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照片就擺在老式的書架上，書架是厚重的紅褐色，有好些個年頭了，照片是奶奶過世後擺上去的。

中學時女友來家裡玩，看了奶奶的照片後說，你奶奶真有派，比有派多了。我聽了很不悅，我從來沒想過把自己和奶奶比，何況照片裡的奶奶並非花樣年華，事實上照片裡的奶奶已經六十多歲了。

照片上的奶奶並沒有微笑，但看上去似有一絲笑意，她的頭髮用刨花水向後抿着，沒有一絲亂發。年輕的女友一定從照片裡看出了我沒留意的地方，那是我們青春光潔的額頭上所沒有的，一種端莊高貴的氣質。

我一共見過奶奶三次，前兩次太小了，沒留下絲毫的記憶，第三次父親帶着八歲的我，乘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從哈爾濱到上海的。在那個貧窮的年代，父親沒有給我買票，而是買了一張大人票和一張站台票上了車。

在中途的一個小站，我們下了車，父親叮囑我在站台里等着，他去外面買從這個小站到上海的兒童票，然後父親的背影便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直望着父親出去的方向，盼着他快點回來。一群人走過來，裡面沒有父親，又走過來一群人，還沒有。時間似乎過了很久，我開始恐懼，父親會不會不要我了，他曾經責罵過我，他是不是嫌我不好，把我丟在這裡然後就再也不回來，讓我永遠找不到他呢？我想哭，可又怕別人過來問，發現我沒買票，等會父親回來會罰我們錢，我咬着嘴唇忍着惶恐和眼淚，不錯眼珠地望向父親出去的方向。

一群人走過來，又一群人，那段時間究竟有多長，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或許是半小時，或許是兩個小時，在我幼小的生命里，第一次明白了“漫長”的涵義。

父親終於出現在我面前，我不記得看見他我是不是哭了。火車上有人請我們吃紅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紅蛋，美麗鮮紅的顏色，味道倒沒什麼特別。我們也把自己的食物和別人分享。

奶奶家和別人共住在一所洋房裡，光可鑑人的打蠟木地板，雕花的紅木家具，衛生間（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里嶄新噴香的毛巾，飯碗菜碟上穿古裝的童子，處處像我展現了另一個世界，我愛煞了這個地方。

奶奶患有嚴重的哮喘，每天只能做在客廳里的雕花木椅上，她問我很多事，我一一做答，她教我說寧波繞口令，我學得很像，她便很高興，家裡有小編簍裝的蘋果，她時常拿來給我吃。奶奶時常用一個骨頭箅子沾着刨花水梳頭，梳好後的頭髮沒有一根凌亂的頭髮，這使我很驚奇，很想用手試試碗裡的刨花水是什麼感覺，可到底不敢。

大伯伯曾經是地下工作者，在那個年代裡那很令人肅然起敬，他沒結婚，很嚴肅，很少和我說話，所以我很怕他。有次姑姑給我看他房間裡的一個有機玻璃小擺設時，他突然走了進來，嚇了我一跳。然而他並沒有生氣，他把那個小擺設送給了我，還拿出他收藏的一些東西給我看，成套的樣板戲明信片和大本大本的中外郵票，他一定是從我的眼中看到了羨慕，於是送我好幾套樣板戲的明信片、郵票和一支高級英雄鋼筆。這支筆後來被我無數次地掉在地上，奇蹟般地毫無損傷，一直用到我參加工作。

當時上海的確是繁華的大城市，大廈上面的毛主席萬歲的霓紅燈日夜閃爍，人們衣着光鮮，講話時彬彬有禮。奶奶家離黃浦江不遠，我被允許自己走到黃浦江邊看大船。混濁的江水一直向遠處留去，江邊上停有外國的輪船，那些外國水手不同的長相和滿臉的大鬍子使我驚異不已，我知道那些船是外國的，我常想如果我偷偷爬上他們的船就會看到外面的世界，世界會是個什麼樣子呢？那些水手接下來會去哪裡？

精細的上海菜並不合我的胃口，除了烤麩，他們常吃的是蒸魚和青菜，蒸魚的腥氣和青菜的苦澀都使我難以下咽，過年時的甲魚我更是一口不沾，蛋餃倒是蠻對我的胃口。在餐桌上，他們給阿姨加菜，他們對阿姨很客氣。從來沒人告訴過我阿姨不是我們家裡的人，以致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對她最為留戀。

姑姑帶我去坐遊樂場裡的旋轉木馬，買一些玩具給我，當時的我以為她們很有錢，其實大伯伯和姑姑都是工薪階層，奶奶沒有收入，還請了阿姨照顧哮喘的奶奶，他們每年都給我們寄來上海奶糖和成袋成袋的富強粉（一種高筋麵粉），記得小學時別人家都很少吃細糧，我們卻時常吃到富強粉。那時我並沒有想到，這些都是從奶奶姑姑她們口中省出來的，所以任何時候有人罵上海人精細或小摳，我不會那樣說，因為我知道在父親的家庭里手足之間是多麼互相照顧，他們絕不會互相算計，而只是怕照顧得不周到讓對方受了委屈，即使在現在，伯伯姑姑有時還會給父親寄錢，明知道現在父親並不需要。

