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歌 --回憶幾個清華校園歌手

吳虹飛

一　　　
　　　　
　　說起校園民謠，人們總會想起《同桌的你》，想起高曉松。
　　最早的校園民謠當然不是〈同桌的你〉，校園民謠的始作蛹者當然也不是高曉松。90年代初期，來自西安的退學生張楚就抱着吉他在北京各個高校彈唱自己寫的歌，其中包括後來很著名的《姐姐》、《西出陽關》等，其最初的風格就是後來所謂的“校園民謠”，張楚本人後來則變成了一個獨具個性的搖滾歌手。如果還要更早一些，那麼大約在1984年左右，就讀清華園的十七歲的天才少年胡揚早就把青春的詩篇譜成了流暢抒情的旋律。這個留美的高才生最終還是忍不住回國錄製了幾首歌，收在一張不知名的校園民謠專輯中。
　　如果需要進一步的提示，那麼3字班的畢業生也許還會記得清華一支名為夢中草原的樂隊，這支樂隊的主打歌曲《夢中草原》的作者是傅——一個被遺忘的民謠創作者。
　　據說傅當年名滿清華，畢業那年他開了一場演唱會，清華禮堂後排都站滿了人。據說傅那天晚上在台上對着台下黑壓壓的人群只說了一句話：今晚我只唱情歌。

　　都只是過去的傳說。

　　1989年，高曉松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二年級學生，傅由人大附中考入了清華大學計算機系。

　　據說那時候，高校里總是有這麼一批學生，他們曾經在一起在清華園裡彈琴唱歌，校園民謠以一種新的吟唱方式在他們中間逐漸成形。那也許就是傳說中“白衣勝雪、詩社遍地”的時代，那個時代人們寫詩、唱歌、飲酒，乃至抱頭痛哭，在窄窄的宿舍里，或在東大的操場上，一夜一夜，通宵達旦。那個時候大量的詩人和歌手，無故地出生，長發飄飄，放浪形骸，與古代的浪子，遊俠相比，僅是手中缺了一把仗行天下的劍。　

　　1993秋天年我從遙遠的南方步入陌生空曠的清華園，夜幕降臨，鳴蟲安靜，我已經不能想象那個由學長向我描述的歌唱的時代，我疑心那只是一個中世紀的古老童話。

　　1994年第一盒校園民謠推出，高曉松隨即聞名遐邇。

　　傅默默無聞。

　　接着是第二盒和比第二盒更粗製濫造一些的校園民謠。

　　校園民謠已經泛濫成災。年輕人反覆地詠嘆前輩遺留下來的憂傷情懷。我們繼承了全部的纏綿和疲軟，低吟淺唱的都是陳舊的故事。　

　　傅依舊默默無聞。

　　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傅。如果不是一年前我很偶然地從一位寫詩的女生那裡翻出一盒很舊的錄音帶。那個女生只不過輕描淡寫說了一句，那是他們以前的歌。他們指的是高曉松、沈慶，更早一些的是金得哲、丘科，而其中更多的是傅的歌。
　　傅的歌不優美，不夠旋律化。直接，不加掩飾，和他的琴一樣，粗糙得不得了。　
　　“你小孩一樣，望着我眼／你小孩一樣，攥着我手……”

　　當年的傅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唱。很多年之後我反反覆覆地聽。那個夜晚我在黑暗中默默聆聽着一個陌生人的聲音，這是一種陰鬱的聲音。它刺痛了我。

　　我於是想辦法撥通了傅的號碼。我忘了我是白天打的，還是晚上，無論如何，我很粗魯地打擾了傅。我說我聽過你的歌。傅在那邊沉默着。我也無話可話。我和傅素昧平生。

　　傅的朋友都很欽佩傅。他畢業後完全可以在電腦公司干一份薪水很高的活，可他還是辭了工作，到一家音像公司做薪水不高的文案之類的工作。傅總想做點自己的東西。傅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我喜歡那個撿小孩的故事。傅曾經撿回兩個孤兒，後來他把他們送走了。

　　我不寫校園民謠。傅很驕傲地說。
　　我立刻反駁他，可是大家只知道你的夢中草原，而這就是典型的早期校園民謠。
　　我知道傅想寫超越校園民謠的東西。可我忍不住要打擊他。我很刻薄，對傅這樣“個色”的人。
　　半年之後我才見到傅。傅似乎不肯讓人接近。那個晚上他給我們文學社的幾個人煮咖啡，其間他忘情地對一個寫小說的朋友冷嘲熱諷，百般挪揄，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諷刺天才而忘了他正在燒水。過了很久傅衝進廚房。他拎出一個無可名狀的扭曲的水壺，臉上的表情哭笑不得。這件事情充分證明了“惡人自有惡報”。

