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試評諸葛亮其人併兼析其神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試評諸葛亮其人併兼析其神 化原因諸葛亮,字孔明,漢末琅邪陽都人。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茅廬請他出山,依其聯吳抗曹之計,攻取荊益,建立蜀漢政權。備歿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劉禪,總攬朝 政,先後四次親統大兵北伐曹魏,不能成功,終於憂勞而死。
諸葛亮在中國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忠誠和智慧的象徵,自陳壽著《三國志》以來,歷代多譽為大政 治家、大軍 事家。羅貫中《三國演義》更將其神化為“上知天文,下識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通;諸子百家,無所不曉”的封 建社 會理 想人物,魯迅先生故有“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1>之嘆。
但是,剝開舊時代史家和文人有意塗抹的層層脂粉,卻可以看到另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諸葛孔明,一個在政 治上和軍 事上並無驚人才能和建樹的權 臣形象。從中也可了解到:史學和文學一貫是為政 治服務的,而在封 建社 會,為了統 治階 級的政 治需要,舊史家和舊文人對歷史,竟然能夠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麼樣的程度。
下面,將從治 國、用人、用兵三個方面,嘗試重新評價諸葛亮其人——
一、治國:
諸葛亮談及理民,雲“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當“薄斂賦,無盡民財”<2>,“閉境勸農,育養民物”<3>。此誠至善之言也。然而,劉備歿後,諸葛亮總攬軍 政十數年,其後蔣琬、費禕、姜維執政皆承亮制,他們的實際政績究竟如何呢?
章武二年,劉備於猇亭大為陸遜所破,荊襄未復而巴蜀強兵良將盡失。次年備歿,亮主國 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過二歲,即南渡瀘水,其後又二歲,開始北伐。自建興六年至十二年,與魏六次交鋒,身死乃止。所謂“閉境勸農”,究竟能有幾日?263年蜀亡時,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4>,也即每七戶蜀民就要負擔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當時吳的人口三倍於蜀,卻只有“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5>。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處?
《蜀書·呂乂傳》中盛讚乂“臨郡則垂稱”,因其為巴西太守時,“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6>。募兵出征,以無人逃竄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書一筆,則未知其它各郡調發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麼沉重的負擔,才會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隱匿的道路呢?陳壽稱“黎庶追思”亮,“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7>,等等,這些話里有沒有溢美的成分呢?郭沖贊亮亂世用峻法時,卻言“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8>,這句話里有沒有可信的因素呢?壽、沖尊亮則一也,稱亮則異也,然則蜀漢吏民對諸葛亮究竟是懷德還是懼不敢言?
諸葛亮生前,當然無人敢言其非,亮歿,李邈上疏云:“呂祿、霍禹未必懷反 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9>歷代多斥邈為狂悖,後主憤而殺之,亦皆以為處置得當。然而,邈果何如人也?察其行事,面責劉備,直諫諸葛,裴松之名其為“狂直”<10>,豈諂存攻歿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雖死,執政者仍為亮之門徒琬、禕等輩,邈乃因此被誅。諸葛亮之執 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無因也。
綜上可見,稱諸葛亮為大政 治家,證據不足,難以服人。
二、用人:
從來皆稱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賢,獨吳潔生先生在《論諸葛亮的錯誤和失策》<11>一文中責其陷 害忠良、結黨營私,是故吳文一出,立刻引來四面討伐之聲。細察吳先生之論證,固多捕風捉影,立異譁眾之處,然而駁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徵,責之成理。
譚良嘯先生的《諸葛亮用人四論》<12>責亮則一,褒亮則九。其褒亮何?稱亮舉賢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貫為限也。譚先生還開列了一份諸葛亮《用人簡目》,共計亮執政時提拔荊人廿六、蜀人廿九、它處人士八。但是,這份簡目可靠嗎?首先,所列如李嚴等,與亮同為託孤重臣,其次,如陳到等,為備舊部,他們於亮執政時有所升遷,功勞皆在亮嗎?諸葛亮雖專 獨,總攬朝 政,也未必能廢積功或考勤累進的慣例吧。
細察蜀漢歷史,有九位人才之死,諸葛亮要負一定責任。其一是劉封,史載“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13>究竟諸葛亮慮“易世之後”“難制御”劉封者為何人呢?褒亮者以為指後主禪也,貶亮者以為指亮自身也,孰是孰非,史籍語焉不詳。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封之死,並非因為其罪當誅,而只因為諸葛亮“勸先主因此除之”。是以封死前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達)之言。”<14>——孟達勸封何語?達云:“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間(封)於漢中王(劉備)矣。”<15>孟達真可謂料事如神!
