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的周邊民族
當秦人進入關中建立秦邦國之際，周邊各少數民族也經過長期爭鬥，最後由強悍的種族控 制了相對穩定的部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聯合體。在東北的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上分布 着東北諸種族部落。翦伯贊認為“在今之熱河者曰東胡，在今之遼寧者曰，6氵 KG-*2，7歲貉，在今之吉林者曰肅慎，在今朝鮮半島之北者曰朝鮮 ，此等諸族，巢山處海，世稱東夷”[4]。在北邊的蒙古草原一帶，諸狄部 落經過長期混戰融合已經發展成為強大的種族——匈奴，其領地包括今內外蒙古的大部分地 區，匈奴之名自此始見於史書。這一時期，秦、趙、燕三國與匈奴發生關係，但秦與匈奴接 觸則晚於其他二國。秦滅燕趙後，才與匈奴直接接壤，而此時已發展壯大的匈奴南逾陰山， 渡過黃河，侵入今鄂爾多斯一帶，成為秦北方的嚴重威脅。占領西北廣大地區的種族是羌、 月氏、氐族。月氏與匈奴相連並“同俗”。據《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右方五將居西方 ，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月氏、氐、羌都是成份複雜、源地與種屬爭議頗大的游 獵民族，月氏尤甚，《逸周書》附《伊尹朝獻商書》將之列入“北狄”，晉人孔晁注《逸周 書·王會解》認為是“西北戎”，《魏略·西戎傳》稱之為“羌”，《舊唐書》稱為“戎” 。王國維和翦伯贊認為月氏即《穆天子傳》中的“禺知”即虞氏、月氏的轉音。秦在關中立 國時，月氏族也稱霸於敦煌和祁連間。曾“控弦十餘萬，故強，輕匈奴”[5] ，並與匈奴相抗衡。秦末漢初，月氏被匈奴擊敗，分化為大、小月氏，其中大月氏遠走中 亞，占領大夏(巴卡特立亞)，與塞人逐漸融合，小月氏則在河湟地區分別融於諸羌和漢族中 。公元前7世紀左右，一支游牧在伊塞克湖和巴爾喀什湖之間廣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進入天山 南北，後在今伊犁等地立國，這個民族在中國史書中稱塞人，波斯文獻中稱塞迦(Sakes)古希臘人則稱斯基泰(Scythians或譯西徐亞、塞西安)，屬操中古伊朗語東部方言的雅利安 人的一支。其活動區域大致在喀什喀爾湖、和田河及克里雅河流域。《穆天子傳》中的西王 母就是塞人部落首領。沈福偉認為“西”字兼有音義，譯出了“斯基泰”(Scythia，Scyt h)民 [6]。蘇聯學者伯恩施坦認為在天山東部游牧的烏孫族乃塞 人的一支，塞人與烏孫是一種文化的兩個階段。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中記載北 方最西國是新疆北部布倫托海附近的無?國，又稱無繼國，其東端可能到達中國新疆的伊犁 河上游，這個無繼國就是烏孫國，古希臘人稱之為伊塞頓人(Issedonians)。與 切但又最複雜的是“西戎八國”，包括綿諸、緄戎、翟戎、豸原 戎、義渠之戎、大荔之戎、烏氏之戎和朐衍之戎，其中義渠之戎最為強大，成為秦的 心腹大患。林梅村根據義渠讀音和吐火羅人對馬的稱謂幾乎完全相同，認為義渠也許是吐火 羅部落的一支。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詐而誘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傷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7]。秦國勢力自此深 入到內蒙河套地區，始與匈奴接壤，秦人正是通過這些周邊少數民族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繫， 進行經濟文化方面的雙向交流。
二、秦人與外部世界聯繫的三條通道
