無產階級革命家家族“先富起來”；1985年，被秘密拉入中國共產黨，成了特別黨員； 1993年，77歲高齡的時候，“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了就叫你當右派、反革命，甚至肉體消滅。

（九） 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

1955年，公私合營正大步前進，但毛澤東還嫌不夠快。10月27日、29日，兩次邀請全國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廣發追命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一屆二次會議，主任委員陳叔通借毛澤東講話，催促工商業者進一步接受改造；並威脅對少數破壞改造的違法分子，展開嚴肅的批判和鬥爭。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就把自己的產業無償地交出去了。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洪流之中，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進入到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一些不甘被掠奪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搶了企業、工廠，又把手伸向農村。1958年，毛澤東見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如獲至寶”，親自定稿：“各農業社並為公社後，原農業社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社員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也都轉歸公社公有，只允許留下少數家畜家禽。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終於，收天下工廠、土地、美女、金錢，為一人所私有了。五反時，陳毅對榮毅仁說：“共產黨眼淺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貪你那些？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產黨是看到你們一批人還有用，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是真話。”陳毅的“真話”早讓毛澤東貪婪和無恥徹底拆穿了。

（十） 用你的利息“贖買”你的本錢：與強盜何異

1950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公司的盈利，除了繳稅和提取10%的公積金之外，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 %的餘額。1953年，改為“四馬”(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和獎金，私營股東)分肥：前三馬占總利潤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營業主所得不超過四分之一，即私營股東所得紅利從60%降到25%。

1954年9月，政務院通過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第三條說：“合營企業中，社會主義成分居於領導地位”，第九條說：“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但據1955年統計，公股在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比重只為40.6%。1955年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的，平均每1萬元資本額，國家投資1,273元，每63 個職工，國家派幹部1人。在第四章“盈餘分配”中，仍然是“四馬分肥”。“股東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廠長等人的酬勞金，共可占到全年盈餘總額的 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後，又據陳雲《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報告，和《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資本家採取贖買的辦法。所謂“贖買”，不是由國家另拿一筆錢收買資本家的企業，而是在每年生產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點分給原私營業主，這就是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定額利息，叫做“定息”。

怎樣計算定息呢？在公私合營企業里，先對資方的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全國評估的結果，連同1956年以前合營的在內，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一共是24.1864億元。然後根據股份、利率，每年付給資方固定的利息，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為1厘至6 厘，1956年7月定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後來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馬立誠：《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雲錄》)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202萬元，幾乎占全國公私合營企業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於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新華社1957 年6月8日上海電) 1956年被定為資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約86萬人(保育鈞：《呼喚理解》）

中國共產黨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無賴，且不說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在層層壓縮、級級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麼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1976年後，中央工作組和中共上海市委就決定落實政策，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給資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賠。按照情況退賠了30個億，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陳錦華：《國事憶述》)“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是榮毅仁”，為什麼不是榮鴻三？與前面1957年6月8日新華社上海電的說法不同，不知何故？

（十一）李康年為二十年定息被打成右派分子

李康年，上海市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1957年1月間，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建議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 從此全訂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這個以定息5厘，20年收回相當於“老本”的利息後而放棄“老本”的主張，被作為“定息20年建議”引起軒然大波，遭到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的批判。李康年反駁說，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提出這個贖買存單年期分20 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22億元的建議，是根據1955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千家駒說贖買應自1949年算起，這個主張無非欲減少贖買金額，兼可減少定息數字，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因為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財產數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澤東1956年1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可見得社會主義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來開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說是準備時期，更說不到是贖買開始時期。（《人民日報》，6月6日）可惜這篇四千字的發言，只不過為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罷了。(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

（十二） 毛澤東也不保榮毅仁：七億人只有宋慶齡、郭沫若受保護

中共席捲大陸之際，榮毅仁何去何從？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業必須重頭開始；留下又生死難卜。在無錫養老的父親榮德生請朋友錢鍾漢親赴中共蘇北根據地去摸底。錢鍾漢在蘇北根據地被告知：“轉告榮先生，我們是保護民族資本家的，務必請他留下，建設新中國。”這個錢鍾漢風光過幾年，當過民建中委、民建無錫市主委、無錫市副市長；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連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員、江蘇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錢孫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於，榮毅仁留下後“新中國”又如何對待他呢？據章乃器說，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唯一保護的是榮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榮毅仁的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涌到北太平莊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搶、批、斗、抄；當紡織工業部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向周恩來特急報告時，周恩來說：“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它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毛澤東不再保榮毅仁了，周恩來“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當然只是廢話。七億人口只剩下宋慶齡、郭沫若受保護了；天地不仁，竟至於此。榮毅仁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落此下場。真是一失足“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個批判過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駒，後來也吃盡“上了共產黨賊船”的苦頭，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殺。想到1948年，千家駒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見到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時真是啼笑皆非。當時毛澤東對千家駒“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革命戰爭都失敗了，即使勝利了也變了質，如劉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證農民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會變質”的回答是：“因為時勢不同了，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現代工業，有無產階級，不要看不起這百分之十，這是中國能取得勝利、勝利後不會變質的保證。”(千家駒：《自撰年譜》)