其次是彭羕。史載“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以保安”<16>,劉備因此疏遠了原本待之若子的彭羕,羕一怒之下口出怨言,終被馬超告發,下獄誅死。亮若以其為非才,何必“外接待”?而既已“外接待”,又如何“內不能善”?“內不能善”也罷了,又為何進一步屢言且“屢密言先主”?亮何人歟!此豈君子之所為歟!
其三為關羽。眾所周知,羽亡於驕傲自大,而這驕傲自大性格的養成,其實也有諸葛亮的一份“功勞”。當初“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於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17>亮因何要驕羽,欲調其性乎?欲自結乎?欲諂 媚劉備乎?誠難料也,但這樣做間接造成關羽的因驕致敗,卻是肯定的。
其四為孟達。達本是迎劉備入蜀的大功臣,後因與劉封不和而降魏。諸葛亮南征時聞達消息,乃使李嚴寫書誘之,達遂陰 謀叛魏,事機不密,為司馬懿攻殺。達固自取死也,然而史載“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18>。誘人來而復疑之,又“不救助”,這不是故意網人嘛!
五則李嚴。嚴一名平,劉備病亡,“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19>,後又屢次升遷,名爵亞於諸葛亮。關於李嚴之被貶,史書上說:“(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20>乍一看,李嚴(平)確是罪有應得,但仔細想想,嚴何如人也?以一蜀郡降將而為劉備所重,使為輔政大臣,亮亦稱其“部分如流,趨舍罔滯”<21>,不管其人心術如何,起碼才能出眾,非庸懦顢頇之輩。這樣一個人,怎麼會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戲來呢?正當諸葛亮秉政,後主屍位之際,而能不顧自己親筆書疏落於人手,欺主責亮,此小兒不敢為也,嚴何如人,而竟行此拙技?察備歿後,李嚴逐漸喪失第一軍事首腦的地位。先是諸葛亮南征北伐,悉出己意並親自統兵,繼而嚴從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禦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漢中,日近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乾脆奪其兵權,使主運事,嚴隨即獲罪。世事之巧,有甚於此者乎?
還有廖立。立也是劉備一手提拔起來的重臣,當亮執政時,以誹 謗朝政而廢為庶民。亮嘗表立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暗昧 蹋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 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22>察以上諸款,任何一項都能治廖立的重罪。但奇怪的是,這些都是立以往之過,何以當時劉備不治其罪?何以當時諸葛亮不治其罪?非要等到此刻才總翻舊案?亮之用心何其叵 測耶!
