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文網上流傳着一首名為《農民對城市人的抱怨》的打油詩，公司中有好事者從網上把它下
載下來，然後貼在辦公室的告示版上：

“俺們剛吃上肉，你們又吃菜了；／俺們剛娶上媳婦，你們又獨身了；／俺們剛吃飽穿暖，你們
又減肥露臍了……”

詩中說的自然是鄉下人對城裡人那種努力追趕、卻又總是追不上的沮喪、無奈的感覺。

其實，這種“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的感覺並不局限於城鄉居民之間，而是帶有某種普遍
性，似乎存在於所有互相之間明攀暗比的人群之間。

這不，因最近有幾位同事“另有高就”而提出辭職，告示版上的這首打油詩的空白處便出現了一
系列“續補”：

“俺們好不容易偷渡成功，你們又海歸了；／俺們剛拿到長約，你們又鬧辭職了……”

悲歡皆因對比來

俗話說：“人比人，比死人”，大概是說，所謂的痛苦和幸福都是相對的，都是由比較而來的，
飄飄欲仙的幸福感和痛不欲生的不幸感都是因人與人之間的對比而滋生的，而如果處境、地位出
現巨大落差的攀比對象是你穿開襠褲時代的童年玩伴、或是曾經同甘共苦、不分伯仲的同學同
事，那麼，這種幸福或痛苦的感覺也就更為強烈。當然，也有對此淡然視之的超脫之人，但多數
人似乎都是凡夫俗子，因此恐怕難以免俗。

如果處於一種社會變遷相對較小的社會，昔日的玩伴、同學或同事，後來彼此的境遇也可能會出
現落差，但一般來說不會那麼大。但在文革後的中國就不同了。

記得最近一次回中國，幾位曾經從幼兒園一直“同窗”到中學畢業的“鐵哥們兒”聚會，作東請
客的自然是一位後來成為億萬富翁的“大款”，席間就數他話多，談東道西，招三呼四，開宴時
滿面春風，散席時一臉酒色。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位老同學，鮮言寡語，一個勁兒地抽煙，除了
和我敘了敘舊，與宴會東主沒有搭過一句腔。

原來，他剛下崗回家，正發愁如何應付生計。談到那位“大款”，他淡淡地說：“雖然都在一個
城市，但要不是因為你，我和他可能永遠都碰不上一面。”

停了一會兒，他又似乎在自言自語地說：“嗨，咱們三人是三股道上跑的車。”

人生就是一場逃跑比賽？

頗具諷刺性的是，我們三個人其實小的時候是最要好的朋友，幾乎形影不離。我們的孩提時代趕
上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代，讀書無用，作為孩子，正好樂得“放羊”，天天逃學，那情景就
像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歲數大點兒的哥哥、姐姐們都插隊去了，城裡就留下我們
這些半大孩子……”

“大款”小的時候最淘，鬼點子最多，“下崗工人”則老實、木訥。記得有一年夏天，“大款”
異想天開，帶我們去公廁，“大款”手拿竹竿兒，從一個格子間的廁溝下面捅到另外一個格子
間，不料捅出“禍”來：被捅的成年人不依不饒，提起褲子就追，“大款”跑得最快，我緊隨其
後，但怎麼也趕不上他，“下崗工人”則因穿着拖鞋，落在最後，結果被氣急敗壞的那位成年人
抓住，一頓臭打……

如今，我在想，即使天真浪漫的孩童，也有性格、能力的差別，但如果中國不搞改革開放，我們
成人後很有可能都會進工廠當工人，也許“大款”和“下崗工人”最後的地位落差不過是車間主
任和工人的差別，但我們中學畢業後卻正好趕上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的一個全新時代，自從
我們離開中學校門之後，這種性格、能力的差別卻使我們三人的人生道路和生活際遇出現了天淵
般的差別。

其實，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大款”和“下崗工人”如今地位落差的懸殊上，也表現在“大款”
和我之間人生際遇的陰差陽錯上，在我暗中與“大款”進行的對比中，不知為什麼，我總是有一
種“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的感覺。

我對“大款”自小就有一種欽佩和不以為然混雜的感覺：我佩服他的活力、魄力和社交能力，但
又對他的狂氣、痞氣和市儈習氣不以為然。但在文革後期、也是我們中學的後期，“大款”可是學校中的“紅人”。那是一個不講學業的年代，正好是他的縱橫披靡的社交能力大顯身手的好時
候。

我們三人從小學到中學，一路同班，雖然一直是“鐵哥們兒”，但私下仍少不了有一番攀比競
爭。那時，學習好沒用，還要在“政治上發展”。但當我好不容易混上個什麼“學習委員”時，
“大款”卻當上了班長；當我和“下崗工人”千辛萬苦終於入了團時，“大款”卻早已經是團支
部書記了，並“親自主持”了我們倆的入團宣誓儀式。宣誓時，我嘴上說着一套，心裡卻不知怎
麼想起了幼時跟着“大款”公廁闖禍的一幕，暗暗叫苦：我這輩子可能永遠趕不上“大款”了。

記得中學最後一年，有一次我們三人談論各自今後的志向，“下崗工人”先說：“我愛鼓搗收音
機，今後最大的志向是進一個無線電廠，設計和生產收音機。”接着我說：“我的志向是當一個
記者。”最後“大款”說：“你們都沒出息。現在最時興的是參軍，我要成為一個著名的將領，
讓你（指着”下崗工人“）為我設計最新式的收音機，讓你（指着我）採訪我，為我寫傳記。”

