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遠東:沒有村子也有中國人

大洋網訊 當我跟隨東寧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孫貴民教導員和他的3個戰友走進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的三元賓館時，多少有些驚恐不安。

必須具備對痛苦的堅強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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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的大堂沒有服務台。它被木板和玻璃分隔成幾個簡陋的小賣部，經營着一些低檔的小商品。地面、牆壁和天花板都黑糊糊的，缺乏流動的空氣，發散着一種陰鬱污濁的味道。

一位高大肥胖的俄羅斯“傑茹爾娜婭”（女服務員）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把我們叫到緊挨賓館大門旁邊的一間小得出奇的房間裡，讓我們出示證件並登記，然後拿出一條新毛巾和一把鑰匙給我，領我沿着同樣敝舊的樓梯走上二樓一個套間。她剛剛離開，我便馬上緊緊鎖上那扇厚重的木房門，而且掛上金屬鏈條。

這個賓館是被一位佳木斯人承包了的，住的主要也是中國商人。來烏蘇里斯克之前，我就得知：一些中國的犯罪分子也住在這裡。他們專門敲詐、勒索和搶劫自己的同胞，不少重大案件就發生在這個賓館裡。不錯，我是為採訪東寧警方如何打擊境外犯罪才來到這兒的。卻沒有想到，竟然就住在這個犯罪分子曾經的巢穴和案件高發的賓館裡！

但是東寧縣某邊貿公司的總經理王崗卻不怕。他在烏蘇里斯克辦事處的辦公室就在三元賓館的三樓，經常房門大開。他說：“有人敢來搶我，我捏死他們！”

他是個看上去就充滿力量的人。高大魁梧的個頭，寬厚的胸膛和肩膀。做事說話都那麼生猛。敞開的脖領內，露着一根足以讓任何有劫財企圖的人怦然心動的粗粗的金項鍊。

晚上他在一家高檔的俄羅斯餐館為我們4位國內來客接風，還邀請了東寧縣另外3家邊貿公司的老總作陪，在他不容置疑的“干”聲中，男士們一共喝光了8瓶伏特加，還有我沒數清的啤酒。

第二天我再見到他，發現他走路時腿瘸了。他的下屬悄悄告訴我，他的痛風病發作了。

我知道這是一種極痛苦的病。疼起來，可以痛徹骨髓。但我從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痛苦的跡象。一個白天他都在忙碌，晚上又設宴為我們送行。因為有烏蘇里斯克警察局的刑偵大隊長出席，他又喝了不少會加重痛風病症的酒。

而經過兩天的採訪，我已經知道了：只有具備這種不僅是對肉體痛苦堅強的忍耐力的中國人，才有可能在這塊異國土地上生存和發展。

沒有村子的地方也有中國人

如果不是中俄邊境貿易的興起，也許人們永遠不會注意到這個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邊陲小城。

它太小了，一共才有12萬人口。如果駕駛汽車，用不了20分鐘，就可以從北向南或從東向西穿越一趟它的市區。

然而就是這個小城，卻有着俄羅斯遠東地區最大的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和服裝百貨批發市場。在這兩個市場做生意的全是中國人，前者叫6公里菜庫——因它距市中心有6公里；後者，索性就叫中國市場。

中國黑龍江省的密山、虎林、綏芬河、東寧和吉林省的琿春，這5個公路口岸的貨全在這個小城集散。僅東寧，每天進出口岸的“卡瑪斯”——一種2.5米高，2.5米寬，12米長的大型廂式貨車——就有三四十趟次。這種車，鮮貨一車可以裝載18～30噸，乾貨則可以裝到30～40噸。俄羅斯的商人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裡採購，用汽車或火車把買下的貨物運往西伯利亞腹地的哈巴羅夫斯克、雅庫茨克、伊爾庫茨克等地區，也有運往莫斯科的——這裡是橫貫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東頭起點的第二站，第一站是距烏蘇里斯克不足百公里的海參崴。再就是用貨輪運往韃靼海峽東部的薩哈林和鄂霍茨克海北岸的馬家丹及東岸的勘察加。不過烏蘇里斯克並沒有港口，要先通過公路運往海參崴，再從這個俄羅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海港城市裝船。也有不少中國人自己往俄羅斯內地倒。

