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恥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迴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里，也始終保持着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祇上溯到父輩就枯涸了，我像一條沒有源頭的細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樣如同傳說一樣難以親近，我相信父親和我都永遠根據在那個龐大家族的廢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隱秘夢影里，在浩渺難問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們兩代人在苦難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窺見父親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後。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趕回恩施奔喪。父親在一面血紅的黨旗下似乎安詳了，帶着他隱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後的火焰－－他幾乎已決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為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們從未去過的地方，我們還有老家麼？但從老家趕來了許多衣衫藍縷的親戚，他們叫我叔叔舅舅爺爺舅公，與我同輩的則都是老人了－－這突然冒出的大批遠親幾乎讓我瞠目結舌。我一直以為父親是沒有親戚也沒有故鄉的，他官居正七品卻從未還鄉也從不提起，這使我們姐弟皆諱莫如深。這些從深山遠來的陌生族戚與我同哭，他們在真切的哀痛泣訴中開始向我揭露出我們家族那慘絕塵世的往事……

二

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註－－那是一個至今還偏遠窮荒的地方。顧名思義，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個在遙遠年代就已失去國名的僻野。在清代它歸屬容美土司管轄，在所謂共和國，它準確的地名叫湖北省巴東縣楊柳池區駟井公社石板小隊，現在則劃歸金果坪鄉－－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個書記殺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兩里之內仍無人煙。翻過老屋背後的山崖，就可以看見清江在500米下的絕壁間渙渙流淌如永不乾涸的淚腺。那個村子沒有水田，遍山遍野都祇能種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們唯一的主糧。可以想像，50年前，那裡該怎樣的蠻荒。那時，村民去縣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為難就多打三五斗，繳皇糧，然後自給自足，安身養命。他們不知道主義，不相信黨派，甚至也不關心改土歸流。他們已經遺忘了來自何處，不了解巴楚之別，祇知道他們所處的國家永遠是亂世，他們祇想勤扒苦做，做一個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即可謂泱泱大國；雖然早已實行郡縣制來管理，但實際上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多數領域仍屬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夠委派一個縣令的地方，規矩也是一個人獨自去上崗，秘書（師爺）還得自己出錢僱請。至於少數民族地區“蠻夷之地”，則從當地的世家望族中擇封一個土司，由其世襲自治。

今天一個縣的公務員大抵上萬，軍警憲特齊備，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個縣官加幾個胥吏，又是如何來實施政務而確報平安的呢？－－朝廷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底線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政統和血統在遙遠的帝都如何改變，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舊堅守着自己的道統。他們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少爭。不到民不聊生之時，一般是不會揭竿而起的。

士紳階層是如何誕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襲嫡傳，也算不上基層民主直選，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為當地社會所默認的一個人群。

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誠信、發家致富、知書識禮的人所組成。這一群體沒有國家俸祿和職稱，祇是憑藉個人素質而形成的潛在勢力，掌握着鄉村的話語權。他們一領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一言九鼎，安撫平息鄉村的裂紋和創傷。不管政治是如何動盪，皇朝是如何更替，他們在小心翼翼地呵護着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代行政府職責，充當太平盛世的守護神。但士紳階層又並不專屬於某姓某族，它在不斷更新變替。中國民間的傳統分家析產制很容易導致一脈各支興衰不一。於是富不過三代，社會始終鼓勵那些個人奮鬥的人，出生寒門，起於壟畝，祇要不匪不盜，白手興家或者讀書應試，就可以躋身士紳階層，成為閭里鄉親尊敬的人。

歷朝歷代的入登大寶者，多很在意對士紳階層的培育和保護；即使滿人入關，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縉紳門第。因為統治者知道，這個廣袤的國家和眾多的草民，不能僅憑槍桿子去管理；在他們鞭長莫及的艽野，需要無數德高望重的人去維護禮法。對他們的迫害，就是對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統的丟棄。

四

中國古代的流民遷徙是歷史永久的懸案－－在今天看來都很蠻荒的地方，幾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發現並開拓的，這實在不可思議。石板村位於巴東、鶴峰和建始三縣交界的高山峽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從地名也可想見其貧瘠。在那裡的山頂可以俯視清江，百丈絕壁使得他們長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首次還鄉時，發現我堂兄依舊靠屋後石坑中積攢的雨水生活。

祖父鄭公諱振略，大約誕於光緒初年。至少在民國之初，祖父這一支還很貧寒，而他的堂侄－－其長兄之子鄭永階，則已崛起而為野三關楊柳池一帶十三鄉的聯保之長了。永階堂伯大約在當時當地是曾經風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圍子和民團武裝，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還有其碉堡的殘跡，關於賀龍攻打鄭家寨的故事依舊在民間流傳。事實上永階伯一支正是在被賀部砍殺之後式微的。