結合考古資料和古文獻資料，不難發現早在上周時代，黃河流域的居民就與北部草原民族、中亞一帶游牧部族和南亞高原的古老文明有了或多或少的聯繫。河南、陝西商周墓葬中出土 的大量和田玉，與《管子》《穆天子傳》《山海經》中的“崑崙山之玉”應是一致的， 從而證實了從新疆崑崙山至中原地區確有一條專為運輸玉的古老商道，稱玉道。蘇聯阿爾泰 地區巴澤雷克一座公元前5世紀古墓中出土的中國絲綢和秦式鏡，公元前4世紀希臘古典著 作中已見“賽里絲”之名，以及歐洲各地公元前5至4世紀墓葬中出土的中國絲綢已證明，早 在公元前6至4世紀，有一條東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橫貫歐亞北方草原地帶的古 交通線將中原絲綢帶到了遙遠的歐洲。匈奴是此道的主人，以皮毛、絲綢貿易為主，稱為草 原皮毛之路或絲綢之路。《列子》卷三《周穆王篇》中記載“西極之國有幻人來”，西極幻 人指來自西域的魔術師，而印度、伊朗的幻人最有名。成都十二橋遺址和廣漢三星堆祭祀坑 出土的晚商時期的柳葉劍和仿柳葉劍玉劍，“可能受到西亞傑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後來蘇 美爾—阿卡德時代青銅文化的影響，並經伊朗高原傳至中亞、南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 [8]。表明印度與中原早有聯繫，且是通過滇西和緬甸一帶進行的，史稱西南道 。以上三條通道其實是很原始的，並非今人所想象的那樣直接、便易、暢達，希羅多德在《 歷史》中記載斯基泰、月氏、匈奴等貿易民族是借着七重翻譯，通過七種語言與希臘商人進 行交易的。秦人就是沿着如此原始的通道，通過周圍遷徙游牧的馬上民族與遙遠地區各民族 進行着交流。
(一) 北方草原皮毛之路或絲綢之路
這條通道起自黑海伏爾加流域，經中亞北部，直通南西伯利亞，東西橫貫歐亞大陸，東至漠 北的鄂爾渾流域，穿過匈奴控制的大片地區，向南直通秦國首都咸陽。因沿途多有皮毛往來 交流被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稱為“皮毛之路”。巴澤雷克古墓葬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的中國絲 綢和秦式鏡又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已流行中原絲織物，也證明該道又是秦人與北方游牧民族進 行絹馬貿易的主幹道。不管是皮毛還是絲綢都通過匈奴人作為中間媒介。皮毛的來源在東北 游牧部落，《禹貢》載“島夷皮服”。“島夷，北夷國。東方之民，博食鳥獸者也。”就是 指東北方向的遊獵部族，即上文中的東夷者也。東夷對秦人產生影響，東夷與中原皮毛貿易 及文化接觸，皆由匈奴人傳遞。《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疆最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中國為敵國”。匈奴屢次侵犯秦境，曾一度占領秦的北地、上郡等地。秦國也因此成為中國 北部地區較早接受皮毛製品的國家之一。《史記·孟嘗君列傳》就有秦昭王“狐白裘，直千 金”的記載。直到司馬遷時代，東夷的皮毛製品仍然是十分暢銷的重要商品。《史記·貨殖 列傳》記述秦漢基本經濟區劃時也說：“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匈 奴將東北草原民族的皮毛製品運到秦地的同時，又將秦的絲綢、銅鏡等遠銷中亞地區，這樣 匈奴同東西文化圈進行雙向流動的貿易和文化往來。儘管塔里木盆地居民與秦人也有往來， 但絲綢的西去，不論是通過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都得先通過草原地區，才能到達塔里木 盆地及中亞河中 地區[9]。即使到了漢代，河南四郡與西域都護設立以後，漢王朝仍然每年 向匈奴輸入大量絲綢，匈奴貴族仍然做着絲綢貿易，此時他們“向西販運絲綢的道路……即 由此草原道直趨天山山間通道，經伊塞克湖一帶而中亞河中地區”[10] 可見，匈奴與費爾干納和伊朗高原的帕提亞保持着長期相當自由的絲綢貿易。近年來，敘利 亞的帕爾米拉、埃及、幼發拉底河中游等地出土公元前4、5世紀的漢錦，也被認為是通過 匈奴以中繼貿易的形式傳至西方的。可見當時匈奴與中國及西亞貿易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影 響也是巨大的。很多學者認為秦人的名聲為外界所知是緣於秦始皇北逐匈奴，如清代學者薜 福成在《出使日記》中說“歐洲各國，其稱中國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細那，德曰赫依那 ，拉丁之名則曰西奈。問其何義，則皆秦之譯音……揆其由來，當由始皇逐匈奴，威震殊俗 ，匈奴之流徙極遠者，往往至今歐洲北土，……彼等稱中國為秦，歐洲諸國亦相沿之而不改 也”。其實不然，因為秦逐匈奴是在秦始皇時期，而匈奴與秦人的貿易則是在更早時候，只 能說秦始皇打擊匈奴更加深了秦人的影響。