當然,眾所周知,蜀漢歷史上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魏延了。關於魏延之死,《蜀書》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22>儀等乃欲自引軍退,“延大怒,才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23>於是楊儀率主力和魏延交鋒,延敗,“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24>嗟夫,一國名將就這樣死於內 斗中了。
但這內 斗是誰挑起來的呢?魏延當時官至“前軍師征西大將軍”<25>,其才其爵,足可為方面統帥,而亮將死,不與他計議後事,反託付身為機要秘書(長史)的揚儀。魏延、楊儀素來不睦,“有如水火”<20>,諸葛亮並非不知,他偏要作此安排,其用心何在?可憐魏延不但身死,還被楊儀誅了三族,還要背上反叛的罪名。對此,陳壽說了句公道話:“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26>
還有馬謖。“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27>“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28>,亮因之兵敗,遂“戮謖以謝眾”<29>。街亭之戰的過程,史載不詳,然而一則,馬謖實戰經驗不足;二則,張郃乃魏之名將,智勇兼備;三則,謖所領不過蜀之前軍,郃統帥的是魏關西諸路人馬,眾寡懸殊。因此,馬謖之敗,情有可憫,亮用人不當,其過大於謖。可是,兩人各自的下場呢?謖是戮以“謝眾”了,亮自請貶三級,“於是以亮為右將軍”,然而,“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30>。蔣琬曾勸亮:“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31>,亮不從,遂斬馬謖。
實際上,諸葛亮和馬謖情同父子,故“違眾拔謖”<32>,欲使其立功也,不想謖非方面之才,以致大敗;亮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不得已把馬謖做了替罪羊,這才演了一出揮淚斬馬謖的悲劇。故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33>
亮既騰達,荊楚集團跟着控制了蜀漢朝政。中原集團死傷殆盡,西川集團許靖已亡,孟達投魏,只剩一個李嚴趨 奉於亮,不為大害。嚴雖南陽人,然入蜀受劉璋重用,後降劉備,實際上是屬於西川集團。他為了討好諸葛亮,甚至於“勸亮宜受九錫”,<40>而漢魏六朝時通例,權臣加九錫是篡位的前奏。終亮之世,蜀漢無人可與抗衡,但亮也需考慮身後之事,也需為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馬謖、楊儀之輩鋪好錦繡前程。其陷孟達,貶李嚴、廖立,壓制魏延等舉動,應該都是出於此種考慮。
諸葛亮最信愛的,當然是情同父子的馬謖,所以要“違眾拔謖”,欲使其立功服 眾也。誰想事與願違,謖大敗於街亭,亮被迫揮淚斬謖,於是又把目光移到了楊儀身上。楊儀“性狷 狹”<41>,同事關係不好,是故亮臨終薦蔣琬、費禕自代,但把身歿後統 軍還國的重任交付於儀,明顯的以儀為繼 承人。可惜楊儀受愛太過,早為人妒,蔣琬等一朝權在手,便剝奪了他的實權;儀口出怨言,被費禕舉 報,於是坐誹 謗下獄,終於自殺身亡。
綜上所述,諸葛亮之用人,並非或者起碼並非全部的唯才唯賢,而是以集 團利 益為其基礎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蜀漢雖非亡於黨 爭,卻起碼是衰於黨 爭。
三、用兵:
諸葛亮的《隆中對》,一直被譽為千古絕唱,然而過高估計其價值和所起的作用,卻未免有悖於歷史真實。首先,隆中對策並非獨一無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據荊、聯吳、取蜀三事。據荊、聯吳,魯肅之說孫權,即有“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以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42>等語,與之同出一轍。取蜀,又有張松、法正之說劉備,及周瑜之為孫權計。荊、益、揚,乃當時有志抗曹者所必爭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則取之,東吳上下一心則友之;如此明顯的道理,魯肅、周瑜深知,法正、龐統深知,曹操亦深知,諸葛不過飾其詞而順其理而已,未必如俗傳高出眾賢之上也。