祖父卜居於村外8里的山上，育有四子兩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農民多一點主意，知道刀耕火種的難以養家活口，便選擇了販鹽來貼補家用。山村相去巴東縣城大約300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沒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6天，完全要靠背馱。傳說中如果不碰見紅軍和剪紼的，他可以3天走過來回。

可想而知，對一個山民來說，要想增加點家業，需要付出多少艱難和血汗。

沒有勤勞和節儉，祖父肯定難以致富。他終於在中年之後薄有田宅－－用歲歲年年的奔波慢慢買下了60餘畝山地，修了一棟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這樣半農半商的人，在鄉下就算是跑碼頭見過點世面的，自然比別人多一些謀生之道。地里祇產玉米，吃不完的就拿來烤酒－－他在家裡開起了作坊－－祖父的包穀醇釀開始裝點山民的偷生之樂。

五

1940年代大約是祖父從貧民到富農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轉移完成之時。他像大多數家道中興的布衣紳士一樣，省吃儉用，事必躬親，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亂世荒年中的一點可憐的幸福。在這一時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繼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鄉下即是尋常小災，不足為悲。為了解決少爺（家父）的讀書問題，他第一次在村里創辦義學，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師；並在1946年將我18歲的父親送到縣城就讀簡師，希望他的幼子能夠完成學業以徹底改變世代農耕的命運。

一個鄉紳的誕生並非僅憑財富的積累，他需要對鄉村建設有所捐奉，比如修橋補路，憫老恤幼；他還要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祇有這樣，他才開始體面而尊榮，才會讓周邊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將他推上了族長的位置－－這一純粹民間的虛銜，在宗法時代是穩定社會的磐石，因而也擁有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性權力。他不僅可以在族內排憂解紛，連外姓人家興訟起爭，也往往來找他。閭里之爭無非家務，許多清官難斷的錙銖相較，由他劃斷獎罰，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禍根。

由於祖父的聲望，大伯被民國縣府推上了保長之席－－約等於今天的村委會主任－－這幾乎是幾年之後這個國家最普遍的斷頭台。

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其推行初衷在於家家聯保，互為人質，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賊。在維護鄉村治安和代行國家職責方面，他們確曾發揮作用。在石板村那樣人煙稀少的偏遠山寨，一個保長究竟有何功過，我在今天已實在難以評說了。

估計太過無趣無益，大伯才會想要把這鳥位傳給他畢業回來的小弟。萬幸的是我父親可能讀書長了見識，他堅決不干並要求祖父繼續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許在隱隱的傳聞中開始預感到亂世浩劫的臨近，他再次資助他最鍾愛的麼兒踏上了異鄉求學之路－－正是這一步，讓我父親逃向生天。

六

在那個現在還不通客車的山寨，鄭氏祖宅如輝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溫暖里。在那一年，20歲的父親在祖母的叮嚀中，步步回頭地永別了他的故鄉－－對山外世界充滿幻想的他，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就是不歸之路，他已再無機會盡人子之孝。

那個早上，陽光滲透着初春的芳香。整個家族除開祖父之外，都簇擁着這個唯一能去州府的學生離開家門。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樹下，露水滴嗒自葉間滑落。父親一步跨過了鄉界，他的靈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迴避了為兒子送別的傷感場面，他獨自登上後山；那裡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鄭氏祖塋。這些從土地上隆起的墳墓，錯落有致如一個私家花園。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靜默地開放，三葉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無數羸弱的手牽連着這些飄散的靈魂，似乎在山風中具有了一種環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異的碑石神情莊嚴如同一張面孔，發灰泛白，苔痕班駁，書法的刻跡漫漶一如沁水的經卷。一個家族的歷史，全部的苦難和榮耀，都盡在這些泥土下埋沒着，閱覽着歲歲芳草的無情慘綠。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輩輩一寸一分積攢下的這點土地，迷朦朝霧中，他像一個失算的弈者面對一盤亙古未解的殘局。煙嵐瀰漫在他六十多歲的老眼裡，他看見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譜，記載着他日漸淡忘的艱險歲月。一些墓階上還存放着積年的清供－－粗糙的包穀、敞氣的酒以及風乾的蘋果。他此刻怎麼也不會相信他竟會死無葬身之地，他的兒女已無能為他燭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個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繼嫁到了鄰縣的官店。每個家庭都仍然是農耕為生，過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祇雇了一個長工，是族房的一個孤兒，帶有收養性質，那孩子也祇十幾歲。土地則分給了三個兒子，我父親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個地主的全部家當就是這些了，但這，在當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麼兒外出的當年，終於油盡燈枯。她的早逝使她備享尊榮，那場喪禮辦得風光體面，成為那些山中後人至今還能銘心的最後一抹殘紅之憶。古人說：壽則多辱。祖母幸好沒有熬到1951年，否則她將如何面對那在劫難逃的滅門之禍。