(二) 與西域交通的綠洲之路或稱玉道
從《穆天子傳》和《山海經》來看，早在商周時期內地已經與西域有經濟文化往來。而陝西 關中向西經河西走廊而達中亞西亞這一條路——“綠洲之路”從遠古以來就是溝通中亞的紐 帶。《穆天子傳》中描繪的中原與西域的交往通道——玉道表明公元前5世紀前後，以斯基 泰人為主的西方商道和由月支控制的東方商道在額爾齊斯河上游地區匯合。據西方文獻記載 ：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紀時已控制了伊塞克湖和巴爾喀什湖之間以及天山以北的廣大地區 ，並創造了廣布歐亞草原的“庫爾干”(Kurgan)文 是“古墳”之意。該文化特徵為豎穴式墓坑，飼養馬匹，較早使用戰車，分布範圍從黑海地 區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直至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塞人共分為三支：中亞兩河流域的 尖帽塞克，與印度、伊朗相鄰的牧地塞克，以及分布在裏海或龐特海岸的近海塞克。1980年 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二件蚌雕胡 人頭像被認為是尖帽塞克[11]，而林梅村則認為是月氏人 [12]。月氏人將崑崙山玉石販運到中原，又將中原的絲綢通過斯泰人轉運到西方，故 在中國史籍中稱“玉起於禺氏”，而古代西方又以絹的民族稱呼月氏。斯特拉波《地理書》 引阿波勞斯德的論敘：公元前2000年前後，大夏(巴卡特立亞)將其疆域擴張到賽里斯和佛利 尼，塞里斯是指將絲綢販運至西方的月氏及中國西部早期居民，而佛利尼則指匈奴。可見， 月氏是阿爾泰地區和黃河流域居民貿易的中介，扶風出土的蚌雕月氏人或塞人頭像以及西周 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製品便是很好的例證。公元前3世紀初，有一封寫給趙惠文王的信中說 ：假如秦國出兵切斷山西北部恆山一帶的交通線，則崑崙山的玉石便無法再運輸到趙國[13]。果然，秦滅趙後便控制了這條玉貿易交通線。除玉以外，關中地區 發現的玻璃製品也是月氏人貿易的物品。《禹貢》雍州下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顏師古曰“西方遠戎並次敘也”，《地形訓》明白無誤地指出關中 琳琅干之貢乃是西域物產。《爾雅》《管子》《淮南子》《拾遺記》均有 琳琅乾產於崑崙的記載。《晉書·食貨志》載“秦， 旄羽，迥帶琅干”，也是說關中 琳琅干的西域來源。月氏與內地的進一步關係，據《左傳》記載：公元前638年，秦穆公曾與晉惠文公將河西走廊 一帶混居的月氏和羌族人—月氏允姓戎和羌族陸渾戎遷到今洛陽附近。月氏與秦人 之間本來隔着“西戎八國”，公元前7世紀後半期，秦穆公得由余，攻伐西戎，西戎八國先後服於秦，成為秦屬國，並受到秦地文化的影響，故秦稱其 為“秦戎”，到漢時改戎為胡，稱“秦胡”。到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統治了西至阿爾泰地 區的大片領土，就目前所得的考古資料來看，最早輸往中亞和歐洲的絲織品正是從這以後才 開始的。而戎、狄、月氏向西遊牧，輾轉將秦的影響帶到了西方。故西方人最早所知道的中 國就是以“秦”為代表。公元前4、5世紀，古波斯文獻中出現的“塞尼”，古希伯萊人《舊 約·以賽亞書》的“希尼”皆“秦”的譯音。總之，公元前3世紀以前，中原與中亞及歐洲 之間通過河西走廊的經濟文化交流關係就是通過秦人和月氏為主的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
(三) 西南蜀布之路