據說，在烏蘇里斯克，每年來來往往的中國商人有數萬人。而在整個遠東地區的中國商人，約有18萬。他們主要從事三大類商品的經營：農副產品、服裝和銅鋁及某些稀有金屬。還有一些中國人，進入了俄羅斯的服務、餐飲和娛樂業。在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這樣省會級的城市，都有中國人承包的飯店或開的餐館。另外就是勞務團，主要是種菜，也有搞建築的。從東寧口岸進入俄羅斯的波爾塔夫卡口岸的海關大樓就是中國勞務工人建造的。一個團一般二三十人，僅烏蘇里斯克一帶就有100多家。過去，人們形容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人的眾多時常說：“凡是有村子的地方就有中國人。”而現在，沒有村子的地方也有了中國人——在遠東西伯利亞大片未開墾的平原和山地，都有了中國勞務工人在那裡耕作。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俄口岸剛剛開放時，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中國商人，都是分散住在當地人的家裡。漸漸地，在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和烏蘇里斯克等這些中國人比較多的地方，出現了中國人的聚居地。大多數中小商人租住在被稱為“瓦罐”的集裝箱或廢棄的火車廂里，這些瓦罐也兼做倉庫。國營或集體的公司和生意做得比較大的個體老闆，則長年包租賓館。烏蘇里斯克的三元賓館、烏蘇里賓館、100號賓館、108號賓館、124號賓館……都是中國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而在這些城市裡，也有中餐飯館，可以吃到口味地道的地三鮮、尖椒炒干豆腐、鍋包肉等中國東北菜。

一個1.5米寬的攤位每月可以淨賺300美元

都說中華民族是最能吃苦耐勞的民族。漫步在烏蘇里斯克的中國市場，讓我更加堅信了這個論斷。

有大約4000名中國人在這裡做生意。市場裡有一些店鋪，但絕大多數，是露天攤位。每個攤位1.5米寬、1.5米長，用塑料布隔開，一個挨一個，一排接一排，形成了縱橫交錯棋盤狀的一條條商業街。一些攤位後面，便是攤主居住的“瓦罐”。

服裝、鞋帽、布匹、箱包、炊具、燈具、裝飾材料等等大大小小的日用百貨都可以在這裡買到，經營的品類達數千種。在這裡做生意的，以東北人尤其是東寧、綏芬河人最多，此外還有安徽、福建和浙江人。這些南方人多數家裡都開有小作坊，在這裡賣的，許多都是自家生產的產品。

一年四季，中國人都是這個城市開攤最早、收攤最晚的人。即便在冬天，在西伯利亞的酷寒之中，他們也堅守在自己的攤位前，一個個臉凍得鐵青。

那些居住在“瓦罐”里的中國人，收攤回“家”也擺脫不了嚴寒——鐵皮製成的“瓦罐”，即便可以使用電油汀，也冰冷徹骨。可到了夏天呢，這些瓦罐，又變成了蒸籠。

這樣辛勞地工作，這樣艱苦的生活，據說，那些以零售為主的攤位，一個月的淨利潤，平均是300美元。

毛利當然很高——一件成本20元的T恤衫，在這裡可以賣出相當於80元人民幣的價錢。可開支也非常高——一個中國人在這裡的消費，一天至少合人民幣150元。攤位費、幫工費、貨物的運費、通關費、落地費以及其他繁多的費用，占去了毛利的大部。辦一個商務護照，費用在10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間，期限為一年。如果自己辦不了，需托中間人的話，則要花到近2000美元。2001年烏蘇里斯克出台了一個新規定：一個中國人在烏蘇里斯克停留一天，收10盧布的人頭稅。一年365天，加起來又是一筆不算小的額外開支。

但是這些中國商人知足。一位姓李的密山人笑着對我說：“一個月300美元，合人民幣2500多塊啦。供小孩讀書啦，維持家庭啦，就夠啦。國內哪有多少人一個月開2500多塊工資的呀，我看省長差不多吧！”

在6公里菜庫的中國商人，屬於另外一個層次。

這個建在原來烏蘇里斯克海關倉庫內的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由中俄兩家公司共同經營。中方擁有11個庫房，139個庫位，1個庫位是54平方米。中國所有的蔬菜水果——連新疆的哈密瓜和馬奶子葡萄，海南島的芒果和椰子，這裡都能看到。還有各種乾貨：大米、白面、花生、瓜子、花椒、大料、澱粉、味素……在這裡租賃庫位的中國人，做的全是比較大的批發生意。這些人流動性非常大，但常年總保持在300來人。每年6到8月，當地中國勞務團種的菜蔬，也要到6公里來銷售，這時這裡的中國人就會達到500來個。