父親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學。次年，據說因為打群架而被開除。就在他晃蕩在江邊卵石灘上無所適從時，林彪的四野開進了州城。那時所到之處，馬上成立革命幹部大學，用延安和東北那套成熟的洗腦方法，趕緊為地方培養管理幹部。走投無路的父親需要一份口糧，馬上成為了首批學員。很快就學會了鬥地主分浮財和殺人玩槍的技術，於是便分往利川開始偉大的"清匪反霸"運動。那時的老家肯定不通郵路，他對革命也肯定還抱有許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許還僥倖地認為他的家庭剛剛脫貧，應該不在鎮壓之列。於是他充滿激情的投身到偉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戰鬥中雙槍橫行，殺人越貨屢建功勞。很快入黨，很快成為最年輕的區委書記。關於父親，我將另文專述。

49年和50年，父親與祖父是否有過聯繫，是否彼此知道對方的消息，這是父親一生的秘密，我現在已經永遠無從得知了。父親用沉默維護着他的尊嚴，也一定用隱忍埋藏着他的恥辱。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父輩，多是少言寡語之人。他們用一生的壓抑來努力遺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潰。

八

在封建社會，君主雖然認為天下即朕，但在實際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認私田的。也就是說，除開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隊開發的屯田，分封賞賜的職分田，其它自耕田、永業田和莊園均屬私有。你祇要向政府按畝納稅即可，民間的私相買賣和授受皆不干預，政府祇作登記收稅。明朝鼓勵人民開荒造田，給地15 畝，免徵3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洪武27年詔曰：額外懇荒，永不起科。這意味着你自己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田地，政府連稅賦都放棄。所以在明朝，官田僅占 11%，清朝則祇有4.5%.民國時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規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國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規定－－國家依法徵收之地屬全體國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須收買；礦藏道路江河湖泊風景古蹟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仍屬私有。

個體的人依託於一個國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須向國家納稅，這種繳皇糧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早已無須多說。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攤丁入畝法，都有優劣長短。而人的天分壽夭能力強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樣的種子卻並不能保證獲得同樣的收成。天災人禍皆能逐漸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距離，於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賣田，自然便有人收購。一切皆由市場經濟在操縱，往宿命上說，人生的禍福還自有許多看不見的因緣。就這樣，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

九

土地問題－－歷代的皇權更替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看見哪個起義的領袖真正與民同苦。皇朝換了血統，法統依然襲舊，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這個黨鬧紅軍時代，本質上還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祇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搶地主無可厚非。到了陝北，有了自己的占領區，才有了相關的政策－－既要搞統一戰線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鬥地主；又要吸引窮人支持，就不能不給老百姓甜頭。於是，當時出台的方法是強迫地主減租減息，再由農民向黨納糧。軍隊自己也去開荒經商包含種大煙來換取費用。那時，毛是承認所謂開明紳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戰一勝利，共軍迅速坐大，兩黨要搶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糧餉，光靠減租減息是不敷日用的，於是緊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實施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每到一處，先劃分階級成分，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產牲畜農具和糧食全部瓜分了，還給農民新的土地證。這樣一來的巨大好處是，黨有了糧餉，兵源。

老百姓怕政府軍來又奪走所謂的勝利果實，便祇好和黨綁在一起跟當時的政府作對。這一招實在是高，所謂的中央軍要維護社會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亂來，於是所到之處祇有挨打了。

按說地主的田產分就分唄，大變革時代，個人承擔一定的損失也無話可說。大家都是國民，總應給條活路，不應拿了別人的東西，還要羞辱並奪人性命。當時老蘇區很多幹部也都這麼想，在抗戰時，許多地主都和八路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許多共黨高幹都是地主子女。但不這麼做，貧僱農就有顧慮，畢竟拿人錢財內心不安。毛髮現這個問題後，作了嚴重批評，並允許基層過火，說以後再糾偏都行。

於是大規模的土改開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幹部靠邊，無業游民發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全部調動出來，各種人間慘劇紛紛登場。

十

改朝換代是中國士民皆愛關注的話題，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它意味着戰爭和屠殺，是看客的談資和民間話本的底料。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用迅翁的話說，屠伯的殘忍很容易化為大家輕鬆的一笑。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殲敵八百萬或手起鋼刀下的喀嚓一聲，有誰肯去分享那些具體梟首者的疼痛。

遠古的禪讓是中國書生的政治神話，後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樣先穿黃袍再客氣地勸退前朝老闆的故事，史書上也難得多講。槍桿子裡出政權－－這真是愛讀《資治通鑑》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歷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後仍要誅殺前朝的普通吏員者，實不多見。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採用的卻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未完】

－－原載：《北京之春》，2008年1月號
http://bjzc.org/bjs/bc/176/4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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