戰國時期，一條由川滇通過緬甸、印度、越南等地的交通線已初步開通 ，史稱西南絲綢之路或南方絲綢之路、滇緬道、蜀布之路等。而民間貿易在很早以前，就已 通過滇西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與阿薩密、恆河、印度河、喀布爾河流域的各民族彼此溝通 。張騫通西域時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就見到四川特產邛竹和蜀布等物品，“問之，乃賈人 市之身毒(印度)”。可見，巴蜀與印度古來自有商路。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多次發現戰國時期 的玻璃珠，特別是巴縣冬筍壩的戰國玻璃珠和重慶南岸區的西漢玻璃珠，均有人工蝕花，這 種蝕花工藝乃是古印度人的特技，由此推知起碼在戰國時期，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已通過印度 輸入巴蜀地區。而印度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進入瀾滄江流域。秦人與印度的交流是通 過在巴蜀地區移植秦文化來進行的。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巴蜀後，秦文化大量傾入巴 蜀，並與當地文化漸漸融合，成為主流文化。秦曾多次移民到巴蜀，“周赧王元年(秦惠文 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 實之”[14]。按每戶平均5人計算，秦此次遷往蜀地的移民就有5萬人 ，占秦國人口總數的3.33%。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還不斷將內地富豪、罪犯和一般 平民遷入巴蜀。《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九年，在平定長信侯XL禣 之亂後，遷其舍人4000餘家至蜀，家彥陵。按上述比例算，此次移民也達2萬人。從此秦人 成為蜀地的主要人口之一。秦風秦俗成為這一帶的主流文化。“蜀地娶嫁設太牢之廚善，婦 女有百兩之(徙)〔從〕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犧)牲，贈 祥兼加，貝冒賻過禮”的風俗，皆“染秦化故也” [16]。同樣，蜀地文化也對秦人或多或少產生過影響，葉小燕認為繭形壺、鍪等 器物並非秦人原有的傳統文化，而是受巴蜀，特別是蜀文化的影響。正是由於秦人遷入巴蜀 ，秦政府大興當地手工業、商業，才使得秦文化成為主流，並以此為據地與印度等異域國家 交流、融匯和貫通。
三、秦文化中的外來成份
借鑑和仿效外來文化最簡單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吸取其中的某些元素，並經過相當長一段 時間將其轉化融匯於本民族的文化系統之中。秦人吸收的動力來自於統治階層，他們對外國 物品、紋樣和觀念有着濃厚的興趣，“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乘纖離之馬，建翠風之旗，樹靈觶之鼓”[17]，正是秦上層社會熱 衷舶來品的體現，也是秦人吸收外來文化的例證。
(一) 秦人早期崇拜物——句芒與埃及的奧西里斯
秦人的信仰崇拜屬於原始多神論，以上帝為代表的諸神，自然界的動物、植物及鳥類都是他 們的祭拜物，這樣的信仰“綜合地反映了秦文化的混合特質，秦族固有的游牧民族多神教和 西戎文化是秦文化的基礎”[18].。秦人崇拜句芒。句芒在中國古代神 話中被尊為東方之神，先秦時代的許多作品 如《墨子》《左傳》《山海經》等均提到該神。《山海經·海外東經》記載“東方句芒
，鳥身人面，乘兩龍”，職責是“木神也，方面素服”。《隨巢子》謂句芒“司命益年而不 夭”。可見，句芒既是木神又有主宰人類命運的職能，正因如此，句芒才被秦人所崇拜。《 墨子·明鬼》中便記載了句芒奉天命而賜秦穆公福壽、保其國家昌盛、子孫萬代的故事。“ 昔者鄭穆公(即秦穆公)，嘗晝日中處乎廟。有神人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賜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 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為句芒’”。於是穆公遂以句芒為國家 、民族的福星。與句芒形象和司職相似的神靈在古代埃及神話中被稱作奧西里斯，他是鳥身 人首的司木之神即植物神，象徵植物年復一年的死亡與復活即春榮冬枯的自然規律。