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文學評論家蕭夏林尚未成名，和我一樣窮困潦倒地混跡北京。為維持生計，經朋友介紹，終於找到一份臨時性工作，幫二管道出版商編輯書稿，正值詩人顧城殺妻自戕的消息傳回國內，便東湊西湊，出了本暢銷書－－《顧城棄城》，那天到我黑咕隆咚的小房子閒聊時，順便帶了本樣書過來。我說：“作家，簽個名吧。” 蕭夏林的書法比文字耐看，但少有給人簽名的機會，禁不住我馬屁一拍，立時龍飛鳳舞寫下八個大字“流亡北京，何日歸家？”

“流亡嗎？”我和他都是山東人，都因為六四的緣故，無法正常就業，只得四處流浪。

流亡在自己國家的反叛者

“沒錯，是流亡。”他很肯定。於是我便懂了，沒錯，是一種流亡，而且是流亡在六四屠殺的發生地北京。那時候，加在我們身上的政治迫害已經緩解，只要買得起車票，我們可以去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但隨着一九八九年五月的遠去，卻長期落入家園淪喪的絕望，即使回到不遠處的天安門廣場，也再找不到曾經有過的歸屬感，只要想起在紀念碑南側席地而臥的日子，失家的悲切總是如此強烈。自那個黑色六月起，面對官方媒體“穩定壓倒一切”的聒噪和人們對自由追求的冷漠，我們被拋向一個陌生的世界，精神上，我們與整個國家是如此疏離。

從那時起，我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一個流亡在自己國土上的反叛者。

幾年後的另外一幕，也是在北京：身為農民的父親第一次來北京看我，我帶他去市中心遊覽。故宮的門票太貴，沒捨得進去，從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便是天安門廣場，當然不免要轉悠一番。在那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幾個舉着小國旗叫賣的商販，父親剛停下腳步，我便催促說：“走吧。”他抬頭看着我：“就兩塊錢。買一個吧，回家去 ...... ”我知道，作為一個山區農民，父親來趟北京不容易，回到家中大可以對人炫耀一番，尤其是從天安門廣場買到的一面小紅旗，可以作為他北京之游的證物。可我還是不近人情地說；“走吧，不買。”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我本能地無法接受這面紅旗和它上面的五角星。

我知道，對父親來說，這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誰讓他的兒子是這樣一個流亡者呢！他不明白的是：六四之後，我再也不可能有對國家政權的忠誠，所有這個政權的圖騰象徵物，在我的眼中，都不再有神聖可言，相反，還帶有一種血腥的味道。這樣的本能反感是如此強烈，十八年中，流亡便是徹底的流亡，從未有過回歸。

沒有人願意以受迫害者的身份面對專制政權。六四的槍聲響過之後，明白了接下來將有什麼發生，自然要逃。可那時太年輕，沒錢，也沒有資訊管道，逃不出這個恐怖的國家。十八年後，聽楊建利講他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離開北京的情形，差點把腸子都悔青了：當時北京機場一片罵聲，離去的人在罵，留下的人也在罵，“這個國家完了，大家都走吧。”海關和安檢的人這樣說。於是，不需要護照，不需要簽證、甚至不需要機票，自由的大門對每一個想逃的人敞開着 ...... 可恨的楊建利，為什麼不在十八年前告訴我這些？

既然逃不掉，便只能老老實實地忍受：忍受丁關根先生、忍受邢質斌老太太（編按：邢質斌為中央電視台新聞主播）、忍受大學的政工幹部、忍受每一個員警和工商稅務的小科長。學籍被開除，重新做了農民，總要耐心想辦法活下來，為了謀生，陸續遊歷了中國的多數省份，十多年間，廣闊的土地是對我敞開的，卻始終與這片土地上的主流聲音格格不入。

於是便成了“憤青”，連妻子都開始反感了，“為什麼總是這麼極端？”極端嗎？我已儘量克制。球場的觀眾席上，當國歌響起的時候，無法想像自己會向緩緩升起的五星紅旗行注目禮，但我不能在別人肅立時獨坐，於是，裝作起身去上廁所；極端嗎？我已開始對人隱瞞政治觀點，並學會對市場管理員點頭哈腰，我只是在妻子欣賞國產電視劇的時候忍不住說：“全都是垃圾。”