　　有一年冬天，我邀傅來看一個清華自創作品的比賽。我說在大禮堂你知道大禮堂怎麼走吧，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很傻，傅怎麼會不知道大禮堂在哪。那天傅步行而來。在那個以前傅唱過歌的禮堂，以前是傅站在舞台上。那晚我們把傅送到東門，然後各自轉身，相背而去。我聽到傅在身後獨自一人唱歌，很大聲。他的聲音在黑暗裡越飄越遠。傅是一個很驕傲的人，我想。
　　傅是默默無聞的，也許是因為才情，也許是因為更為捉摸不定的命運。如果你有足夠的細心，你可以在南方盜版的謝小東CD上，找到印在角落的小小的字：小傅。他就是傅，作詞、企宣兼文案。

　　平安夜傅讓我聽到他的歌，他在公司里抽空“當”的一首舊歌。我聽見他在電話那一頭問，你聽見了嗎。而我什麼也沒聽見。

　　二

　　小盧是“夢中草原”的主要成員之一，95年夏天，樂隊很風光地開了一個告別演唱會，之後樂隊各奔東西，有的工作，有的去了美國，小盧在北京某一建築公司工作，後來也辭了職，偏安於北門平房區。
　　曾經他很耐心地聽完我所有的歌並坦率的指出它們的優缺點，我對他說以前我以為你是一個清高的人，他有點迷惑，清高？我趕忙跟他解釋說清高不是一個壞詞兒。我所知道的清高的人不多，一個是屈原，再近一點是李白，第三個便是你了。小盧無端地受馬屁一記有點哭笑不得
　　小盧和傅不一樣，小盧不偏執，不和現實較勁兒。所以他的歌比傅的要溫和得多，並且旋律，技巧都比較圓熟。
　　誰能夠保證心不變　
　　看得清滄海桑田　
　　別哭着別哭着對我說　
　　沒有不老的紅顏　
　　……　　
　　千禧年到來之前，他終於如願以償地出了一張自己的專輯。於是，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歌天天在打榜，各種各樣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的詞彙，不同的口吻的文章異口同聲讚美這張專輯，而本人也漸漸有了“明星”的風度。他的歌是一些旋律圓熟上口的民謠或者流行，一點點滄桑，一點點懷舊，一點點浪漫，而現在則被包裝成背負着某種重大“文化”或者“思想”的“經典”。
　　對於歌手而言，這無疑是最好的結局，人人得以心嚮往之。然而，偏偏還有一些比較懷舊的人，還是喜歡最初的版本：在校園的禮堂里，在草坪上，或者集體宿舍里，一把吉他，一把口琴，女孩子的和聲，簡簡單單的下來，而不是象在磁帶里，有那麼多的配器、改編　。

　　在清華把小盧的《蝴蝶花》唱開的，要歸功於另一個校園歌手李健。
　　李健是一個典型的校園歌手，受過正式的聲樂訓練並且彈得一手好吉它，記得在合唱團排練時，李健老是高出一嗓子來。老師點他的名，他就憋紅了臉，眼睛爭得老大。他和他同班同學繆傑是唱民謠的一對黃金搭擋，兩個人得天獨厚的好嗓子配合得天衣無縫，至今學校幾乎沒有比他們更出色的二人組合了。在95年的校園歌手大賽上，他們以繆傑作詞作曲的《朋友》毫無異議也拿走了通俗組第一名。　
　　李健今年要畢業了，據說要去當歌手了。他說他干別的干不好，他喜歡當歌手。他說以後可以安心寫歌了。我會很敬業，他說。　　

