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onservapedia 翻譯:九喻

Venona 文件證實了，參議院“民權委員會”（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個工作人員是克格勃間諜，這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是參議員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選舉中被麥卡錫擊敗。這4個克格勃間諜是：

John Abt，委員會首席律師（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還任職於其他3個國會的委員會。
Allen Rosenberg，他還任職於“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經濟戰爭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國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後來他還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案子。
Charles Flato，他還任職於“經濟戰爭委員會”和“外國經濟管理局”。

這4個間諜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也是共產國際成員。

儘管有共產黨滲入美國政府的前提是正確的，很多受到麥卡錫懷疑的人並不是間諜。近期學者發現，在1950-1952年期間受到調查的159人里，9人有來自Venona文件或其他來源的確實證據，證明曾經為蘇聯諜報部門服務。其他人雖然沒有直接的間諜證據，但很多人被認為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32]

已知的安全威脅和忠誠隱患

1947年6月，“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提交給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備忘錄，請他注意國務院內部已經發展而且仍在發展的安全隱患。備忘錄寫道：

“有證據顯示，有一個周密的、精心計算的方案，不但保護身居高位的共產黨成員，而且弱化安全和情報保護措施。聯邦調查局一份關於蘇聯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的初步報告指出，有很多國務院雇員捲入了間諜活動，其中一些人擔任高級職務。”

羅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撥款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負責準備這份名單。“李名單”使用了數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這個名單在委員會內部發表。

這個備忘錄里列出了9個國務院官員，指出他們“只是國務院雇員里的幾個代表，國務院裡有幾百名這樣的雇員，他們受到保護並允許繼續工作在那裡，儘管事實上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明顯的威脅。”到6月24日，有10個人的名字被從名單上去掉。但是從1947年到麥卡錫發表Wheeling演講的1950年2月，國務院沒有因為忠誠和安全原因解僱任何人。[34] 而在政府其他部門，在1947-1951年間，因為忠誠原因就有超過300人被解職。

儘管不是全部，但麥卡錫參議員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李名單”或李議員在1947年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整理但是還沒有解決的國務院安全案例的“108 人名單”。[35] Tydings委員會（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個名單。除了上面已經列出的Venona文件證實的間諜以外，還有一些麥卡錫參議員指證的安全和忠誠隱患被證明是正確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婦，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8號和49號，李名單59號。[36]
Esther Brunau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47號，李名單55號。[37]
Stephen Brunauer，美國海軍，爆炸物研究部門的化學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國國務院，信息和編輯專家；麥卡錫案例55號，李名單65號。[39][40]
Nelson Chipch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3號。[41]
Oliver Edmund Clubb，美國國務院。[42]
John Paton Davies，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43]
Gustavo Duran，美國國務院，負責拉美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助手，聯合國社會事務部文化活動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44]
Arpad Erdos，美國國務院。[45]
Herbert Fiers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1號，李名單51號。[46][47][48]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國國務院；李名單106號。[49]
Theodore Geiger，美國國務院。[50]
Stella Gord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0號，李名單45號。[51]
Stanley Graze，美國國務院情報部門；麥卡錫案例8號，李名單8號。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檔案證實是間諜。[52]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號，李名單4號。[53]
Myron Victor Hu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65號，李名單79號。[54]
Philip Jessup，美國國務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軍事政府事務和管理海軍學院副院長（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駐聯合國代表，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關係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麥卡錫案例15號。[55]
Dorothy Kenyon，紐約市法官，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往聯合國婦女狀況委員會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56]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魯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57]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58]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4號。[59]
Owen Lattimore，共產黨控制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會成員，“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輯。[60]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國海軍部；麥卡錫案例56號，李名單66號。[61]
Val R. Lorw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4號，李名單64號。[62]
Daniel F. Margolie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1號，李名單46號。[63] [64]
Peveril Meigs，美國國務院，美國陸軍部；麥卡錫案例3號，李名單2號。[65]
Ella M. Montagu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4號，李名單32號。[66]
Philleo Nash，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哈里-杜魯門總統的顧問。[67][68][69]
Olga V. Osnat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81號，李名單78號。[70]
Edward Posniak，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7號。[71]
Philip Raine，美國國務院，地區專家；麥卡錫案例52號，李名單62號。[72][73][74][75]
Robert Ros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2號，李名單30號。[76]
Sylvia Schimmel，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0號，李名單60號。[77][78][79][80]
Frederick Schumann，美國國務院合同雇用的講師，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單上。[81]
John S. Service，美國國務院。[82]
Harlow Shapley，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駐聯合國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83]
William T. Ston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6號，李名單54號。[84]
Frances M. Tuchs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6號，李名單6號。[85]
John Carter Vince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號，李名單52號。[86]
David Zablodowsky，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出版部主管；麥卡錫案例103號。[87]

