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的語境下，“反革命”一詞被嚴重扭曲和異化。雖然早在1994年，《刑法》裡就已正式取締“反革命罪”，日常生活中也很少再提及這個詞。但是時至今日，一旦提到這個詞，大多數人聯想到的仍然是負面信息。我們要搞清“反革命”一詞的內涵，首先應該剖析“革命”一詞的本質。

“革命”一詞，就象一個塗抹了太多脂粉的醜陋女人，雖然表面上光彩照人，但是只要用濕毛巾在她臉上抹一下，立即就會現出醜陋的原形，其噁心程度足以讓一個強姦犯從此患上陽萎。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革命是指“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雖然官方的解釋竭盡全能給革命塗脂抹粉，但是仍然難以掩蓋其暴力和血腥的本質。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所謂革命，無一例外都是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恐怖、大屠殺。備受推崇的法國大革命，如果剝掉外面一層自由、平等的美麗外衣，其實就是一場又一場的血腥屠殺，從1789年7月到1894年2月，差不多每天都在屠殺。他們以自由和平等的名義，處死保王黨與貴族；以共和國的名義，控告吉倫特黨人；以救國的名義，處死進攻巴士底獄的發動者德穆蘭；以道德的名義，處死丹東等曾經的戰友。就這樣，自由的狂歡成為一場場血腥的狂歡，每天有近50人作為對革命的獻祭死於斷頭台。

蘇俄的10月革命也是以血腥的屠殺開始，與法國大革命不同的時，蘇俄屠殺的自己人超過所謂的敵人。斯大林在屠殺共產黨方面比沙皇警方成功得多，在1934 年黨的代表會議上當選的中央委員中，有三分之二還要多的人在隨後的清洗中被殺。在整個斯大林統治時期，越過2000萬蘇俄人民被屠殺，軍隊團以上的軍官被幾乎殺光，以至蘇德戰爭暴發時，蘇聯竟找不到人統率軍隊作戰。

屠殺更是貫穿中共革命的始終。早在江西時期，共產黨還是流寇組織，根基都未穩，就以清除ＡＢ團的名義開始屠殺自己人。國共內戰時殺死對方陣營的士兵超過 800萬人，三年內戰的全部傷亡數應該在3,000萬～5,000萬之間，超過八年抗戰的總傷亡人數。建政後，為打下紅色江山的功臣和功狗們幾乎被全部殺盡。在“鎮反運動”中，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更是被大批集體屠殺。1989年，全副武裝的軍隊悍然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造成數千人傷亡。去年底，軍警再次向維權村民開槍，造成震驚中外的“汕尾血案”。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今中外的所謂革命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殺人史。既然革命意味着暴力和血腥，那作為革命的反義詞反革命當然就意味着反暴力和反血腥了，應該說“反革命”與印度聖雄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具有相同的內涵。在行動上，“非暴力不合作”相對被動，而“反革命”要積極主動一些。“反革命”本該象“非暴力不合作”一樣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但是在共產黨強大的宣傳機器長期扭曲下，反革命一詞卻象瘟疫一樣，讓人避之惟恐不及。不但普通人如此，就是我們一些反革命分子自己也遮遮掩掩，不敢理直氣壯地承認他的反革命身分。

“6．4”鎮壓後，我因為參與組織“民主救國委員會”，被當局判處十年重刑，成為當年被判處刑期最長的學生之一。我的母親，一個文化不多的農村婦女，面對兒子如此長刑，雖然痛心，卻也無可奈何，但是她卻不能接受當局強加給我的罪名。她到監獄來看我時，曾不解地問：“怎麼是反革命呢？不是有人是打砸搶嗎？” 老太太的問題弄得我哭笑不得，難道在老太太心目中，打砸搶也比反革命高尚一些嗎？我只好問她：“反革命怎麼啦？”“那多難聽啊！”老太太說，“你背上這樣的名，一輩子就別指望翻身了，連媳婦都討不到。哪家的姑娘會嫁給反革命呢？”我笑她還以老眼光看問題，我說今天的反革命與過去的反革命不同，今天的反革命都是英雄，一定會受到人們的尊重。老太太說她才不管英雄不英雄，反正她知道不管是誰一旦同反革命沾上邊，這輩子就不要想過上好日子。對老太太的話我不以為然，但是事實證明，老人的話都是經驗之談。雖然整個社會對待所謂的反革命確實寬鬆多了，沒有人動不動就去打你的小報告，但是當局仍然將反革命打入另冊，在當局眼裡，反革命分子的地位確實不如打砸搶等普通刑事犯。我出獄後，就是因為頭上這頂反革命帽子，不少行業都禁止我進入，我後來申請出國，當局更是以這個理由拒絕給我辦護照。如果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刑事犯，這些麻煩都不會遇到。有時候當局為了做秀，甚至會給一些刑釋人員特別照顧。但是這樣的好處，永遠輪不到象我這樣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說我母親的看法只是婦人之見，不足為憑的話，下面這個例子可以反映出一部分民運人士對待自己的反革命身分的矛盾心態。“民主救國委員會”成員、“6． 4”鎮壓後被判處五年徒刑的孫正剛先生，就非常顧忌別人知道自己的反革命身分。前段時間，我想要一份當年判決書的影印件，正好他手裡有原件，我請他幫我拷貝一份。他寧願一個字一個字地幫我重新打印一份，也不願意到複印店去拷貝，原因是如果那樣做別人就會知道他的身分，而這是他非常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我想，孫先生的這些顧忌，倒不是他後悔參加了當年的事情，主要是基於現實的考慮，不願意別人打擾自己平靜的生活。西安那個地方的人思想比較保守，有一句民諺如此形容陝西：“到了陝西，才知道馬列學得不好。”在一個到處都是馬列分子的社會裡，一個反革命分子的處境有多麼艱難，那是外人難以想象的。我當年的女友，僅僅因為與我這個反革命分子談戀愛，竟然被逼得精神失常，由此可見，孫先生的顧忌不是沒有道理。我記得孫先生的父親，一個正直的老人曾說過同我母親類似的話，他說他寧願其子犯了殺人放火的罪行，也不願意他戴一頂反革命帽子。

另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整個民運界對反革命的集體禁忌。1989年學運全面暴發前，有一個叫“團結學生會”的組織，為運動的發展作了非常大的貢獻，但是今天已幾乎被人遺忘，當事人也很少提及，其原因大概是一開始它就被當局定性為“反革命組織”。關於這一點，我在《八九拾遺》一文里有較詳細的敘述。

我們生活在一個黑白顛倒的世界，本來醜惡的東西，卻假借一個好名字到處招搖撞騙，本來美好的東西卻被冠以惡名任人踐踏。如果我們要將這個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首先要從自身做起，不要害怕共產黨的污衊和潑給我們的髒水。它說我們是反革命，我們就要抬起頭、挺起胸，理直氣壯地大聲宣布：

我驕傲，因為我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