　　說到清華的歌手不能不提到BerBer。BerBer很特別。　　
　　大一的時候我路過建築系2字班的男生宿舍，常常會聽到一個男孩拼命的敲着吉它，唱“太陽，你在哪裡”。他的聲音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種金屬一樣的聲音，無法形容。　
　　那時我無法想象BerBer是這個樣子的：矮矮的小胖子，戴副大眼鏡，象卡通畫的人物，又親切又可愛。BerBer很和氣，讓我玩他的吉它。　
　　BerBer很少出活，比任何一個人都少，但每一首歌是極致的精品，有點非主流的味道，處理得有點出人意料。BerBer唱歌淡淡的，卻是至情至性，他的歌和他的嗓子都是與眾不同的，空靈並且自然。　
　　BerBer最近寫了一首新歌，唱起來懶洋洋的，很舒緩。歌詞是關於一個有陽光的下午。地上有蟲子，人處於一種很自由很閒散的狀態，BerBer在歌中說，鳥屎也不應糟踏，因為可以做蟲子的食物。我不是宣傳保護環境生態平衡，BerBer費勁地比劃着解釋。　　
　　那首歌很乖，BerBer唱起歌來也很乖。BerBer說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說的“乖”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說其實我也不清楚，就是那一種感覺，我用手比劃了一下，但還是沒再說明白。
　　BerBer說，他們讓他唱這首歌時，就會說，嘿，唱你的那一個鳥屎歌。我大笑。　BerBer也笑，然後吃爆米花，咔茲咔茲。
　　……　　

　　三

　　當校園民謠泛濫成災之時，因為“校園民謠”而名聲大噪的高曉松回過頭的來看他的“追隨者”時，也許會感到一種時間的諷刺。我們可以從一次非正式的採訪中看到一點端倪。記者是一個大一的女學生。她誠惶誠恐地把還不怎麼顯老的高曉松尊稱為“您”。而採訪的結果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鬱悶壞了”。以下是採訪的摘錄：
　　記：您當初是因為什麼觸動而開始寫歌的呢？
　　高：閒着沒事幹就寫歌唄。沒什麼觸動，也沒什麼故事，我的生活挺單調的。
　　記：很多人認為您是校園音樂的代表，您對自己的形象怎麼看？
　　高：我就這樣，不挺好的嗎？長得也不難看，說話挺溜，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想、有抱負、有道德、有紀律，優秀青年呀……背上了各種我一點都不喜歡的頭銜，好象我一定是個“校園”什麼什麼的……不過，“著名什麼音樂人”，著名就行了。
　　記：你對現在的生存狀態滿意嗎？
　　高：滿意呀！不滿意我幹嗎這樣呀！工作挺好，我又喜歡又能吃飯，還要怎麼着呀……忙也是我自己願意忙呀，又每人逼我……為了錢奔命，我覺得特有理想。
　　記：你對校園音樂這種文化形式怎麼看呢？
　　高：就是學校里的學生閒着沒事幹寫的歌……學生就是一群閒着沒事幹，還覺得自己特充實，特多愁善感……上大學你就獲得這麼一個權利，可以不為生活負責任，又有點思想，所以閒着沒事幹就出了這麼堆東西。……現在沒有人寫歌就沒人寫了唄，肯定學生有事幹了唄，幹嗎非寫歌呀？
　　就這樣，他用特有的“痞子”味輕輕消解了少年式的感傷以及商業聯合媒體製造的校園民謠“熱”。而那時候，這個聰明的年輕人還沒有拍電影，也還沒有鬧緋聞……

　　四

　　在這個充斥着複製技術的工業時代，在批量複製毫無個性的大學生的高校，在論文東抄西抄的學術氣氛里，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媒體時代，廣播、電視、報紙上每天相似的笑臉、腔調、廣告猶如一個媚笑的女人不停地獻殷勤；各種庸俗的樂評人成為商業的“買辦文人”，用技術加煽情的文字對大眾進行挑逗；鋪天蓋地的MTV，千篇一律的流行歌已經無形中決定了我們的模式、方式、措辭、語氣、手勢、姿態、表情統統是一樣的；歌詞中的抒情意象被反覆地盜版，借用，抽空，變成一個空洞的能指，不再具備實在的內涵。

　　我們這個時代沒有歌。我們過得平靜、忙碌，甚至我們缺少絕望。我們是否能夠棄絕陳陳相因和自我重複，對充滿陳腐教條的現實世界進行一次反動？是否能夠對媚俗的商品社會的進行一次合法清算，對傷感蒼白的青春進行一次鄭重的反詰？也許我們並不能夠。我聽過他們唱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個無歌的年代裡為他們的歌做一點點的證明。　
　　（截止2000年的最後一天，曾經做過作家夢，王小波和俞心焦的忠實FANS兼前校園歌手大眾情人——傅已經是一個網站公司經常因為加班而頭疼的副總，小盧的歌一直在全國各地打榜榜，李鍵是廣電部的閒職人員和簽約歌手，Berber在一個建築公司為買車而奮鬥，而我已經是一支地下樂隊的主唱，50天后，準備參加GRE出國考試。）

　　1998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