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慘劇為何發生在歐洲

作者:秋風

【按：以血緣作為最高評判準則，是把人降到動物的層面，是反道德意識形態。歷史鮮見“民族主義”給人類帶來什麼益處，災難倒是不計其數，這難道是偶然？“上帝死了”否定了對神性的追求，剩下的只是動物性的種族血緣了。】

這確實是值得人類刻骨銘心的經歷：包括蘇聯在內，歐洲死亡4000萬人，其中僅德國，有300萬士兵死亡，有200萬人受傷致殘，50多萬平民死於空襲。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大地，事實上變為一片焦土。

這樣的慘劇發生在歐洲，難免讓人奇怪。歐洲被認為是現代文明的孕育之地，但卻成了殺戮的大陸、血腥的大陸。為什麼會這樣？尤其引人矚目的是，歐洲的兩場大戰，都由德國人挑起，而德國人似乎應是最為自覺地捍衛歐洲文明的民族。

或許不能不說，在歐洲現代文明內部，本身就蘊涵着一顆毒瘤，它使得歐洲時不時陷入瘋顛狀態。這個毒瘤，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德國發育得最為完整、成熟，並表現出其極端的形態，也許並不偶然。民族主義是後進國家與現代化相伴生的現象。德國詩人席勒講過一個比喻，曾經深入研究過民族主義現象的20世紀哲人以賽亞·伯林很欣賞這個比喻：受傷的民族精神就好像壓彎的細枝，它可能會因外在的壓力過大而被最終折斷，但是如果樹枝的韌性極大，那麼，一旦外力舒緩，樹枝就會以極大的力量反彈。民族自尊迸發的時候，時常是專橫中帶着侵略性的。

在19世紀，相對於英國，法國是落後國家；相對於法國，德國是落後國家；相對於法國、德國，斯拉夫地區是落後的。這些落後的民族，面對相對先進的國家，自然地引起了民族主義的反彈。而反彈的方式，卻又受到先進國家觀念的影響。民族主義的反彈變成一個壓倒一切的訴求：建立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並且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民族的恥辱，實現國家的強大。

民族主義乃是現代政治的一種基本動力。現代民族國家正是據此一個一個建立起來的。在德國，俾斯麥所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摧毀了封建秩序，克服了內部的分裂，使國王或領主的臣民，變成了國家的公民，國民。

同時，這些在民族主義推動下建立的民族國家，也曾都嘗試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建立民主制度。但隨後，同樣是民族主義，又摧毀了這些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因為，民族主義非常容易顛倒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權利之間的關係。而在民族主義情感支配下，人們對自由和權利缺乏信心，總是認為，個人的自由權利會削弱國家的力量。因而，在這樣的國家，個人的自由、權利，僅僅具有工具的價值。

民族國家之間只能奉行叢林法則，國家關係的基本狀態就是弱肉強食。正是這種觀念，讓19世紀的歐洲成為一個戰爭世紀，而兩次大戰也因此爆發。

不幸的是，這種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只要它變成一種壓倒一切的民族意識，似乎就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內在趨向。二戰中的三大戰敗國無不如此。這三個國家以民族主義立國，它們建立民族國家、追求國家強大的努力，最初似乎卓有成效，但最終，這三國得到的是60年前的那場徹底毀滅。

家園兩次變成廢墟之後，歐洲人終於開始反省：民族國家真的擁有絕對主權嗎？國與國之間真的只能奉行利己主義的叢林法則嗎？最後，民族國家真的是人們安排自己生活的最高形態嗎？人真的必須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只有歸屬於國家，才能找到存在的意義？

歐洲各國戰後努力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化解民族主義，消解民族國家的神聖性。尤其是恩恩怨怨糾纏了一兩個世紀的法國人和德國人，都學得比較明智了。法國人沒有再任性地羞辱、報復德國人。相反，法國人努力地構建一個歐洲合作框架，來約束德國。

德國人也主動地承認責任，清算本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傳統。通過建立起更為穩定的憲政框架，尤其是通過憲法訴訟和憲政審查制度，德國人第一次馴服了國家權力的利維坦(怪獸)，從制度上將個人的自由權利置於國家權力之上。這一憲政制度也隨時能夠壓制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治活動，使之根本沒有機會像希特勒那樣煽動起整個民族的狂熱。

歐洲聯盟就是以德法兩個宿敵的和解、合作為基礎的。歐洲聯盟的意義就在於，宣告歐洲人正在削弱、並試圖廢除自己的祖先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概念，歐洲人正在嘗試走出持續了兩三百年的民族主義時代。

一個人要求歸屬於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一個民族要求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或者國民希望自己的國家繁榮富強，不能不說一種正當的訴求。但是，當這種情感升級為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以至遮蔽國家和民眾的理性，使之無法正確地判斷國家的長遠利益所在時，就會威脅到國民的權利和民族國家利益。二戰中的軸心三國，就是前車之鑑。

德國在二戰後60年和平發展，也能給人這樣一個啟示：憲政制度乃是國家和平發展的最大保障。它不僅能夠馴服權力，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它也能教化民眾，使之不會因為激情陷入迷狂。這些，正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最有效的解毒劑。

－－原載：《秋風Blog》，2008-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