此外， 他還掌握着人類的生死大權，是冥界的主宰。他的形象通常被描繪成黑色，坐在金屬寶座上 ，面前置一台公正天平，作為亡靈審判員來考問死者生前的品行好壞，公正而嚴厲地裁判他 們轉世之命運。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奧西里斯與句芒不但外形特徵相似，職責相同，都是木 神，並司掌人類命運，故有不少學者認為“奧西里斯並非埃及的‘土著神’，例如沃特伯里 說，奧西里斯可能是由西亞蘇美爾的杜莫濟神演變而成……亦即是說，奧西里斯的原型來自 東方的亞洲”。當然，我們很難因此斷定秦人崇拜的句芒是直接模仿自埃及的奧西里斯，或 者奧西里斯的形象和身份借鑑自中國的句芒。但是反過來，卻也絕對不能斷然否定二者之間 曾經存在某種輾轉交流和部分借鑑的可能性。因為杜莫濟既有可能向東融入中國的文化，難 道中國的神話傳說就不能向西融入兩河流域的文化嗎?”[19]但毫無疑 問，早期的中國通過中亞與西亞或南亞進行交流的事例並不少見，秦穆公崇拜句芒是因為它 是東方之神，還是因為它源於遙遠的西方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呢?但不管怎樣，這種人鳥(獸 )合為一體的形象則是源於西方的。
(二) 紋飾
紋飾是以抽象的圖形及姿勢(由身體各部器官的動作構成)來表達思想、事實和觀 念的重要形式，它具有較強的時代感，是人類精神實體的最佳表達方式。秦國器物在以前不 管是“銅器還是瓦當，花紋都顯得凝重而古板，具有殷周的風格。至戰國時則起了顯著的變 化，尤其至戰國末，秦國的美術作品則以姿態生動、形象逼真為其特點。這是與秦國封建制 的發展以及廣泛地吸收各地藝術風格和藝術人才有密切關係的”[20]. 。 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羌人或匈奴人作品相比較，秦國器物從細微的表現手法到整體的構圖都有 着相似的特徵，使人不能不考慮二者之間的關係。而匈奴紋飾與分布在廣闊的歐亞草原上的 斯基泰人、薩迦人之間流行的所謂“動物紋樣”有許多共同之處，這種以動物為母題的裝飾 藝術對秦影響很大。例如秦瓦的動物紋皆為單耳雙腿的側面形體輪廓。尤其是秦奔虎逐雁紋 瓦當、獵人斗虎瓦當的繪畫風格、裝飾布局，就連人形特徵都與黑山、陰山一帶匈奴人岩畫 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虎紋頸部的“V”形紋飾，是北方和西北部許多游牧民族固有的藝術 表現手法中的虎紋上所常見的，屬於匈奴文化系統動物及特徵。這種紋飾從黑海沿岸的斯基 泰發源，從西向東順次流傳，故又稱“斯基泰—西伯利亞文化”。有人認為公元前7世紀， 斯基泰人曾遠征西亞，在那裡受到西亞的動物裝飾風格的影響。後來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 發展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21]，還有人認為斯基泰人原來居住在北土 耳其斯坦，因受鄰族侵迫而向南俄羅斯草原遷移。公元前7—5世紀，斯基泰人在南俄羅斯東 部距頓河不遠處建立了斯基泰帝國的中心。後來因受來自東部的游牧民族逼迫，再折向西 流徙，最後在黑海沿岸定居下來[22]。以博羅夫卡·賴斯為代表的學 者認為斯基泰藝術風格不但影響到秦人，而且還深入到中原，向南直至湖南一帶的楚國境內 ，有些中國的傳統動物紋飾在裝飾手法上受到很大影響。
1..鹿紋。鹿是古代世界各民族普遍喜愛的動物。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鹿是祥泰的象徵，尤 其是鹿鳴更被認為瑞兆而倍加讚頌。《詩經·小雅·鹿鳴》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 有嘉賓，鼓瑟吹笙”。蒙古先祖和塞人均把鹿尊崇為動物圖騰，認為它在祭天(太陽)、祭祖 、敬諸神的祭祀儀式中具有一定的巫術作用。蘇聯學者B.N.阿巴耶夫認為薩迦的波斯原義 就是鹿。正因為鹿被賦予了這樣的神性，所以它與諸神密不可分。鹿是赫梯人信仰的諸神中 最重要的一位，赫梯的男守護神便是以鹿為坐騎；希臘神話中的月神塞勒涅的坐騎也是一頭