誰知中共卻有比李自成、劉宗敏更厲害的“比餉鎮撫司”：“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里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柜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錘子砸碎，能從藤芯里抽出美鈔。家裡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裡面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摺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死。”(章詒和：《徃事並不如煙》)

（十三） 工商大戶和右派大戶

說了廣東、北京、上海，再說重慶。重慶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除經營銀行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蜀華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國民印刷公司、重慶利濟財團、中國毛紡廠、中國興業公司、四川絹紡廠、寶豐公司、興華保險公司、天府公司、德豐公司、同春字號、嘉陽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公司。(重慶市檔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干企業。

1940年，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他倡議定重慶為陪都，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巨大貢獻；他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一國途經重慶時，專門去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及其妻子王棣華；周恩來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周恩來在康心遠、賀龍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慶市工商聯第四屆委員會代表大會會場看望委員們；在見到康心如時，周恩來激動萬分地說：“你老了。”然而幾個月後，中共卻將這個“老朋友”變成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在民國時代康家是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康家卻成了右派大戶。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干、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從此康家像新中國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視，受到摧殘，受到迫害。毛澤東、共產黨之忘恩負義，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四川美豐銀行是我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1926年變為全華資銀行；1935年，僅興建七層高的美豐大樓便耗資49萬餘元。1937年，經五年的三次連續增資：資產便由1932年的25萬元增至300萬元。做為美豐銀行主要操辦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遠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豐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60多萬之外，還有個人名義在其它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100萬元。至1948年資本總額為金元券200萬元，在上海、南京、長沙、漢口、西安、昆明、貴陽、成都設置分支機構43處；投資達上百家企業公司。(張壽寧：《敢為天下先》、重慶市檔案局)

1949年11月重慶易手，1950年4月美豐銀行宣告停業，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結束(《天涯小區》)。康家到底被共產黨共了多少財產，現在連康家後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據美豐銀行分支機構之多、投資行業之廣泛，房屋等不動產之遍布各地，資產清理工作時間之長，亦可略窺一二。可是當1976年上海市僅對於文革時期停付的定息，便給榮毅仁退賠30個億時，康家卻沒拿到一分錢。推而廣之，除了還有用處的個別花瓶之外，絕大部份的資本家並不能拿回他們的權益。

（十四）“國民黨四大家族”是陳伯達的造謠，共產黨四大家族卻是千真萬確

經歷過當年公私合營評估資產的老人說，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評為24.1864億元，是實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資方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所謂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的行業合營委員會最後“核定”。且不說之前之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之類的折騰、敲榨、勒索，只看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的工人群眾“監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當時上海市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有五戶，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占975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新華社1957年6月8日上海電) 1976年，賠給榮毅仁欠息便是30個億，以第一名的975萬元和第五名500萬元平均推算，共產黨在十年間欠下資本家的利息便超9千億元；現在過了40 年，不計復息，也不問年息5%是否合理，中共反動派便起碼侵吞了民族資本家36千億元以上的利息。

惡劣的是，當年中共領導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用國家的名義掠奪了民族資本家的財產，雖然作為黨產或私產予取予攜，但還保留國有資產的名義。現在，卻用經濟開放改革、轉制、私有化等名目，把國有資產徹底地裝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子女以及有權力的共產黨官員口袋中。如果國民黨“四大家族”是陳伯達造謠的話；那麼，共產黨的“四大家族”卻是千真萬確：鄧、王、江、李，都是富可敵國。又豈止四大家族？現在有千千萬萬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國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澤東叫化子共產主義、鄧小平權貴黑社會主義反動路線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劉少奇在接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曾明確地提出：“要講買賣，必須給公私合營的資產階級定息。不給定息，資產階級就要造反了，斗得無產階級自己也不能解放。從馬克思的理論上看，要先解放資產階級，才能解放工人階級。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嗎？”(師東兵：《選擇突破口》)

劉少奇的話不幸而言中，由於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特別是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扼殺了資本主義，中斷了新民主主義的進程，造就了無法無天的騎在人民頭上“為人民服務”的特權利益集團，現在工人階級得到報應了。當年“不讓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崗失業，或淪為奴隸被更兇惡、更殘忍的官商買辦所壓榨，整個中國變成了血汗工廠、農奴國，退回到了極野蠻、極血腥、極黑暗的奴隸制時代。“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工廠就是我們自己的工廠”的遮羞布也早已拋到垃圾堆里去了。于建嶸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對現實的怨恨： “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

如果我們工人不再是領導階級，你們中國共產黨憑什麼還是執政黨？ (胡平:《從領導階級到弱勢群體》）奴隸們終於要覺醒，奴隸們在覺醒。 【全文完】

－－原載：《民主中國》，2007-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