聊為憤青，蔑視整個體制

回想起來，或許是極端的，由於對政權的蔑視，一開始我曾蔑視整個體制，蔑視所有的法律條文，以至於連交通法規都不肯遵守，因為那也是“共產黨制定的”。想當然地認為，一個屠殺人民的政權不會長久，於是便等着布殊大總統或方勵之殺過來救民於水火，而既然方勵之快要回來了，還管那麼多做什麼？有點錢全換成美元，並對妻子說：“中國即將崩潰。”左等右等，不見一點崩潰的跡象，社會卻愈發穩定起來，這時候年齡就大了，沒有戶口，沒有學歷，沒有社會資源，在妻子那裡又失去了威信，政治監控老不見減弱，便再次萌生逃走的念頭。可是，辦不下護照；折騰幾年終於把護照辦下來了，才發現找不到去美帝國主義國家的路徑。

好吧，接受這一切，也接受離婚。但有一個條件：對孩子的教育，我要有最終裁決權。好在她承認我比她善於教導孩子，不加反對，於是達成了君子協定。這在我而言，其實只有一個目的：絕不讓孩子在學校里接受“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之類的教育，如果一定要學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那麼，大不了退學由我來開“私塾”。

生活無疑是失敗的，作為一個小商人，我但求自保。對一個能夠抗拒整個現實世界的人來說，拒絕商業陷阱和發財誘惑當然都不成問題。就這樣竟然也活了下來。可是，權力之手無法逃避，而我也無法苟同這個世界的規則，於是便不時挑戰一番，終於連最後的商店也被取締了。

人窮，便不願融入花花世界。有權公款吃喝的同學帶去夜總會瀟灑，出門便破口大罵：“老楊，我要再帶你來這裡，我是孫子，白花我冤枉錢。”我回敬道；“你動作太粗俗。小姐也是人，應該尊重她們的人權。”“哈哈，我靠，人權 ...... ”另一哥們在旁邊笑破了肚皮，請客者則是一副吃驚狀，啞口無言，事過之後再打電話給我時，換了說法：“走，請你去人權一下。”

我知道，這時候，人權是古板和迂腐的同義詞，但這又有什麼好笑，我本來就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流亡者，不願接受統治現實的那些規則，所以人權在我的詞典里是最正常不過的，同樣正常的，還有“尊嚴”：我可以沖前來收稅的小幹部點頭哈腰，卻無法接受政治員警的條件，對一個窮困者來說，那是很具誘惑力的：“讀書、出國、做生意，你自己選擇，這可是個機會。”我承認，我動心了，只要頭腦靈活一點，整個命運就會發生改變，多年的顛沛流離就可以從此結束，而且，開導的話已說到這個份上：“就是個形式，傷害不了什麼人，隨便搞點，實在為難，假的也行。”坦白地說，員警哥哥真是太好了，再不投靠實在都沒有理由。確實，不會傷害誰的，或許，甚至可以藉機保護誰呢。可是，這會傷害我的自尊，傷害我長期精神流亡所形成的孤傲，而這才是我看得最重的東西。況且，總會想起朋友多年前的一句玩笑話：“都四九年了，還加入國民黨，腦子有毛病嗎？”沒毛病，沒毛病。問題是，偉大的四九年什麼時候到來？明天，還是一百年之後？不管它，反正四九年會來的，而我還年輕。所以，員警兄弟，實在對不住了。

決心長期流亡，坦然面對一切

三十歲過後，開始羨慕有權有錢者的生活，但不得不承認已經晚了，作為一個流亡者，我早已過了回歸的年齡。和現實中上了黑名單的人一樣，一旦流亡出來， “國”同樣是回不去的。自由的魂靈就像一個惡魔，一旦把人纏上，就別想擺脫。儘管表面上越來越努力裝出與年齡相稱的謙和，但我知道自己與現實決裂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心裡也明白，這樣的流亡近乎自殺，於是做好了一切準備：貧困、監禁、孤獨、冷眼 ...... 沒關係，我會堅持，一直堅持到那一天，堅持回到守望中的夢想中國。

有了長期流亡的準備，便坦然面對一切。觀察、思考、讀書、寫作，偶爾與談得來的朋友見見面。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同學再打電話來要去“人權”一下，便拖他去茶樓，認認真真地和他談人權，情理交融，聲情並茂。終於，他因為感動而嚴肅起來：“老楊，好歹咱也是六四過來的，你干就是了，兄弟我攢錢給你競選議員。”“議員沒想過，心意收下。”又有兄弟說：“給我弄點反動文章來讀，好歹咱也曾是熱血青年。”一一答應着，為有一同走過六四的兄弟們而慶幸。