這個菜庫還有勞務市場。那些沒有錢卻有力氣或技術的中國人，常常辦一個短期旅遊護照從國內到這裡找活干。你不要問那些搞批發的老闆或勞務團的包工頭一個月能掙多少錢，但你決不要輕看這些臉上帶着滄桑，在貨堆里忙前忙後，在大貨車上爬上爬下，在人群中說話粗聲大氣，衣服也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國人，很可能就是擁有幾百以至上千萬資產的富豪。

6公里菜庫是1994年開張的。但這種專營中國農副產品的批發市場，早在中俄邊貿開展的初期，就在烏蘇里斯克出現了。第一個菜庫在一個叫“干瑪諾瓦”的地方，很偏遠，交通也不方便。1993年挪到了5公里。5公里菜庫存在了近6年，也非常的紅火。但到1998年底，當地的合作者卻單方面撕毀了和中方的合同，把這個菜庫的經營權轉給了第三國人。中國貨主齊心協力從5公里撤了出來，在6公里找到了新的經營夥伴。沒有了中國商人的5公里菜庫很快就垮掉了。

最痛苦的事是受自己同胞的侵害

這片異邦的土地充滿了商機，也充斥着殘酷的競爭、歧視、欺侮、詐騙和暴力。

這裡的市場，基本上操縱在一群另一個與俄羅斯相鄰的國家的人手裡。和中國人比起來，他們進入這塊土地的時間要早得多，許多人都可以講一口熟練的俄語，許多人還加入了俄羅斯國籍。中國人在這裡，無論大生意小生意都需要通過他們。小到賣一根針，如果他們不許你賣，你也不能賣。他們可以扣壓中國人的護照。中國人走貨，和運輸部門定好了車，如果這些人說他們定了，就要額外付他們錢。所有在這裡做生意的中國人都要向他們交保護費，許多中國商人在這裡賣中國貨，卻不得不掛靠在他們開的公司。據一些人估計，中國商人付給他們的錢，並不比上繳俄羅斯政府的更少。

但在某些時候，他們也充當着市場秩序的另類維護者。菜庫剛搬到6公里時，某些當地人強行要求做一些中國貨主的代理，中國貨主不從，來人就把中國貨主打了。後來是這些人出面把騷擾者趕出了6公里。我還聽說了這樣一件事：一個俄羅斯人賒走了一個中國商人30萬盧布（當時大約相當於近10萬元人民幣）的貨，就再也不見蹤影。這位中國商人在萬般無奈之下，找到了這些人。這些人果然替他找到了這個俄羅斯人，並當場讓這個俄羅斯人付清了全部賒欠款。然後中國商人把其中的一半交給這些人作為報酬。但最讓中國商人痛苦的，是還要不時受到自己同胞中極少數敗類的侵害。用東北方言說，叫“中國人熊中國人”。

“踩包”是最原始的搶劫形式。中國商人在上貨的途中，或者在自己的鋪位前，一伙人圍上來，踩住其中的一包或幾包貨物，這些貨就是他們的了。貨主要按他們說的價格付錢給他們，如果不給，他們就把貨弄走。

後來就發展到直接搶錢，而且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團伙。一些團伙頭領和當地的黑社會勢力勾結在一起，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而且是明目張胆地搶掠自己的同胞。他們以暴力為手段對中國商人進行敲詐、勒索、綁架和入室搶劫，比當地的惡勢力對中國商人更兇狠。一位從1991年就開始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做生意的叫張冰的年輕老闆告訴我，在這裡幹過四五年的中國商人，沒被搶過或沒有被敲詐過的，幾乎沒有。拿他自己來說，一年在這方面——他選擇了“花費”這個詞——的錢，折合成人民幣，總有上十萬元。

很少有被搶的中國人到當地的警察局去報案。有的人是由於語言障礙。有的人即便沒有語言障礙，也不願去。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抱着“破財免災”的思想。但災禍卻不斷地降臨。

2000年的春天，一夥中國不法分子又到6公里菜庫搶劫。菜庫俄方經理人之一，一個叫傑里瑪的俄羅斯人抓住了其中的3個人，割下了他們的腦袋。其餘的搶劫者落荒而逃。之後傑里瑪向俄警察局報案：“我殺死了3個強盜。”

我驚嘆於這種方式的過於殘忍和粗蠻，而且，從法律上來講，似乎也屬於防衛過當。但是6公里菜庫的中國商人卻說：“不‘粗’就治不了這烏蘇里斯克。”飽受同胞中極少數敗類欺詐的中國商人，把傑里瑪當做保衛菜庫的功臣。

