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端午節，再吃粽子的時候，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有趣的聯想：

　　如果塔列蘭處在屈原的位置上會怎樣？

　　屈原是誰？鑑於很多喜歡吃粽子的人並不清楚，簡單介紹一下—

　　—屈原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期楚名臣。作過左徒、三閭大夫，因品行高尚和學識淵博以及政見不同，不能見容於保守派，被流放，對黑暗現實更加不滿。楚都郢被秦兵攻破的時候，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更兼亡國之痛，自投汨羅江而死。

　　《離騷》中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楚懷王啊楚懷王，你怎麼就不重用忠臣呢？”千百年來，國人在他自殺的5月初五吃粽子，與其說是祭奠一位文學家，不如說是紀念一位正道直行和忠心耿耿的臣子。他成為古今人格的楷模之一。其名言是：“舉世皆醉，唯我獨醒；舉世皆濁，唯我獨請。”對熟悉國際關係史的人來說，塔列蘭這個人簡直是太出名了。夏爾·莫里斯·塔列蘭（Charle Mauric de Talleyrand）是近代法國著名的外交家，先後為六屆政府所重用，擔任外交大臣直至總理大臣等要職。在無數次的政治風暴中，他支撐着他的瘸腿，平衡着法國，平衡着歐洲，同時也平衡着他自己。

　　塔列蘭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一方面，他大力改革法國外交部，恢復設置領事局，規定領事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法國商人的利益和搜集商務情報，組織了青年翻譯學校，增養了大批為法國利益服務的外交人才。他充分施展個人的外交才能，以嫻熟的手腕巧妙地利用敵國之間的矛盾和談判對手的細微疏忽，為法國贏得了難以計數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小人、奸佞之臣，而且是一個十惡不赦的貪污犯：他是一個關於見風使舵的變色龍，人稱“向日葵”，總是在他的主子行將垮台之際把笑臉轉向未來的勝利者先後出賣過路易十六、熱月黨人、拿破崙等；塔列蘭單在外交部長任內的最初兩年，接受賄賂就超過1300萬法郎；1801年他主持簽訂《呂內維爾和約》。該條約為法國爭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賠償，並將歐洲的地圖作了極其有利於法國的調整。但他也先後從拿破崙和奧皇弗蘭士處各拿到了幾十萬法郎的酬金，並以向奧地利索取戰爭賠款為要挾訛詐了1500萬法郎。

　　思考之一：政干與德行對於政治家那個更重要？

　　我們能夠設想，假如塔列蘭處在屈原的位置上，那麼根本不太可能被子蘭、靳尚等排擠出朝堂，或者甚至把後者放逐，那樣就可以放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退一步說，即使鬥爭失敗被驅逐，他就會想方設法回到楚王的身邊；駕駛不能如願，他就會投奔外國（最大可能是齊國），借用外力更換楚王，最終是楚國大治。

　　這難道不也是楚國之幸、楚民之幸嗎？但是如果人們知道取得這些成就的人是一個偽君子和貪污犯的時候，會怎樣看呢？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中認為，對君主的評價不能有道德的標準來進行，因為他擔負着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責任。實際上對所有政治家的評價都適用這一規則。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政治家的標準來看，屈原是一個不成功的失落者，而塔列蘭則是一個成功英雄人物。

　　假如道德高尚和政能卓越不能得兼的話，我們寧可要求一個政治家首先具有後者，因為，一個無能而高尚的政治家比一個品行不端者給國家造成的損失要大成百上千倍。劉邦能夠重用“盜嫂受金”的陳平，因為“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塔列蘭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在謀求私利的時候，從來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來都是通過謀求國家的利益來滿足自己。

　　如果一個有才能的政治家因為私慾而出賣國家利益的話，那就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了。

　　思考之二：政治家在道德和責任之間應如何選擇？

　　據說孔子出遊，曾經看到一處廢棄的城郭，就問路邊的一個老人為什麼會這樣。老人回答說，國王總是任用好人，因此亡國了。孔子奇怪問道，為什麼任用好人反而亡國了呢？老人說：好人沒辦法管理壞人。

　　這裡的好人和壞人，可能標準就是誠實和姦滑、正直和曲意逢迎等等之類吧。暫且不管標準的對錯，僅僅從後果看可以知道“好人誤國”的道理。所以，一個稱職的政治家在道德和責任之間必須選擇後者，犧牲自己。政治是現實的，容不得半點的矯情，要完整地實現自己的理想，就要承擔道德的壓力，要面對自己的責任，可能就不得不割裂自己。屈原最終在道德與責任的衝突中選擇了前者，把自己在政治的風沙中風乾為一具道德的木乃伊，沒有給楚國人民帶來一點好處。

　　世界上的多數功績都是由那些有追求的“小人”，而不是那些“君子”所創立的，因為唯有他們才能在險惡的鬥爭中“笑傲江湖”，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