離開上海的時候姑姑送我一盒毛澤東紀念章，這盒紀念章外表看起來是一本毛選，封面有林彪的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打開封面，才知道裡面另有乾坤，裡面是五簾襯着海綿的像章，每簾是不同的設計和材質，我最喜歡其中的瓷像章和夜光像章。父親不同意我帶，他說東西太多了拿不動，我說我自己提着，經過我的軟磨硬泡，父親終於同意了。當然最後路上是父親提着。這像章我一直保留至今。

回去的時候我們先乘船到大連，在船上我吃蘋果的時候一個叔叔跟我要我吃剩的半個蘋果，我把蘋果給了他，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沒想到父親叫去我把一網兜的蘋果都送給他。現在回想起來那個人大概是暈船。清晨我睡得正香的時候被父親喚醒，他叫我看海上的日出。日出有什麼好看的，我看不出來，經歷了那麼多磨難的父親依舊書生氣十足。

一年後，我在父親教研室里玩的時候，父親邊拆信邊說，上海來信了，我纏着他讓他告訴姑姑寄上海奶糖來，可我即沒有受到責備，也沒聽到任何回應。良久，父親說：大伯伯過世了。

大概是伯伯的過世深深打擊了奶奶，幾年後，奶奶也去世了。當年父親的年紀大概和我現在差不多吧，已經發生了這麼多不幸的事。

不知是因為爺爺過世的時候父親太小還是什麼原因，父親很少和我談起過爺爺，我也不敢問，怕觸動他的傷心處。前兩年在我的追問下，才知道祖先原在某個江南水鄉，高祖有一代做生意發了點財，後代便都是讀書人，曾祖父曾經捐出家裡的一些房子聘請了幾個老師為鄉里辦學 ，解放前這小學還在，以我們家的姓氏命名，叫？家小學。當年有幾個江南名士就出在這所小學。

三十年代日本打過來的時候父親和家人逃難到老家，老家裡有很多藏書，夏天的時候得搬出來晾曬，如果不晾曬書會發霉也會長書蟲。父親說有很多明清線裝書，還有些是宋代的孤本，現在呢？聽到這裡我蠢蠢欲動，父親說早就不知去向。

奶奶原本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的陪嫁十分豐厚。三十年代初，爺爺家族裡的一個遠親挪用公款炒股賠了本自殺了，這件事和爺爺奶奶毫無關係，而且這件事發生在上海，不是在老家，可奶奶說，我們這樣家庭里的人絕不能對不起國家，她拿出自己的陪嫁變賣了償還了那筆虧空的公款。也許是這件事使爺爺受了打擊，幾年後辦報館的爺爺便過世了，爺爺生前對待同仁和下屬都十分仁厚，他過世的時候社會各界人士都來為他送行，許多人留下了眼淚。

爺爺過世的時候，大伯伯只有十五歲，奶奶有五個孩子，最小的父親和小叔叔分別只有九歲和六歲，而且家裡那時已經毫無積蓄。大伯伯挑起了養家的重擔，十五歲的他去工廠里做童工，奶奶也去給人家做針線，後來除了早年棄學的大伯伯，父親兄弟姐妹四個都考上了大學，有些現在是著名的學者。可大伯伯因為過早的高強度的勞動累壞了身體，以致英年早逝。

奶奶這一生歷經坎坷，中年喪夫、老年喪子，兩個最小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志願去北疆，並因這個家族特有的正直和倔強而被打成右派。就拿我們家來說，毛主席說知識分子要到農村去改造，他的一句話，在大學教書的父親便得去農村和老農民學插秧。毛主席又說，醫療工作者要為貧下中農服務，醫院工作的母親便得帶着三個年幼的兒女和年邁的父母下鄉插隊。那些留在城裡的都是毛主席的好戰士，只有我們需要改造，一直改造到大腦沒有自己的思維，只剩下毛澤東思想。房子被單位收回了，而且父親母親天各一方。遠在上海的奶奶牽掛不已，可她卻毫無辦法。

去年我回國的時候清理不要的衣物，看到一雙嬰兒鞋，多可愛的嬰兒鞋啊，是兩隻粉紅色的小豬。我問母親這是誰的鞋，母親說是奶奶在生我的時候做好了寄來的，她翻出一件紅色的緞面兒童絲綿大衣說：看，這件衣服你小時候穿過，你奶奶做的都是漂亮不實用的東西，絲綿在東北哪能抗凍。老太太眼睛又不好，還喘得那麼厲害，不叫她做非要做不可。我的手輕輕觸摸着緞面，指尖傳來一絲溫暖，翻開里子，在里子和面子的銜接處，細細密密的針腳小到幾乎看不出來。我仿佛看見奶奶戴着老花鏡，喘息着坐在那把雕花的老紅木椅子上，一針一線地縫着。她的兒子去了荒蠻的北方，被打成了右派，她給未出世的孫女做好了鞋，織好了毛線襪，做好了棉衣，她想小孫女大概不會挨凍了。

我是一個倔強的人，做過的事不管對錯從來不後悔。只有一件事令我非常後悔，那就是在我八歲那年，奶奶問我長大了賺錢會給奶奶花嗎？我說當然，奶奶笑了，看到奶奶的笑容我自作聰明地說，那時候奶奶早就死了，奶奶又笑了。我現在不明白一個八歲的女孩為什麼會講出這麼蠢的話。奶奶啊，我現在工作賺錢了，我好想給你買東西，買各種你想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