莫羅在《See It Now》電視節目中對麥卡錫參議員的攻擊

對麥卡錫參議員最著名的攻擊之一，是由愛德華-莫羅（Edward R. Murrow）主持的電視系列記錄節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時間是1954年3月9日。[88] 到莫羅製作這集攻擊麥卡錫的電視片的1954年，對麥卡錫的猛烈攻擊已經持續了幾乎4年。根據麥卡錫傳記作者Arthur Herman的記錄，莫羅和他的工作人員花了2個月時間精心編輯畫面，以便把麥卡錫包裝成最壞的形象。沒有一個鏡頭以正常工作狀態展示麥卡錫。不像莫羅宣稱的那樣，這部電視片“根本不是一個報道，而是全方位的攻擊，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評人士指責麥卡錫的‘捕風捉影’。”[89]

電視片大部分鏡頭都是麥卡錫處於最不雅觀的狀態，包括“打嗝，挖鼻孔”。[90] 在這些鏡頭裡，麥卡錫指責民主黨“背叛美國20年”，因為民主黨政府在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上對共產主義蘇聯讓步，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繪成“為共產黨服務，做共產黨的工作”，斥責Zwicker將軍，因為Zwicker宣稱他會保護其他在軍隊裡提升共產黨的將軍。莫羅把五角大樓密碼室雇員Annie Lee Moss描繪成麥卡錫的無辜受害者，儘管後來證實，聯邦調查局因為她和共產黨的關係警告過軍隊和民事服務局。[91]

甚至一些麥卡錫的批評者都被莫羅這部一邊倒的電視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來一直反對麥卡錫，他“毫不留情的抨擊莫羅和電視製片人顛倒事實，篩選鏡頭。”[92] Cogley指出選擇另外一些鏡頭可以很容易的把麥卡錫包裝成非常正面的形象，進而警告這種不當利用電視的方式。他和另一個《Saturday Review》的反對麥卡錫的人都認為，“那不是個另電視新聞業感覺自豪的時刻”。[93]

為了迎擊負面宣傳，麥卡錫在1954年4月6日出現在《See It Now》節目，說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羅的節目造成的誤解。麥卡錫指出他的委員會“把為蘇聯服務的共產黨清除出政府和要害軍事部門。”他還說，“比如，238人接受公開檢查；367人在執行程序內接受檢查；84人拒絕就與共產黨相關行為作證，因為如果他們說出事實，可能會進監獄；24人因為共產黨背景被解除從事機密、超級機密材料的工作，是我們的委員會揭露了這些人。”麥卡錫還指出莫羅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與共產黨組織的關係。[94]

莫羅的報道，同一年電視轉播的“軍隊-麥卡錫聽證會”，和持續4年的反麥卡錫媒體的報道，是導致全國民意轉而反對麥卡錫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 Eric Sevareid說，莫羅的攻擊“來得很晚。年輕人回頭讀那段歷史，以為媒體裡只有一個人挑戰麥卡錫，這讓很多人感覺不好，包括我自己，因為那個節目其實很晚才出現。”[95]

甚至莫羅也不承認自己在麥卡錫的受歡迎度下降上起了那麼大的作用。他宣稱，“上帝啊，我沒做什麼事情。（《時代》雜誌專欄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寫和我一樣的內容，說一樣的話，長達幾個月，長達幾年。我們跟在後面。”[96]

不管怎麼樣，儘管《See It Now》節目出現的很晚，儘管這個節目製造假象，反麥卡錫的歷史學者還是把功勞歸給莫羅，認為在打擊麥卡錫從事的消除美國政府的安全威脅的工作上，莫羅起了主要作用。 【未完】

英文：Joseph McCarthy
conserva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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