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老人到美國探親。女兒自然在周末陪着四處走走，揀些有美國特色的景點給他們拍照，也不枉來美一場。一日信步來到法院。門前的石雕很是氣派，母親站過去了，老父親卻連連擺手。力勸之下，終於同意，卻又走到女兒跟前，低聲囑咐到：“不要把旁邊的美國國旗照上啊。”照片洗出來，老父親一臉緊張和不放心。

　　這不是故事。因為我就是那個女兒。拿着照片我問：“爸，你怕什麼啊？”母親搶着替他回答：“再來一次運動，這還不是裡通外國的一大罪證。”

　　姐弟五個里，我是唯一愛聽父母講過去的故事的，經常還能聽到眼淚花花的。有如此用心的聽眾，父母自然知無不言，所以我有權威來講講關於父親的故事。

　　父親根紅苗正，貧農出生。地主子女出身的母親對此頗有不滿。這個不滿不是針對他的出身，而是對此出身的由來。這下，我又少不得偏一下話題，講講父親的祖輩。我們家祖上是“湖廣填四川”時從湖北遷來的。爺爺的爺爺輩在父親的語焉不詳中成為四鄉里數一數二的大戶。一年春節回老家，父親站在場院門口，右手有些艱難地從左到右１８０度角地一揮，對我說，“這前面的田，一直到那邊竹林，我爺爺說原來都是我們家的”。當年的我眺望着遠處依稀仿佛的竹林，感受着父親落寞的語氣，小小的心裡居然也有了宮女似的幽怨了。

　　作為曾經富過的一個佐證，父親又講了一個故事。爺爺的小爺爺從小愛習武，家裡還特地為他建了跑馬場，讓他練騎射，去考前清的武狀元，也能光大門楣。可惜還沒等到縣上會考，一個不慎從馬上摔下來，不治身亡。一個家族的興衰通常也在眨眼之間。到了父親的爺爺那一代，五個兄弟一分家，一個大地主變成五個小地主。幾個兄弟經營不善，田產越賣越少。倒是我曾祖家那支一枝獨秀，幾個兄弟的田產到有一半被他們買下。可惜好景不長。曾祖強迫被委以保長一職。這是一個得罪人的差事，尤其是在年成不好的時候。催租能催出人跟你拼命。不要把我的曾祖想成《抓壯丁》裡的王保長。我的曾祖心很善而且膽小，他經常替鄉里實在交不出的交租。誰讓鄉里鄉親都是一個姓的族人，還都是三竿子打得着的親戚呢。有一年，曾祖護送一個鄉的租擔到了縣上。糧食過了鎊進了倉卻忘了扯回條。回去再要人家不認了，曾祖只好自己賠上。自此我們家走上了破落的不歸路。

　　我爺爺那代又是兄弟五個。分家還不是落敗的主要原因。他們都抽上了鴉片。那時的四川，抽鴉片就象現在的打麻將一樣盛行。不抽的只是抽不起的。父親所說的連窮人都要抽鴉片的原因是：“操田太苦了！抽口鴉片，寒冬臘月里下水田都不怕。”抽了幾年，田越來越少，爺爺乾脆把田都賣了，開了家煙館。那時的四川，鴉片館也象現在麻將館一樣鬱鬱蔥蔥。上門的顧客不多，煙倒多讓開館的自己消受了。一來二去，到解放時，我們家噹噹然然地落了個貧農成份。又誰說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父親功課很好。小學畢業考初中，縣中發榜時，自己只往排在後面的名字裡找。找了幾遍沒找着，正難過得要哭，一塊去看榜的朋友地大聲叫：“你的名字在第一版呢！”

　　父親有一個挺拔瘦削的鼻子。　他時常摸着自己的鼻子嘆息，“如果不是鼻粱太細了，我都當飛行員了。”初中畢業時飛行學校招生，父親過關斬將，最後一關到成都面試，最終功虧一潰，就敗在這鼻子上－－鼻粱太細，不適合高空吸氧。垂頭喪氣打道回府的父親也不是兩手空空，飛行學校給最後刷下來的人每人補貼了２０塊錢。在當時，這可是筆大數，父親已經被地區的省重點中學錄取，　他用這錢交了學費，剩下的還足足能應付幾個月的生活費。解放了，農民還是窮。父親得的助學金光用來吃飯還嫌不夠，每學期都要為學雜費生活費犯愁。寒假裡，還和大爺爺燒了炭，走５０里路送去賣，赤着雙腳，走在冰天雪地里。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里穿行。。”上小學時領唱這首歌的我從未想過我的當着工程師的父親有過這樣的青少年時代。

　　高中第二年，大鳴大放的風颳到學校，父親和朋友的熱血也沸騰了。倆人走村竄戶，交上一篇洋洋灑灑的農村現狀調查報告，反映的一個中心思想－－　農村飯不夠吃。他們還在為自己為民請命沾沾自習，風向突然變了。所有誣衊偉大的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都得到了清涮，成份不好的同學被開除，憑着貧農這個出身，父親只寫了幾份簡查，受了個團內警告。“上當了阿！”父親每每講到這就追悔末及。“誰讓你們不知天高地厚的？”母親在一旁撇嘴，“我就只貼了語文老師的大字報，說她上課愛壓堂。”這次踩地雷的影響是深遠的。按照父親的高考成績完全可以上川大，西南名校，離家又近。那會政審很嚴，全憑中學老師推薦。老師對父親說，“有你那張大字報，就算我推薦你去川大，人家也不會錄取你，還是去外省學校吧。”於是他便遠走雲南大學，找阿詩瑪去了。說遠走，一點不誇張，雖然雲南緊挨着四川，鐵路還沒修好，從老家到昆明，一路顛簸能用七天七夜。