其次,隆中戰略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即據荊和聯吳是一對很難調和的矛盾體,如果只從劉備集團的角度去認識荊襄的重要性,而沒有考慮到它對於孫吳集團也是必爭之地的話,很容易使整個戰略變成泡影。在這點上,魯肅勸孫權借荊州於劉備以鞏固聯盟,其戰略思想可謂相當的高明。諸葛亮呢?215年,劉備議還荊州於吳而復翻悔,並親自東來與孫權對峙,險些造成聯盟的破裂,後曹操入漢中,劉備懼腹背受敵,才割三郡而撤;221年,劉備不顧諸臣諫阻,提全蜀之師伐吳,兵敗而幾至國滅——這兩次事件,他除備既敗猇亭後感嘆“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43>外,未發片言隻語,更無緩和吳蜀矛盾的計策進獻,較之魯肅,實在遜色多矣。
由此可見,在戰略上,諸葛亮並不如後世所傳說的那樣高明,而在戰術上,陳壽亦早有“奇謀為短”<44>之嘆。劉備絕代梟雄,知人甚明,於部曲中拔趙雲、魏延,皆成一時名將;而終備之世,捨入蜀圍雒不下,召諸葛亮與張、趙西援外,從未使亮統軍。備卒,以國事托諸葛亮,以軍事付李嚴,而亮不知以何種手段更進攬軍權,遂開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後主建興三年春,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45>;其後從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間四次親統大軍北伐,不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說寸土未得(俗傳六出祁山者,建興七年,陳式偏師攻武都、陰平,郭淮來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46>,此未必能算諸
諸葛亮這個名字,經常和“八陣圖”聯繫在一起。所謂“八陣圖”,一是指諸葛亮使用過的兵家之陣法,二是指奉節縣長江岸邊的一片天然石磧,傳說為諸葛亮所布軍陣。唐代大軍事家李靖極尊崇亮,將其與孫、吳、穰宜、曹操等並列,論及軍陣,直稱“諸葛亮八陣法”<71>。而實際上,八陣圖古已有之,絕非諸葛亮自創(一九七二年山東出土的《孫臏兵法》即有《八陣篇》,宋代王應麟亦稱東漢竇憲“常勒八陣擊匈奴”<72>,等等,例證不勝枚舉),而李靖所以有此言,必是當時民間俗傳如此,乃至魚目混珠耳。
作為勝跡,《水經·江水注》中說:“江水又東徑諸葛亮圖壘,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今以水流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73>至唐杜甫則詩曰:“江流石不轉”<74>,劉禹錫更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高存。峽水大時,三巴雪消……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動。”<75>兩相對比,《水經》之“下處磨滅殆盡”者,實也,後人所謂“行列依然”云云,則虛妄甚耳。小石堆成陣圖,而竟至大水六百年不能毀損,其非神物而何?此神物諸葛亮造成,亮非神人而何?可見唐之前其猶人也,唐以後已化而為神矣。
亮之神化,別有二證。《隋書》載史萬歲南征事跡:“行數百里,見諸葛亮記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76>《四分律抄批》又有亮死後“踏土照鏡”<77>,緩緩撤兵,司馬懿卜其未亡而不敢追,所謂“死諸葛亮怖生仲達”<78>故事。能料數百年後事,能死而詐生,此何人耶?而正史、俗傳至此已皆目亮為神,是無可疑矣。