公鹿；斯拉夫民族常在民間故事或民歌中讚美長着金角的鹿，並將它尊為太陽神；印度早 期佛典中也有關於金鹿的故事。在不同地區的同一時期或者不同時間流行相同的鹿圖騰，要 說它們並無關聯，顯得不可思議。那麼鹿崇拜起源於何處?很多學者如E.拉達認為鹿圖騰 最早起於赫梯，其他民族和地區的類鹿神話動物是受赫梯文化所影響，如敘利亞古代長着人 的胸部和手的立鹿就是赫梯文化影響的結果，而斯基泰人有關鹿的藝術品也是受該文化的影響[23]。這種影響一直波及到北高加索的晚期科班文化。秦瓦上的鹿 紋頸部特別長，角呈樹枝狀，一上一下，通常姿勢呈頭部扭向後面，四蹄呈奔跑狀。與科班 文化中的鹿紋風格頗似。
2..秦鏡上的鳥紋與薩邁拉的 形紋飾。秦鏡上常見的鳥紋是由代表太陽之精的三足鳥演化 而來的。三足鳥的傳說很早就見於中國古籍，《論衡·說日篇》《淮南子·精神訓》，王逸 注《楚辭·天問》都把三足鳥與太陽聯繫在一起。秦鏡中的長尾鳥僅現一足，可能是三足鳥 傳說的演變。鳥的頸部細長而曲折，伸向鏡之邊緣，四鳥以鈕部為中心，按順時針對稱排列 。有人認為四隻鳥鈕部的這種排列，恰恰構成了 形的四臂。這種布局形式與美索不達米亞 史前碗上的 形紋飾的基本母題類似，似乎反映了二者之間的早期文化交流。公元前4000年 ， 阿爾烏貝德人已經定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他們創造了風格獨特的陶器，典型 代表是出土於底格里斯河東岸古薩邁拉城址(今伊拉克中部)的兩隻史前碗，一隻為鳥紋碗， 另一隻稱山羊紋碗，鳥和山羊都是以旋渦運動方向排列，整個構圖呈現出美索不達米亞史前 藝術的典型風格。鳥紋碗中的四隻長尾、長頸鳥呈十字形相向而立，尖喙均銜一條魚，其對 稱排列及略呈弧形的長尾構成了一個大 形，中心則飾左折 形。山羊紋碗 中的四隻山羊是圖案化、抽象化的表現形式，山羊整個身體呈三角形，腳部相互接連，組成 中小方塊。四個三角山羊身體各向兩邊延伸出去，從而形成短而捲曲的尾巴、頸部和頭部。 山羊頭上的長角略呈弧形，構成了整個 形的彎折之臂，沿順時針方向依次排列。這兩隻構 圖相同的碗與秦鏡的結構十分相似，就連細節也驚人地類似。如作為薩邁拉碗形四臂的四 鳥之間，填以雙魚襯托，而秦鏡上用作 形四臂的四鳥之間則填以菱形裝飾。它們之間似乎 有着某種文化交流的痕跡，但這種跨地區、超越時間的紋飾遷移或紋飾影響是何時開始的， 由誰來進行的，則有待於進一步探討。另外，與薩邁拉碗構圖母題類似的還有秦的雙鳳朝陽 瓦當，兩鳥之間的三臂渦紋顯然也體現了與太陽的關係 [24]。
3.蓮紋。“蓮花作為一種紋飾，遍見於古代世界的各個地區，而且它們所表達的信仰和紋 飾母題，也頗有雷同之處，因此有的學者便認為各地間曾經存在過蓮花紋飾的傳播過程。達 爾維拉即相當肯定地描繪了蓮花紋飾從埃及向東傳播至腓尼基、亞述、波斯、印度、中國、 日本等地的一條路線”[25].。“蓮花從埃及進入腓尼基的石刻之中， 並在公元前8世紀進入亞述的石刻中，此後，再傳至波斯”[26].。在 古代印度、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蓮花被認為是具有宗教含義的象徵符號。由於蓮花生 長在水中，花瓣在清晨隨着太陽的升起而綻放，傍晚則隨着日落而收攏，如此循環，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於是，蓮花更被認為與水和太陽息息相關，蓮花與太陽或太陽神結合在一起 的紋飾普遍見於古代世界各地。例如，腓尼基手持蓮花的女神，古代埃及的太陽神霍魯斯、 印度的太陽神毗濕奴以及波斯太陽神密特拉都是或站或坐在蓮花之上。在印度神話中，創造 了世界萬物，人、神的創造神梵天誕生於一支金色蓮花之上，這枝蓮花又是從毗濕奴的肚臍 中長出來的，梵天在一年時間中，有六個月睡臥在一朵碩大無比、美麗絕倫的蓮花上。雖然 不能肯定秦人器物上的蓮紋與埃及、印度有着某種借鑑的可能，但並不能排除在當時的對外 交通、對外交流中有間接影響的可能。