　　因為貧農出身，父親理所當然地享受了助學金。上學正上得好好的，又逢上３年災害。小時候講到這，母親總是講怎麼百年不遇的洪水和乾旱，以及蘇修緊緊的逼債。父親卻一臉不屑，“啥子喲，穀子都爛在地里，人都跑到山上砍樹煉鐵了。我們家屋後碗口大的樹全給砍了。還有個李井泉（那會的四川省委書記），放高產衛星嘛，糧食都交國家了，能不餓死人。”這也是他聽爺爺說的。沒飯吃那會他還沒畢業，餓得書也沒法讀。有點力氣就去農民的地里偷紅薯，先是撕書本燒來吃，最後大家把宿舍的床都拆了當柴禾。還有的系在樓道上鋪上土種東西。

　　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是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之一。在那場災難里，父親失去了大嬸，二嬸，三嬸和４個堂兄妹。

　　熬過了幾年的飢腸寡肚，父親終於畢業，分配回了成都。廠里鑑於他在學校擔任過系團支書，欲提把他在廠團委當職。對政治開始過敏的父親堅持要到技術部門，　也因此萬幸地避開了幾年後廠里文爭武鬥。但這也不能保證能有一份清靜，幾個只想在專業上下點功夫的都被扣上只專不紅的帽子，大會小會上受批。正巧父親解決了廠里一個生產上的瓶頸問題，大大提高了產量。廠里想獎勵他，問他有什麼要求，“我想上夜班”，父親說。就這樣，他才鑽了晚上無人監視的空子，得以偷着摸着地看了幾本專業書。

　　四清運動中，父親被下到農村，除了染上抽煙的毛病，他還得了很嚴重的甲肝。

　　雖然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迫害，卻也見證了迫害的殘酷和武鬥的淒烈。有次下班的路上遭遇一場槍戰，他和一大群路人被迫趴在冰冷的泥乎乎的田裡躲了一夜。而一大早看到的戰後留下的血腥場面更讓大家後怕。

　　父母兩地分居都快十年，父親想盡辦法要把母親從家鄉調到成都。最後一次連母親的接受單位都聯繫好了，父親單位就不肯開介紹信。“為什麼？又不要他們解決工作。”我問，“還不是怕調來了跟他們要住房。”父親只好調回老家。根本沒有什麼對口單位，就去了廣播站，幫着調調設備，拉拉電線。本也清閒，有一次播音，一位站領導自己拿錯了錄音盤，放出來林副主席的講話（那時這位林副已經摔死在蒙古了）。站領導只顧推卸責任，把父親拿來頂缸。還好父親有個熟人說了話，才倖免。父親犯大錯誤被全縣批鬥的謠言傳到爺爺那，老人家顫顫微微地趕了２０里山路，差點沒摔到山谷里。

　　到我上小學一年級那年，父親趕上“歸隊”的風，我們全家就一起歸到了成都。父親回的倒是一個科研單位，專業方向卻被迫換了好幾次。“我最後悔的是沒能深專一行，你們千萬別像我，走這麼多的彎路。”

　　憑着他的生活經歷，父親極力鼓勵我在高中時選學理科。不是因為我初中數理化還行，也不是想讓我繼承他固體物理的衣缽，更不是因為小學的我看了《少年愛科學》，拿着那期雜誌就到處宣揚要做第二個林蘭英（女化學家），“學文科容易犯錯誤啊。”父親語重心長地。因為生性懶惰，心又浮，固體物理對我來說太沉重，我最終還是選了文科。勸了我幾次未果，父親除了“你們是不知道厲害啊！”的嘆息外，也只好無可奈何地作罷。

　　我在１９８９年考大學，成都的大學生在人民南路主席揮着手指示“五翻胡”（麻將用語）的塑像前靜坐示威。我也是熱血沸騰地。去看了熱鬧回來一說，父親就急了：“他們說展覽館的樓上都架着攝像機呢，不准你再去了，以後後悔都來不及！”在九月我去北京上學的頭天晚上，他又是千叮嚀，萬囑咐。

　　父親後來搞精密儀器的開發，當個課題組長。他可以逃避政治，卻不可能遠離人群。父親顯然不長於管理。組裡的人上不了手他都把活攬過去。閒的人閒着，他卻每天累得半死。回家什麼事都不想做，就靠在沙發上，煙抽得一支接一支。母親沒少為這個跟他吵。到父親退休前，一米七的他累得只有九十多斤。

　　父親退休了，我們勸他去參加一些晨練什麼的。還在動員着，反這個功，取締那個功又來了。這下，讓他跟着母親去打打太極拳都不行了。“這有什麼嘛？”電話里我問，“人家想說你是非法集會，你就進去了。”父親認識院裡幾個進過派出所辦的學習班的老太太。

　　所以，父親就早上看點京劇，下午去樓下退休人員活動中心打幾圈麻將，晚上陪外孫女，外孫孫有一搭沒一搭地看看無傷大雅的《還珠格格》。

　　唉，就讓他清清靜靜的吧。

阿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