在這個俄羅斯的邊陲城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絕大多數是為搶錢。中國人無疑是被殺最多的人。也有俄羅斯人。在菜庫從5公里搬到6公里的前一天，一下子就被殺掉了當地7個最有錢的俄羅斯人，其中包括5公里菜庫的經理。那位傑里瑪，也在2000年11月18日失蹤。那天是他的司機兼保鏢——一個漂亮的俄羅斯小伙22歲的生日。他說要上山打兩隻野雞來慶賀。原本他出門，都跟着3到4個全副武裝的保鏢，可那天他只和他的司機開着一輛轎車上了山，就再沒回來。這兩個人沒找到，那輛車也沒找到，那天他和他的司機還都帶了槍。

烏蘇里斯克的富人，尤其是有名的富人，一般都雇有保鏢。一部分保鏢由警方派遣。雇主向警察局交納費用並負責支付所雇保鏢的工資。中國商人也可以僱傭俄羅斯警察。6公里菜庫的章研老闆就雇了6個，其中一位還是烏蘇里斯克退休的原警察局副局長，6公里菜庫的中國人全親切地稱他為“白頭髮”。一個中國犯罪團伙的主犯崔國哲就是在敲詐章研時被抓的。那時這個團伙的首犯鄭仁浩已經被捕並遣送回中國半年，而崔國哲一直在逃。也許崔覺得風頭已過，竟然跑到烏蘇里斯克賓館去找章研：“你知不知道我是崔國哲？我現在挺困難。你不掙錢掙得多嗎？給我拿點錢。”錢沒有拿着，倒落入了法網——當時崔國哲就被章研的保鏢拿下。

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認識到：在異邦，只有大家團結一致，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那是2000年12月28日，一夥當地人來到6公里菜庫，以檢查磅秤不合格為名，要強搶一位中國商人的貨。這位中國商人不服，被這夥人毆打，連牙都被打掉了兩顆。

在場的中國人被激怒了。群起向這夥人論理。這夥人卻把被打的中國商人抓上了車。中國人把車包圍了起來，這夥人一邊朝天鳴槍，一邊開車帶着被抓的中國商人跑走了。

當天6公里菜庫的中國人就全體罷了市，準備到烏蘇里斯克市政府遊行請願，菜庫內外堆集了100多輛來自俄羅斯各地等待買貨的車。這些俄羅斯人問中國商人：“你們為什麼不賣貨？”

中國商人回答：“一夥壞蛋無理取鬧，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們寧願回家，也不在這裡賣貨了。”

俄羅斯人聽完事情的經過也非常氣憤，罵這些壞蛋是“狗”！

在公眾的壓力下，烏蘇里斯克市政府和警察局經過調查，把被扣的中國商人放了，向他賠禮道歉並賠付了醫藥費。為了以儆效尤，還把兩名主要的肇事者在電視上公開曝光，並開除出了警察隊伍。

和俄羅斯人民共同經歷金融危機

1998年末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仿佛是在一夜之間降臨到烏蘇里斯克的。

這個8月下旬的早晨，小曲起得比較晚。幾天來她一直在忙着為公司往國內發木材，這是個非常辛苦的活：要親自到林子裡挑木頭，要和林場老闆討價還價，要跟着裝車，白天連黑夜幾十小時連軸轉，還要一直跟車到口岸，否則貨就可能被人劫走。要知道，她只是一個20來歲，身高不到160厘米的東北女孩子。直到昨天傍晚，才將一“卡瑪斯”木材通過波爾塔夫卡口岸平安運到國內。她想好好歇一天。

突然她的一個親戚衝進了她的宿舍：“你咋還貓屋裡哩？盧布今天貶值了，中國人全在搶兌美金呢。”

小曲拿上所有的盧布就跟着親戚去找熟悉的炒匯者。炒匯者那裡已擠了一屋子心急火燎的中國商人。昨天1美元還合6盧布左右，僅隔了一晚上，已陡然上升到15盧布。

小曲多麼慶幸自己手快，如果不是昨天把一大筆盧布換成了木材，今天公司的損失就大得多了。可我們上一章已經認識的張冰卻沒有那麼幸運了。他昨天剛在烏蘇里斯克賣出去兩“卡瑪斯”的貨。這筆原來折合40餘萬元人民幣的盧布貨款，兩天沒能換成美金，就只剩下了十餘萬人民幣。

