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有人戲謔“離婚的最大原因為結婚”。 雖說是戲言一句，但卻反映了當前中國三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一是離婚率達到空前的13％高度；二是同居而不結婚的人數日眾；三是婚外關係越來越普遍。國家當局出於維護一夫一妻制和整頓社會風氣目的，於二00一年一月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草案）》。

三次離婚高潮

據了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後出現過三次“離婚熱”。第一次發生於五十年代，此時凡對包辦婚姻不滿的夫妻，紛紛提出離婚要求。在此之前的民國時代，雖然也制定有提倡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但礙於種種時代局限無法有效推行，因此就維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角度觀之，第一次的“離婚熱”對全國人民說來是一大喜劇。第二次離婚高潮出現於文革高潮時期與整個七十年代。文革初期，眾所周知，提出離婚的一方多出於保護自己、與配偶劃清界線的政治目的而作此決定。其後，知青紛紛回流又斷絕了上山下鄉時期所締結的婚姻。就社會影響看來，這第二次離婚高潮的確是個人間大悲劇。第三次高潮則起自改革開放，如今勢頭非但不減，甚至還以飛快的速度直追離婚率超過30％的歐美國家。現階段的離婚高潮與前兩次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如今離婚理由眾多，其中感情不睦者有之，婚外情糾纏不清者有之，鬧財產糾紛者也有之。雖然筆者對時下衛道者所提出的“純然是場鬧劇”的批評不敢苟同，但對社會上風風雨雨的議論和無情的交相指責，卻認為起碼是個先進國家不該有的亂相。

婚姻的起源

談及離婚，的確還非得順藤摸瓜，從結婚的歷史根源加以剖析不可。

百年前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學術界主流長期認為，人類社會在兩、三千年前一夫一妻婚姻制出現以前，曾普遍、長期存在過母權大過父權的母系社會。這個“野蠻”時代的情況，大體上是：生產力不高；財產公有；男女勞動自然分工；婦女對物資分配和擇偶有支配權；擇偶的主要因素在於性愛…。因之，這雖然是個朦朧、落後、原始的時代，卻是個處於後兩千年“文明”的男權時代的婦女高不可攀的境界。

筆者一向懷疑這種歷史觀是否過於受浪漫思想和理想主義影響；同時也始終不解，為何“野蠻”時代的人類就不會像大多數脊椎動物一樣地，由一個強壯的男子同時支配數個力氣僅及男子一半的女子？除此之外，儘管十八、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在許多殖民地發現殘存的母系社會，但因此就斷言“母系社會曾經是個史前的普遍現象”也似乎是個相當大膽的推斷。不論如何，不容抹煞的是，他們對婚姻起源的探討、研究與解說作了極大的貢獻，那就是，通過法律方式、用訂立契約的辦法，把男女共同生活的關係建立為制度（婚姻），同時把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明確加以規定，卻是隨着下列社會、精神條件的出現才可能實現：由為買而賣過渡到為賣而買的商品經濟；私有財產觀念；男子通過戶外勞動（如畜牧、貿易、農作）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通過自然分工、主要在家內勞動的婦女；生產力的提高足以使家庭擺脫群居而成為獨立經濟單元；擁有財產所有權的男子着意讓己生的下一代（主要是兒子）繼承財產；擇偶與締結婚姻的考慮不再是性愛而是經濟利益；擇偶的權利由婦女本人轉移到父母的包辦；婦女的平等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同時又非得對能力許可的男子的納妾行為“欣然”或默然接受；一般物資商品的交易蔓延到買賣奴隸和婦女；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之間出現階級之分；財富的積累引起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由是更加突出男子的優越地位；為對應階級衝突和戰爭，需要把氏族不斷擴大為部落，部落擴大為國家…。

剩下的問題是，為何一開頭就規定一夫一妻制而不採納三妻六妾制？據較可靠的解釋：制定一夫一妻是個符合男女自然人數的分配辦法，一來可使每個“平凡人”知道界線何在，而同時卻不能阻止優勢者藏姣納妾。至於伊斯蘭教的一夫多妻制，史學家的解釋是：連綿的戰爭造成大批男子的死亡，因此是個例外現象。

於是乎，浮現在我們眼前的脫離“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畫面，是個婦女的社會功能由“半邊天”淪落為生育下一代的“洩慾工具”。該情況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起碼馬克思主義者這麼認為，具有人身自由而又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男女之間，才又出現了脫離經濟利益考慮的真正的愛情與性愛。出於上述歷史觀和對共產社會的憧憬，建立一個排斥國家機器、恢復財產公有、實現男女平等、消滅階級差別、反對剝削、提倡自由戀愛、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未來社會，一時成為左派陣營的神聖奮鬥目標。

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

既然如此，一旦階級敵人打倒，為何還需要強調“一夫一妻”呢？早期左派理論家的答覆是：一.為了公平; 二. 保護婦女；三. 愛情有排他性。那麼，年輕人禁不住要繼續追問，既然社會已無階級之分、經濟也不再是擇偶的考慮因素、愛情又有排他性，“一夫一妻”，不，應當說“一男一女”完全可能成為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婚姻制度是否多餘？遺憾的是，我們從老一輩的理論家處找不到一個滿意的回答。如果有，那就是：我們不需要解決下一代人的任務！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頓然給許多先後成立的共產國家帶來了實現“愛情至上”的機會。固然，與包辦婚姻時代相比，甚至橫向地與資本主義社會對比，社會主義社會的家庭關係較純樸、和睦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經仔細觀察，即便在這些共產社會，愛情也始終不是締結婚姻的唯一因素。在那裡，愛情之外，寂寞、性壓力、需要精神依靠、年齡壓力、社會壓力、升遷、遷居、出國、政治野心、意識形態原因、對介紹人的信賴、甚至對父母的順從等等，都可能成為事後反悔的“一念之差”。因此，隨着婚姻的延續，只要有朝一日時過境遷，使得上述任何一個或多個條件改變，同時夫妻之間又無法培養出愛情之火，促成婚姻的解體的因素就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

愛情至上與婚姻自由

至於愛情或性愛，似乎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時間先後的不同。以下，不妨先節錄兩則恩格斯先生的觀察與態度：

（一）“現代的性愛（筆者按，指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男女之間），同單純的性慾，同古代的愛，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在這方面，婦女處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的時代，決不是一向都徵求婦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最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僅僅為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姦的場合才會發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73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5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二）“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這只會使人們省得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污泥中。” 同上，第79頁

如今站在21世紀的高度，回顧恩格斯的觀點，不能不為他的深邃洞悉力折服。前者說明，當男女之間產生愛情時，經常是會不顧一切後果的，當然更不會考慮到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否還值得留戀。後者則說明，一旦任何一方有驛動之心，採取包括立法的任何手段加以制止，只會給社會與當事人帶來更多的不幸。

當下的婚姻不僅涉及男女之間的感情與子女的扶養問題，隨着商品經濟的擴大，也必然摻雜了許許多多的利害關係。考慮到中國的具體發展情況，前景似乎只有兩個，一是集中精力儘快把經濟搞好，只要能夠像北歐國家那樣讓婦女就業率達到70％以上，徹底改變婦女的弱勢地位，把婚姻解體所造成的衝擊減輕到最小程度，那麼，國家當局就不再有需要為無關痛癢的家務事操心；或者，不要讓一小撮人先富，加之配合改革前的嚴刑峻法和行政干預，促成一個“要你愛就得愛”的局面。

俞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