4.龍紋。龍是古代西北游牧民族普遍崇拜的神祗。《淮南子·要略》載“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高誘註：“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請龍’”。“請龍”是各少數 民族神聖的宗教活動。《史記索隱》引崔浩註：“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 月氏、匈奴皆以此俗為重。月氏人被稱“龍部落”的傳說屢見於文獻，其中小月氏被稱作“ 龍家”或龍族。中國古代龍之象徵人間帝王即人君龍種的信仰，至遲是從秦代開始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蘇林之語釋“祖龍”一詞道：“祖，始也；龍，人君像。謂 始皇也”。可見皇帝稱龍，自始皇始也。始皇所處之宮室，以龍為裝飾，甚至建築用磚也飾 以龍紋。而在遙遠的印度，龍是釋迦牟尼的變身和保護神，稱“那伽”。像中國古代神話流 傳的那樣，“那伽”起初也是由蛇演變而來，身份神秘，具有無邊之威力，最後成了至尊的 象徵；龍的來歷、演變、職能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古老文明中不謀而合。
(二)習俗
習俗是文化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秦人的習俗是在長期與外界交往過程中，與各 民族相互聯繫、互相影響中形成的，具有較顯著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色。秦人的葬俗與中原 六國有着明顯的區別，秦人墓葬多為東西向，葬式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別於六國流行的 南北向仰身直肢葬。蘇秉琦認為這種特殊的葬式與西亞、歐洲、西伯利亞及中東地中海沿岸 一帶的風俗相似。俞偉超則認為秦屈肢葬源於中國西部古文化中；韓偉、趙化成認為屈肢葬 儀、洞室墓及鏟形袋足鬲不是秦人本民族的，最初應是西戎文化和羌人文化的傳統，秦人受 其影響而接受這種戎俗(羌俗)。秦人的服飾中也有外來成份，主要受戎、狄影響較大。以秦 俑為例，秦俑服飾中胡服所占比例較大，尤其是“騎兵的長 和靴屬於皮革製作，窄袖短腰仍以帶鈎具帶束腰，並取前開襟形式，甲衣也長及腹際，這種裝束均便於乘騎作戰。如果結合其使用弓弩的武器裝備，不正是‘胡服 騎射’的形象嗎?”[27]另外，秦將軍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習俗。除胡服騎射以外，公元前5世紀末，在秦國已蔚然成風的 佩劍習俗也是來自胡俗。佩劍之起於埃及、波斯和希臘，通過西北游牧民族傳入秦國。《史 記·秦本紀》記載“簡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帶劍”。據《史記·秦始皇本紀》附《秦紀》 載秦國百姓佩劍則是在公元前408年。此外，秦式短劍與“西周柳葉形青銅短劍有一脈相承 的關係”[28]。林梅村認為西周“柳葉劍最初傳入中原當與西土八國 入居中原有關”[29]。“西土八國”即“西戎八國”，因秦與西戎八 國關係十分密切，故也有可能秦式劍與西周柳葉形劍同樣都是受其影響，而非繼承關係。
秦人的傳統音樂在“棄擊翁叩缶”之前是西部古代游牧民族的自由歌調，以簡便、平直、粗野、自由奔放為特點，宜於宣泄情緒，抒發胸懷，廣泛流行民間，稱“秦聲”。秦人樂器中 的琵琶，最初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後傳入波斯，成為波斯最常見的樂器。波斯長頸琵琶 最早傳入秦國，稱秦漢子。而其他地區出現的琵琶均為波斯短頸琵琶。除樂器外，秦人宮廷 中豐富多彩的百戲，很多節目也源於外國。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記載“雜戲蓋起於 秦”。秦宮廷雜戲包括雜技、武術、幻術、滑稽表演、音樂、舞蹈等節目。其中吞刀吐火、 魔術等是指來自西域的節目，表演者大多為外國人。如史書中多處提到的“西極幻人”，就 是指來自西域的魔術師，而當時印度、波斯等地的幻人是十分有名的。
四、 秦人與外部世界的交流
秦人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不僅僅表現為對外來文化某些元素的吸收，更反映在深層次的文化交 流中。
(一) 秦人與印度的早期交往