然而這只是這場金融危機的開始。以後的幾個月，盧布的幣值每況愈下，到1999年2月，中國的春節到來時，要23～25盧布才能兌換1美元了。

這真是驚心動魄的一段時期：原來值10000美元的盧布，下午只能換7000美元了，到晚上就只能換6000，第二天上午僅有4000！一些中國商人抱着成口袋的盧布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那些賣服裝、百貨、糧食的中國商人在盧布貶值最厲害的時候暫時停止了交易。可是賣果菜等鮮貨的人不行。這些鮮貨如果不能及時批發出去就會爛掉。他們只能任由收回的貨款狂暴縮水。

這是俄羅斯多年嚴重的通貨膨脹的一次總爆發——1997年前，俄羅斯甚至發行了面額為500000 盧布的紙幣。1998年1月俄羅斯政府進行了貨幣面額改革：所有通貨的面值都變為原來的千分之一。原1000盧布變為新幣1盧布，原1000盧布以下的則變為戈比。1年之內可以在市場同時流通。可當人們對新幣還沒有完全習慣的時候，金融風暴就降臨了。

東寧人張某是一位職業炒匯者。從他的賬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盧布在俄羅斯劇烈的政治經濟動盪中飄搖。

這是1997年至1999年3年間，舊幣10000盧布（合新幣10盧布）相當於人民幣的折算表：

這張折算表的後面,是那些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們的目瞪口呆捶胸頓足茫然無措及無可逃避的虧損以致破產。

1993年左右，中國商人還經歷過一次更加慘烈的金融打擊，是由前蘇聯貨幣被廢止所引起。

當時俄羅斯人的兌換都有數額限制，而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根本無法從銀行將前蘇聯的貨幣兌換成俄羅斯的貨幣，只能通過中間人——一般是銀行的工作人員或和銀行有關係的人來兌換。當時俄羅斯政府的規定是新舊幣等額兌換，但中國人從中間人那裡得到的新幣，往往只是原值的一半。那些兌換不出去也沒花出去的前蘇聯貨幣，期限一過，就成為一堆廢紙。

而1993年左右，正是中俄邊貿最興旺的時候。僅東寧一個縣，駐俄羅斯的邊貿公司辦事處就有上千家。許多公司的年貿易額都達數千萬以至上億元人民幣。貿易額越大的公司損失也越大。張冰所在的公司，一個晚上損失了80萬人民幣。更有人的損失達幾百萬以至上千萬人民幣。一大批中國邊貿公司就隨着前蘇聯貨幣的消亡而倒閉。

這或許是一個新體制一個新國家建立初期無可避免的陣痛。它在給予外國資本巨大的機會時也給予他們巨大的風險。它的本國人民也同樣在承受着歷史需要他們付出的代價。適者生存，強勝弱汰的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裡也是一條鐵的定律。

迄今，盧比仍在漫漫的跌途之中。俄羅斯的中國商人自保的方法之一，便是一收到盧布馬上就去找炒匯者兌換成美元或人民幣，儘可能不把盧布存在口袋裡過夜。

“搭伴”和“娜塔莎”

第一次聽到“搭伴”這個詞，是在東寧縣公安局跨國打擊犯罪所破獲的一個團伙系列犯罪案中。

東寧縣河北村農民杜現古1997年到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開豆腐坊，認識了一個姓李的女人，這個女人幫他經營豆腐坊而且成了他的搭伴。豆腐坊的生意逐漸紅火起來，這個女人又把一個叫金鳳哲的男人和他的搭伴介紹到了豆腐坊幹活。金帶杜認識了一夥從齊齊哈爾、佳木斯、延吉來哈巴羅夫斯克的人。俄羅斯的金融危機發生後，杜和這些人以及自己的弟弟、妹夫等人結成了一個團伙，在哈巴羅夫斯克從事搶劫中國人的勾當。據他說，他把搶來的一大部分錢，給了自己的搭伴。

在東寧縣公安局看守所審訊室，杜現古說：“我後悔認識我的搭伴！”

因搭伴而犯罪，只是極個別的事例。而且，也說不定這是杜現古為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找的一個藉口。但，搭伴卻是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中極普遍的一種現象。

這是一個典型的東北詞兒。它準確的釋義是：臨時搭幫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異性夥伴。

