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曹操比較論

諸葛亮和曹操在三國演義中，一個是大忠，一個是大奸，是對立的兩極。但從史實而論，我認為，三國時期真正與諸葛亮具有可比性的就是曹操了。

從外在的因素講，諸葛亮與曹操做的都是大漢的丞相，兩人都有強烈的意願要實現統一，並都切實付出了努力和行動。兩人都切實控制着其所在的朝廷的大權，都具備廢掉皇帝自立為帝的條件，卻都沒有去做這一步，而是執臣節以終。從內在的因素講，兩人施政的主導思想都是法家思想，及峻法督責臣下。以下詳論之。

一、統一之意願與努力。漢末從董卓之亂起，各軍 閥勢力割據一方，有的是聚土以自保於亂世，如劉焉、劉表等；有的是亂世縱橫，軍 閥劫 掠，如呂布、李榷等；有的欲闖出一番功業，千古揚名，如孫堅、袁紹、劉備等。以上所說這些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混一宇內的念頭，但即使有，那也不過是他們個人私慾的膨脹或作為個人功業的極至表現而已，他們並不把統一本身當作最高、最重要的目標去追求。只有曹操與諸葛亮是真正把統 一當作最高的目標去追求，並冒着巨大的危險和犧牲去努力了。

赤壁之戰前，曹操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弱點，急於進兵正是因為他心目中把統 一看得很重要。而即使赤壁失敗後，他也並沒有放棄統 一的努力，那時侯他的權勢已經沒有人能夠動搖，也就是說，如果他純粹為個人考慮的話，他根本沒有必要再冒險進兵。諸葛亮的情況同樣如此，以蜀地之險要，他當然明白防守是最有利的。他之所以六出祁山，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為統 一大業盡上自己的一分力量。

二、權傾朝野而終執臣節。諸葛亮與曹操都深刻明白綱紀對政 權穩定性，進而對社會穩定性的重要作用。綱紀在漢魏之際最重要的維繫便是君臣之節義。漢朝雖然已經名存實亡，但只要漢皇帝依然是劉氏子孫，他就依然繼承着漢王朝的政權合法性基礎，絕大多數老百姓就會認可一個中央朝廷，野心陰謀之勢力若欲獨 立割據，就沒有名義，也就有所顧忌。如果漢帝被廢，他姓稱尊，必將導致割據蜂起，戰亂不息（後來曹丕廢漢帝時，之所以沒有更多反叛割據，是因為這時一個新的政 權已經建設完成並控制北方主要地域，而不同於曹操時有那麼多割據力量）。劉備、劉禪政 權在名義上依然延續了漢王朝，諸葛亮所面臨的問題與曹操類似。諸葛亮與曹操在這裡所體現出來的，都是一種顧全大局之心。

三、行法家之術以救漢之弊。漢政之弊，在於政寬而綱紀廢弛。政寬而豪強大族霸占土地人口，土地兼併嚴重，朝廷不能制止；綱紀廢弛而皇綱不立，外戚宦官弄權，黨爭迭起，政治遂至於無可救藥。當時欲救此弊，最要者為行法家督責之術（此觀點參考呂思勉所著《秦漢史》）。魏武帝諸葛武侯皆深知此意。

任何社會都有一個官僚系統，法家之意在於認為統治者要作為法的意志的體現者，要與整個官 僚系統站在對立面上，嚴行督責，不容其寬殆。曹操之行法家之術，不僅體現在他對孔融等恃才傲物的儒生堅決鎮 壓，也體現在他帶兵時，即使是自己的親信兵將，一旦違法，也嚴懲不迨。如《三國志·于禁傳》云：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掠。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後來曹操大大表揚了于禁的這次執法。關於諸葛亮之行法家之政，陳壽的評論已非常鮮明地點出了這一點，其云：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對以上三點，又分別要有補充說明：