至於隋唐詩人贊亮之作,亦甚乎多矣。李白云:“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79>李頻云:“鼓吹青林下,時聞祭武侯。”<80>劉禹錫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81>等等。當然,對諸葛亮最為崇仰的要算老杜了——詩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82>又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象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83> 生逢安史之亂,生民之慘有甚於漢末者,則企盼有如傳說中的諸葛亮之類大賢出現,又豈止杜甫一人?亮不過自比管、樂,工部卻更贊其為伊、呂,“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84>,是痛心疾首有志且有力於王室復興一如亮者之不再也。殆至南宋,陸游有詩曰:“出師一表真名世,千古誰堪伯仲間”<85>,陳亮也以為“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86>,蓋其時勢及二人之心情與工部略同耳。
裴松之以蜀漢為正統之說,起初並未被歷代史家所認同。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便依舊按曹魏紀元分卷,自然其對於諸葛亮的論述和評價,也與《三國志》大同小異,既沒有《隋書》等所包容的雜穢存在,也沒有在《三國志》的基礎上,給予更進一步的美化。靖康以後,金人占據中原,南北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的三大戰略出兵要點,一則淮東,二則淮西,恰為故吳攻魏的荊揚前線,三則四川,又仿佛諸葛亮北伐基地。李綱嘗上書趙構,言淮西之重要:“荊湖,國之上游,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87>當時形勢,與吳蜀聯合、共拒曹魏何其相似?南宋士大夫如陳亮、陸游等尊崇諸葛亮的原因,可不言自明矣。
至於當時民間,諸葛亮的“神道”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在南,已有講唱三國故事的平話出現,其於亮“神跡”之渲染,下文另述;在北,也有金院本《十樣錦諸葛論功》、《赤壁鏖兵》、《七捉艷》、《舌智》、《廬江祭》等,成為元代諸葛戲的前身。
元代雜劇,有關諸葛亮事跡的劇目更是層出不窮。僅今天可知的,就有《諸葛亮博望燒屯》、《諸葛亮掛印氣張飛》、《七星壇諸葛祭風》、《諸葛亮隔江鬥智》、《孔明收取陽平關》、《諸葛亮石伏陸遜》、《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等不下數十種。其中大部分已佚,但從其名目中可知,火燒博望、祭東南風、三氣周瑜、八陣圖困陸遜等虛構的情節在當時就已經出現了。從尚存的幾部雜劇里,我們還可以看到民間文學對諸葛亮的再塑造是如何的有趣。如《博望燒屯》,前半部敘述三顧茅廬請諸葛。起初孔明死不下山,突然趙雲登場:“奉命鎮守新野,誰想甘夫人生一子,主公不知,某親自臥龍崗報喜去。”<59>孔明聽聞,立刻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答應下山了。緣由何在?——“我觀玄德公喜氣而生,旺氣而長,我所以下山去也。”<88>然後是一篇驚人的《隆中對》:“曹操七十二郡,按着天時之地;孫權現居江東八十一郡,按着九數,乃地利之方……吾觀玄德公可住西蜀也……西川五十四州,五見四,也是個九數,是人和之地。便好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9>這是諸葛亮嗎?整個兒一個妖道!而在這樣神乎其神的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羅貫中於《演義》中描寫諸葛亮還僅僅“近妖”而已,不能不承認這確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已具《演義》的雛形,讓我們來看看它是怎樣描寫諸葛亮的吧。“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90>這是他的出場,終場呢——諸葛病歿五丈原,時司馬懿在魏營,“至當夜,狂風過處,見一神人言:‘軍師(孔明)令我來送書。’司馬接看書中之意,略云:吾死,漢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漢亡,魏亦滅,吳次之,爾宗必有一統。若爾執迷妄舉,禍及爾也。”<91>仲達遂急急退兵,不追蜀師。由此可見,它依舊沒能脫出半神半鬼的俗文學老套路。