搭伴不同於情人，也不同於北方常說的“傍家”。結成搭伴關係更多的不是出於情慾的需要而是生存的需要。作為搭伴的雙方，很少是誰傍誰，而是相互幫助共同奮鬥。

在這塊異國土地上的中國商人，不少或是兄弟姐妹或是父子叔侄一同出來，卻少有夫妻雙方都出來的——國內的家庭總需要有一方照料。

在烏蘇里斯克，我去過單身男人合租的房子，即便是長包的賓館房，也是那樣的雜亂無章，到處堆着揉成一團的穿過的衣服，發黑的被褥散發着濃烈的汗酸和足臭。

有了女人的房子就不一樣了，會變得乾淨、整潔、舒適，會有人操持穿戴，還能吃到用心烹調的家常飯菜。

在異邦單身拼搏的女人同樣也需要男人。在頻繁的金錢往來中沒有男人的保護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沒有男人的住所也最容易成為犯罪分子侵犯的目標。生意中還有許多力氣活：裝貨、卸貨、運貨……有了男人幫忙，比女人自己做會變得輕鬆得多。

在僻遠的異國邊城，生意場上，混亂的社會環境中，單調又疲累的日常生活里，有了搭伴。有了搭伴，便使日子有了一份溫情、一份關愛。

據說，在國外經商兩三年以上的東北人，許多都有搭伴。

這種“搭伴現象”，對國內的人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但很多家庭對他們的親人在國外的做法，都給予了理解。

我問過王崗，他有沒有搭伴。他告訴我沒有。

但他有一個美麗的金髮俄羅斯女孩做他的司機，女孩的名字叫娜塔莎。

我們在烏蘇里斯克的兩晚，喝了大量酒的王崗，都是由娜塔莎開車送往住處的。俄羅斯在交通法規方面非常嚴格，一旦被警察逮住酒後駕車，駕照立刻就會被吊銷。但娜塔莎不參加我們的宴飲。王崗用電話一呼，在附近等候的她立刻就會趕到。第三天早上王崗親自駕車送我們回國。順路，在十月區，他還有一筆業務要接洽，他帶了娜塔莎同行。這輛白色的HONDA車廂里，充滿了女性的溫馨氣息。花色雅致的坐墊和靠墊，懸掛在車前車後窗玻璃上的可愛的小玩意兒，都告訴我，這是娜塔莎常開的車。

因為超員，後座上擠了4個人。娜塔莎向前斜着身子坐在右側最邊上，以便使自己占的面積儘可能小。她一直不講話，但她面對你的時候，總會向你露出一副親善而嫵媚的微笑，算是和你招呼，也算是和你交流。路很長，半路上，為了讓我更舒服，她把原本自己抱着的絨毛抱墊給了我。王崗的這宗生意似乎遇到了麻煩。從十月區的某幢樓出來，他開始變得有些慍怒。車到波爾塔夫卡口岸，我們下車以後，他就不停地給不同的人打手機。娜塔莎依然不講話，只是用那對美麗的藍眼睛久久溫柔地看着他，那是一種可以讓任何躁動不安的人都能平靜下來的目光。然後，她接過方向盤，載着王崗往回返，也許就是去共同應付一場險惡的商戰。

在這裡，不少中國男性商人都結交有俄羅斯的女友。異國戀情也時有發生。在王崗公司當俄文翻譯的小李，就在烏蘇里斯克娶了一位俄羅斯姑娘。

俄羅斯的男子，嗜好酗酒的人非常多。而且在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遠東邊陲，出色的男子相對比較少。今天的俄羅斯，物質生活也是比較匱乏的。來到這塊土地上勤奮地為財富而奮鬥的中國男士，就成了許多俄羅斯姑娘理想中的白馬王子。

西伯利亞的俄羅斯姑娘並不貪婪。據說只要每天送一支鮮花，就可能打動她們的芳心。讓她們歡喜的禮物還有香水和巧克力。聽着這些俄羅斯姑娘的故事，總讓我想起俄羅斯的偉大詩人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達吉亞娜，《高加索的俘虜》中的車爾凱斯女郎，和前蘇聯衛國戰爭中傳遍前線的喀秋莎。

“當你這樣慢慢地柔情地/一次次地吮吸着我的吻/在你看來，愛情的時刻/度過得如此迅速而平靜/這時，在寂靜中吞着眼淚/我心情憂鬱，我神志茫然……”

這是19世紀20年代，高加索的俘虜對車爾凱斯女郎講的話。今天在西伯利亞大地上經商的中國男士面對俄羅斯姑娘的激情，也會是這樣的嗎？（據北京青年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