不料，中學畢業不久，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鄧小平
東山再起，整個社會的時尚從“全民皆兵”轉到“全民求學”，再轉到“全民經商”，由此而來
的社會大潮把我們三人沖得七零八落，天上地下。

先是高考被恢復。當時中國全國都興起了一股複習迎考熱。我們三人，不管愛學習還是不愛學
習，都被這股潮流裹挾着，參加了高考。我知道我數理化底子差，只敢報一個非重點的政法學
院，“大款”和“下崗工人”都報了理工科，結果，我被錄取，他們倆落選。

我啟程上大學時，他們倆為我踐行。最後，“大款”拍着我的肩，嘴中噴着酒氣：“好啊，你小
子，你的時代終於來了。”聽完他這話，我第一次感到：這一次，“大款”捅了命運之神的屁
股，在命運的追逐下，我竟然逃的比“大款”快了一步。

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燦爛

後來，我才發現，那仍然不過是一個錯覺。

“大款”立業的最初幾步似乎步步不順：第一年考學未遂，改而當兵，據說最初在部隊混得不
錯，很快入了黨，並被選為幹部苗子重點培養，但就在他似乎按照他“當將軍”的夢想一步一步
順利地走下去的時候，中國軍隊也進行了提干制度改革：提干必須先進軍校，但軍校入學也必須
先過考關，“大款”樣樣在行，就是考試不在行，這樣，軍隊發展的路被堵住了。

復員後，“大款”進了一家事業單位，搞保衛工作。他不服命運的安排，再考大學，先改報文
科，不成，然後又換考電影學院（“大款”從小具有表演天分），也未中。

“下崗工人”第一年考大學不中，就進了工廠，後來再沒敢考。因沒有“關係”，他未能如願進
無線電廠，進了一個機械廠，但似乎也頗安心。

但“大款”仍不安心當小職員，索性辭職，下海經商去了。當時，他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辭職經商
的“先行者”之一。雖然我對“大款”的為人處事不以為然，但我對他在那個時候就敢貿然“下
海”的魄力，卻一直十分佩服、欣賞。

人生匆匆，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在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江倒海般的變化。我上學、進京、如
願當上記者、後來又出國，與“大款”和“下崗工人”難得謀面、晤談，只有當我回鄉探親時才
能短短相聚，但這些年來我仍然斷斷續續地從相互認識的朋友那裡打探到他們的消息。

聽說“大款”經商不易，最初從擺地攤開始，有一次他與擺攤的同業打架，差點兒命都丟進去；
後來跑到深圳闖天下，背了一屁股債，討債人拿着刀子要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大
款”索性一走了之，逃債逃到了另外一個城市，隱姓埋名，另起爐灶再干……

當然，後來中國“下海”的人就多了，據說與公共洗澡堂里“煮餃子”般的情景差不多，人擠
人，人撞人，發財也不那麼容易了。也許，“大款”的故事不過是“商海”中無數浮沉的“餃
子”的故事之一，沒有什麼新奇。我出國求生也不易，漸漸也無暇關注“大款”這個早下鍋的
“餃子”是否已經被煮得“皮爛餡出”……

最近那次回中國探親前不久，突然接到“大款”的電話，說他現在已經進京發展，企業規模越辦
越大，如今已經資產上億，而且計划進軍海外市場云云，令我大吃一驚。

談到他東山再起的原因，他大聲笑着說：“咱們是老同學了，不瞞你說，我還是運用我在深圳闖
天下時的訣竅：負債經營。唯一不同的是，我現在運作的層次要比深圳高的多了：我８０％的時
間都用來在京城拉關係，當然都是部委以上級別的關係，我天天都在琢磨，如何能夠從銀行貸下
巨款，又如何能用新的貸款償還舊的貸款。今天，在北京，我再也不會有被人拿着刀子逼債的日
子了。嗨，在中國經商，說白了，就是經營關係。”

他聽說我不久也要回中國探親，聲調突然升高，弄得電話話筒“撲撲”作響：“正好你這個海外
記者可以採訪一下我們公司的海外發展計劃！”我婉轉地說，我這次是探親，無採訪任務，但作
為老同學、老朋友，我一定會給他湊份兒捧場。

回到北京，他熱情地要給我設宴“接風洗塵”，我自然不好拒絕。待入席座定，我環顧四周，還
真嚇了一跳：席間坐着我的另外兩個熟人，一個是我原來在北京工作的報社的“名記”同事，另
外一人是我在政法學院的同學、後來在北京頗有名氣的律師。“大款”看着我們之間交換的眼
神，奇怪地說：“怎麼，你們認識？但我還是要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經常採訪我們公司的北京
名記，那位是北京名律，也是我們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

我耳朵嗡嗡的，腦海又浮現出幼時公廁闖禍的情景。雖然仍然在與他們寒暄，但不知道他們都說
了些什麼。接下來，這種嗡嗡的感覺始終未消，恍恍惚惚只聽到“大款”與滿座的高朋祝酒：
“謝謝捧場，謝謝捧場……”

上個月，我在英國與“下崗工人”通電話，聽他說，“大款”最近辦了加拿大的投資移民，但人
還在中國，因為只有中國最好賺錢，辦移民只是為了萬一哪一天出事了，有個中國以外的地方可
以逃債。“大款”還托人捎話，答應在公司給“下崗工人”安排一個保安工作的差事。

但“下崗工人”沒答應。他在電話中苦笑着說：“嗨，怎麼好意思在幼時玩伴的手下幹活呢？我
在琢磨，為了生計，我先擺個地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