就第一點和第二點來說，諸葛亮與曹操雖然都盡力欲實現統一，並且終身對漢執臣節，但他們並不是抽象地忠於漢王朝。

對曹操而言，他不廢漢獻帝以自立，是因為這樣（以丞相身份挾天子以令諸侯）對自己最有利，一來是本勢力內部有很多人是因為忠於漢而才為他曹操作戰的，如果曹操稱帝，內部肯定會發生叛亂，自己力量被削弱不說，說不定還有生命危險（雖然可能性很小）。二來從對外講，只要漢獻帝還在，這個政權就比孫權和劉備的政權有更強的政權合法性，出兵討伐就師出有名，還可以以漢獻帝的名義分封對方令其聽命（這一招曾經對吳用過）。如果這些有利因素失去，或變得不再必要，曹操完全有可能廢漢稱帝。所以我不認為曹操是漢的忠臣，雖然他在客觀上對漢王朝功大於過。

對諸葛亮而言，他也不是忠誠於漢王朝，而是忠誠於劉備對他的知遇之恩，是忠誠於劉備的王朝。因為如果他是忠於漢的話，早年就應當積極為漢王朝解決問題，而不是隱居。當時曹操還絕對沒有叛漢的跡象，諸葛亮不可能預見以後的歷史。再說，劉備在到新野前，也是朝秦暮楚，其行動無法表明他就是漢王朝的忠臣，而最多是一個欲在亂世建立功業的梟雄。還有一個最有力的證據就是，諸葛亮最初為劉備提出三分設想的隆中對，完全是為劉備個人所設計的謀略，而不是以漢王朝天下為出發點。後來諸葛亮控制朝政大權後，並不廢掉劉禪，同樣一來是因為蜀漢的許多將士所忠誠的對象是劉備，諸葛亮並沒有把握使他們都忠於自己；二來是因為若廢劉自立的話，對外出兵就完全沒有任何名義了，將士也不會聽命，自己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功業。

就第三點而言，行法家之術是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的，因為申韓之術要求密藏於心以駕馭臣下。諸葛亮和曹操本人都有非凡的才華，能夠靠個人的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把握好法令之度（中國法家的法是要靠統治者去行的法，特別講究一個度，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他們的繼承者都沒有他們那種政治才能，這就出現了兩種情況：

諸葛亮死後，費礻韋、蔣琬、楊儀、姜維之徒繼續奉行法家之術治國，對外更是持續用兵，終至於“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薛羽向吳主孫休所述在蜀見聞）這並不是說法家申韓之術是錯的，因為在諸葛亮在時”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三國志》）法家之術必須有相應的人才能行之，諸葛行而能使吏治、風化肅然，其繼承者無其才而行其政，結果就是政治黑暗，國土凋敝。此稱無可奈何之結果。

曹丕是聰明的，他知道自己沒有父親的才能，無法靠父親那一套繼續維持統治，所以他改弦更張，先廢漢帝以自立，如此將導致的不良影響他是清楚的，這意味着對外將喪失對吳蜀的政權合法性優勢，意味着對外不再可能有大的進取，同時對內要面臨小股反叛。但稱帝的好處也是巨大的，這意味着他不需要像曹操那樣憑密藏於心的申韓之術來駕馭臣下（曹丕做不到），皇帝稱號的本身便能賦予他絕對權威，使他能夠控制這個政 權，而這一點又是最重要的。再說，經過父子兩代的積累，魏政權已經有了足夠強大的實力，而不再像當年曹操要面對那麼多的割據勢力。曹丕的另一項變革是採納陳群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的政權重新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礎上，而不再像曹操那樣對士族採取打 壓的政策。內政措施上由曹操的嚴又回到漢朝的寬。

曹丕這些措施的結果，一方面使曹魏政 權得以延續，但另一方面是對內和對外都削弱了這個政 權的力量，對外不可能有大的進取和擴張還是次要的，對內施政之寬培養了司馬氏這樣的權勢家族的力量，而禪讓之行也同樣為自己政 權的滅亡提供了範本。

真不知是該為其幸還是該為其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