直至羅本貫中刪蕪取精,巧加潤色,作《三國志通俗演義》,諸葛亮形象才終於又部分地恢復了人的特點。羅本其人其事,正史不載,野史又真偽難辨;今人多稱其為元末明初人,嘗仕於張士誠,士誠敗後隱居著《三國》以明其志,應當是比較可信的。也正因為貫中生於亂世,又有志於王霸之業,故其甚知兵也,他筆下的諸葛亮才真正有智將的味道,而不象此前的傳說中,是只會玩弄妖法,或者乾脆拾他人余唾的可笑角色(《江表傳》中,載有諸葛亮射殺魏將張郃的故事,就幾乎原文照抄太史公《孫臏列傳》的殺龐涓一節)。
和平話相比,《演義》更接近於歷史,更合乎於情理,在再度抬高諸葛亮的前提下,也抹去了前此傳說中的許多神秘色彩,雖然諸葛“多智而近妖”,卻起碼沒直稱其“本是一神仙”。首先,《演義》為了突出諸葛亮,把平話中許多本置於他人身上的功勞,都歸之於亮了。如平話稱周瑜草船借箭,又稱龐統收服荊南四郡(元雜劇有《龐掠四郡》);到了《演義》中,卻變成孔明借箭,周瑜反蒙在鼓裡,龐統也直至諸葛亮平四郡、收黃忠後,才仕於劉備。其次,平話中某些情節有損於亮忠仁的形象,羅氏也毫不猶豫的捨棄了。如平話稱諸葛亮當廷斬卻曹使,逼迫孫權不得不聯劉抗北;又如平話敘述司馬懿潛師以平孟達之亂:“孟達得知,寫書於諸葛,諸葛不來,司馬益近,孟達又寫書於諸葛,諸葛又不來。孟達會其意,言:‘諸葛計也。’孟達自縊而死。”<92>前一段,羅氏全部刪除;後一段,乾脆改為諸葛亮反覆書勸孟達小心,達不聽乃致敗亡,而其臨死前的話也改成了:“果不出孔明所料也!”<93>
平話於亮之北伐,敘述得毫無條理,前後倒置,且臆想甚多。如一出祁山,計除孟達;二出祁山,木牛流馬運,取街亭,大破夏侯楙;四出,馬謖失街亭,饋婦人頭面於司馬,計斬張郃;五出,周倉詐醉戲仲達……等等。《演義》理清了脈絡,刪其荒誕,並增加許多新內容,如彈琴退兵等,使北伐一段文字成為全書可與赤壁之戰相伯仲的重頭戲,也使諸葛亮的形象更為高大完美了。
然而,元末群雄並起,各以實力、詐謀割據一方,虎視中原。除韓林兒以趙宋為號召外,其餘徐壽輝、陳友諒、方國珍、明玉珍,包括羅貫中之主張士誠,無不僭號稱尊,志在天下。因此羅氏的正統觀念是比較淡泊的,反映在《演義》中,他並不以為劉備承繼漢統是絕對的名正言順,對於諸葛亮,他更欣賞其智謀和“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而非其對劉漢正統的堅貞不二。考士誠亦起於草莽,亦割據於地方,而其於蘇杭間甚得民心,至今故老相傳東吳王的事跡猶多,仿佛昔日荊蜀之於劉備。蓋羅本或借孔明自況乎?亦非情理之外事也。
到了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修訂《三國演義》,成為我們今天見到的百二十回本,由於歷史條件和編訂者世界觀的不同,它與羅本原作相差甚多。首先,清統治者一貫標榜自己是為前明復仇而進關的,是絕對的正統,反映在毛本《演義》中,那就是尊劉抑孫貶曹的封建正統思想非常嚴重。因此,毛本竭力渲染劉蜀集團的仁義愛民,“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94>,在於諸葛,則刪去了羅本反映其權術詐謀的幾件事。如六伐中原,火燒上方谷之時,羅本臆造了亮設計坑殺魏延及其部下五百兵卒的情節;本來,魏延之死是歷史上的一大冤案,諸葛亮誠不能辭其咎也,為了掩蓋這一污點,羅氏故意費盡心力假造出腦後反骨、火燒魏延、踏碎命燈等情節,就文學手法上來說倒是相當成功的。不過火燒魏延實在有損諸葛亮的忠厚形象,毛本將其連根拔去,使人物更為高大平正,但也因此失了羅本原有的一份王霸之氣。毛氏父子終究都是紙上談兵之輩。
諸葛亮之神化,更深入來說,是由歷史社會心態決定的。首先,從東晉逮至明清,北方少數民族屢次南下占據中原,退守江南的漢族士大夫因此普遍存在着一種北伐情結。北伐的始祖,諸葛亮也,故亮自習鑿齒始一變為天人,正此理也。其次,自晉以後,在上位者感覺以之可以宣揚封建忠孝思想,鞏固其統治;士大夫目之為學而優則仕與立身揚名的楷模;百姓又苦盼有才能、有仁義、愛撫下民的統治者出現——故文則孔明、武則雲長,都有意無意地把他們塑造成距離事實甚遠的神話人物。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歷史是公正的,史學卻未必公正,文學藝術更是難以脫離創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及其主觀思想意識。諸葛亮由平庸而至英才而至神仙,正是一大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