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政治學的源頭之一是盧梭。盧梭從“人性善”出發，把人類不平等和一切邪惡的起源歸結為私有制及文藝科學等文明成果，他提倡回歸自然的浪漫主義。他在《愛彌兒》的開篇就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裡，就全變壞了。他要強使一種土地滋生另一種土地上的東西，強使一種樹木結出另一種樹木的果實……如果你想永遠按照正確的方向前進，你就要始終遵循大自然的指引。”“上帝創造萬物，都使之為善;而人濫於施為，便成為醜惡的了。”

這種浪漫主義，只具有審美價值而不具有政治價值。由此出發，盧梭式民主來自“公意至上”，帶有絕對民主的民粹主義色彩，是個大而化之的偽命題，看似正確而實則荒謬。因為，僅僅從在技術上講，這種公意很難界定，絕對民主更無可能。

自由民主社會是眾說紛紜的社會，從來沒有統一的“公意”，至多只有“多數的意志”、“少數的意志”和“相互衝突的意志”。多數意志也大都是集合在某一重大社會問題下的共識，而非集合在所有社會問題下的共識。比如，四十年代的中國，中國的多數意志集合在抗日的民族主義旗幟下，但在解決國內政治的重大問題上，國民黨政府並未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再如，現代民主國家每次大選選出的總統，代表的也僅僅是多數民意而非全民意志。而且，其支持者之所以投票給他，也不是因為認同他的全部政見，而僅僅是認同他政見中某一部分。

所以，盧梭的“契約論”最終也就只能走向賢人政治。盧梭論證說，締結契約就是每個人把個人的一切權利轉讓給全體。既然每個人都向全體奉獻，也就等於沒有任何人向別人奉獻，人人可以獲得平等之權利。人們以交付出天賦的“自然狀態”下的平等和自由來換取共同契約中的平等和自由。在這個契約中，全體公民為主權者，國家代表着主權者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而國家本身無法行使主權，主權的行使必須少數統治者來承擔，所以，國家就要由道德賢者來統治，於是，主權在民的公意落實為國家管理權就變成了聖賢的統治權。盧梭式民主走到最後，就變成了典型的“賢者救世論”，在實踐中很容易導致個人獨裁。事實上，沒有分權制衡的制度保證，任何統治者都不會成為“賢者”。相反，有了制衡統治權的制度保證，任何人執政者－－無論是賢哲還是不肖者－－也不能為所欲為。

從防止公權力不被濫用的角度講，憲政體制的關鍵在於：寧要一個可以也不要關進籠子的魔鬼，也不要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天使。

絕對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義。從歷史經驗上看，民粹主義首先是一種仇恨情結，他們厭惡貴族、權勢者、有產者和知識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無產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無產業無知識的大眾。更有甚者，民粹主義不光是同情，還特別煽情地在道德上無限制貶低精英而無限制地抬高大眾，賦予了大眾以無窮的創造力和最優越的道德感，最後發展為“大眾崇拜”：大眾不僅是主人，而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換言之，民粹主義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別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民粹主義具有強烈的清教徒主義、反智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傾向。民粹主義蔑視和仇恨任何有產者，無論是物質財產還是精神財富的擁有者。民粹主義從仇恨物質財富的擁有者出發，進而把仇恨推廣到知識文化領域。在他們看來，知識分子也是有產者，擁有並壟斷了精神財富，所以，要把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擁有者統統要踩在腳下。在這方面，中國古代傳統就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就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經典表述。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都有濃重民粹主義的成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最先進、因而最革命的理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理論，都是在道德上拔高無產者的民粹主義。但與馬、列相比，毛澤東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可謂登峰造極。

許多研究毛澤東的外國學者都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包裝起來的民粹主義者。蔣介石敗於毛澤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蔣不善於利用傳統的民粹主義資源，更不善於煽動底層的民粹主義情緒。從戰爭年代起，毛澤東就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層民眾的造反式革命，稱讚流氓無產者的“痞子運動好得很！”他說：高貴者最卑賤，卑賤者最高貴；老農的手和腳最骯髒，但靈魂最乾淨。他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他進行革命的動員模式是“走群眾路線”，他收買追隨者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將傳統的民粹主義發展為極端的仇富情緒和反智主義。毛澤東不僅要打到地主和資本家，也要消滅個體性的小商小販，甚至在人民公社運動中，連農民的那點可憐的“自留地”和自養家禽也要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去。同樣，毛澤東對知識和文化的擁有者的整肅，也貫穿於他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整個政治生涯。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發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整風運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變成了指導文藝創作的“聖經”，“為工農兵服務”成為反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他要求文學藝術的通俗化和知識精英的平民化農民化無產階級化，他要把知識人改造成革命者，把文藝和學術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以筆做刀槍”地投入暴力革命，進而把知識人變成依附在政治權力之皮上的毛。1949年掌權以後，他更是發動了一次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從思想改造運動到反胡風，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式反智反精英反文化運動一步步走向登峰造極。他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工廠和五七幹校，接受大眾的改造；他把知識分子打入勞改農場和監獄，剝奪其人身自由；他強迫知識分子在群眾大批判中低頭認罪，讓知識人尊嚴掃地。毛澤東玩弄知識精英和人性改造的個人慾望滿足了，帶給中國的卻是精神荒漠化和一片文化廢墟。

凡是現代獨裁政權，大都靠民粹主義起家。一般而言，獨裁國家的社會分層大都缺少中間階層，而只有特權化的上層和奴性化的底層，當社會陷入危機或處於轉型階段，奴性化的底層往往變成民粹化的底層。所以，獨裁國家處在穩定期，奉行嚴格的等級制度，而一旦進入統治危機時期，最容易產生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也最容易被野心勃勃的造反者所利用。

民粹主義在今日中國已經再次出現復活的苗頭，“朗旋風”之所以盡吹，與新老左派近年來煽動民粹主義高度相關，從非理性仇富情緒和狂熱的民族主義到胡溫政權的親民路線和贖買大眾，民粹主義已經成為毛澤東亡靈不死的社會心理基礎。然而，當下中國的民粹主義又具有犬儒化的特點－－柿子專撿軟的捏，仇富情緒只反民營富豪和主流經濟學家，民族主義只反美、日、台，二者恰恰放過了今日中國所有弊端的主要根源－－獨裁體制及其現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