流亡是孤寂的，但因為不苟同於現實，便有大把的時間，於是讀哈耶克、讀李白、讀甘地、讀蘇東坡 ...... 交上這些朋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便消失了，流亡便成為一種神遊。遇見發了財的千萬富翁，不由驚訝：“老兄，發了財怎麼卻如此蒼老？”“天天伺候那些做官的孫子，能不老嗎？現在除了吃飯喝酒拍馬屁，什麼都不會做了，還是你過得瀟灑。”明知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心裡卻有小小的興奮，是啊，誰能在這樣的年齡上活得像個孩子，想笑就笑，想罵就罵，想睡便睡，想孤獨便孤獨！

更重要的是：不用酒場上應酬，不用整夜給領導寫廢話一大筐的報告，不用捏着假嗓子說空話，不用看《新聞聯播》－－想起來，已經大半年沒開過電視－－每日裡叫囂網路，自得其樂。漸漸地，朋友卻多了起來：一九九九年，美國導彈扔進中國大使館，剛剛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被罵得狗血噴頭，再隨便說點什麼，只要和民主自由沾上邊，都免不了“漢奸”、“美國特務”的叫罵；九一一後那些天裡，有人大聲叫好，卻有人發出了另一種聲音了－－“今夜，我們是美國人”。

時間在流逝，整個社會的輿論氣氛在改變，現如今，“漢奸”、“賣國賊”的網路標籤早已過時，最惡毒的攻擊變成了“愛國賊”、“五毛”。沒錯，互聯網的天已經變了，現實中的知音也越來越多，於是有了自信，流亡的日子應該不會持續太久了。有時，相互激勵的語言會讓我淚流滿面，守着心裡的家園故國，等待結束流亡的那一天。這時候，有馥郁的花香瀰漫心間，便因陶醉而感動－－若非因這流亡，哪裡會有如許的激情？

流亡中自有一種氣節

流亡的好處，不止於此：那天，與傅國涌去見丁東先生，被拉上一個什麼會議的飯局，圍坐者自我介紹過後，某大學歷史系主任對於傅國涌的名字漠然以對，有在座者驚問：“研究歷史者，不知傅氏國涌乎？”國涌兄解圍道：“研究方向不同，正常，正常。”我已在旁心中竊喜：若非因這固執的流亡，我必無知如此系主任也。

人到中年，本是各自忙碌的時節，而我又常有獨守書齋、息交絕遊之念，朋友的邀請卻總不期而至：“和老楊在一起說話，開心，不覺得累。”沒錯，因為一份流亡的決絕，便與世間的權力金錢無涉，更不會捲入幾乎無處不在的勾心鬥角，偶有聚會，針砭時弊，座中常有大呼痛快者，彼此引為知己。

每有眾人稱羨的官人富商遭遇翻船，成街頭巷尾熱議人物，一失足而身敗名裂，反觀我等弟兄，出入監獄如家常便飯，又時時處在警方監控之下，卻總可以昂頭挺胸，良心犯，不丟人－－流亡中有一種氣節！

空閒裡帶三歲半小兒嬉戲，講完狼和小羊的故事，指着畫書上的盔甲白袍人物胡亂介紹：華盛頓、魏京生、王丹、甘地、劉曉波、曼德拉、楊建利 ...... 管他是誰呢，先給老子記住這些人名再說，將來必將受益於這獨特的啟蒙教育。

要孩子記着這樣一句話：“妞妞三十歲的時候，爸爸六十歲，就是個老頭了。”我想，等爸爸變成老頭的時候，一定可以結束這長期的流亡。那時候要告訴孩子，父親三十歲的時候，曾經流亡在他自己的國家，因為這樣的流亡，他變得百毒不侵，煉出一副火眼金睛，看穿一切魑魅魍魎，因為這樣的流亡，下一代才可以挺直腰杆站在自己的國土上。

流亡是一種宿命，是榮耀。身外的世界再強大又怎樣？就不服氣，就這樣了。堅守中看得到公民社會的發育因素，看到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學會了懷疑和思考，更覺得未來不可能屬於一個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權力體系。這時候，為自己有機會早早覺醒而慶幸，這可是精神流亡給人帶來的好處！

因為這樣的流亡，原本最易隨波逐流的性情被迫改變，它讓我習慣了堅強生存，學會了獨立思考。所以我要說：謝謝你，流亡，你給了我總與荒誕世相擦肩而過的機敏；謝謝你，流亡，你讓我被迫成為樂觀主義者，讓我直到今天仍是個孩子，當同齡人開始談論退休的時候，我覺得真正的生活還沒有開始。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