“上古之世，西方文明之邦，與我最近的而最易交通者莫若印度”[30]。中國與印度的最初交往是通過滇西和緬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聯結阿薩密和恆河、印度河和 喀布爾河流域的交通路線來維持的。有人認為先秦古籍中的“崑崙山”可能即是指古印度傳 說中的“宇宙中心——須彌山”(蘇迷盧山)。“須彌山”應該是印度人知識所及之處，位於 印度或其附近地區。無論“崑崙山”是指印度或是西域其他地方，都無妨揭示公元前一千紀 乃至更早的時候，中國與西域諸地尤其是印度之間的交通 [31]。另外 張星 根據莫克基(R·Mookerji)的印度商人亦有家於支那海岸者”，以及莫克基引用公元10世紀(五代宋初)克什彌爾國詩人克 夏猛德拉(Kshemendra)的《菩提薩 瓦達那喀爾帕拉塔》第七十三章記述的那迦人(Nag as譯作龍種人)即中國人，斷定上古時代，中印交通已開始。《廣弘明集》《釋迦方志》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引前秦釋道安、東晉朱士行等《經錄》中有關印度佛僧曾來到咸 陽的記載 ，雲“秦始皇之時，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咸陽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 禁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又說“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六人來，碎獄破門 而出之。帝懼，稽首謝焉，即厚禮遣之”。室利房或釋利房，為印度人名Sribandhu的譯音 ，張星火良認為這是印度人在秦代來到咸陽的證據。馬非 百說“金剛神”即指秦始皇所鑄金人。《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秦始皇二十六年， 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是歲始皇初並六國，反喜以 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秦之臨洮，西北與匈奴及氐羌毗鄰，匈奴中的“ 祭天金人”即佛像。司馬貞的《漢書音義》載“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 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併案“金人即今佛像”。顏師古註：“如淳曰：‘祭天以 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徙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表明佛教已傳 至匈奴人中間。於是馬非百斷定：秦始皇所鑄金人，是吸收西域佛教聖像而融化之於中國神 教系統之中。可見中印兩國文化交流關係，在2000年前已開始。
(二)秦人與朝鮮、日本的文化聯繫
秦與朝鮮的接觸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由於戰亂，燕齊移民及其他地區難民從海上 逃到朝鮮南部。當地的馬韓國政府將他們安置在東部沿海一帶居住，因其語言與秦人相似， 故這批人被稱作辰韓。此次移民浪潮持續到秦末。
秦與日本的往來在很早的時候就已開始，最著名的是徐福東渡日本。公元前219年，秦始皇 東巡到山東琅琊(今諸城東南)，齊人徐福上書始皇帝，要求帶着一群童男女下海求仙。徐福 求仙未成，害怕治罪，便帶着眾人到了今日本本州和歌山，並建立政權，今和歌山新宮町東 南還有秦徐福墓。在日本至今仍流傳着這樣一句成語“在春天的海里，像徐福的船那樣航行 ”。日本學者大庭修認為“徐福到了紀州熊野。他養育的這些童男童女就成了當地人…… 另外，在佐賀縣、右川縣、愛知縣等也據說有徐福的墓”[32]。雖然 有人認為徐福的故事不過是反映了把中國和日本聯繫起來的一種臆測而已，但不可否認秦代 確有中國人東渡日本，秦文化已遠播日本的事實。大庭修說“在秦漢時代中日兩國不但有物 品的交流，也不僅有倭人到中國去，而且有相互的往來，有秦朝……的人到日本來” [33].。據日本平安時代初期(814)朝廷所集諸氏系譜《新撰姓氏錄》中 有三二六氏屬於中國、朝鮮族，其中左京的太秦公宿彌，就出自秦始皇三世孫孝武王[34].。又據日本古籍《應神記》《古語拾遺》記載：秦始皇五世孫弓月君(融 通王)率籍貫多達120個縣之民移居日本，“各以萬計”。再據日本古籍《雄略紀》和《姓氏 錄》記載日本雄略天皇時，曾給秦人等92部18670人賜姓秦酒公。《欽明紀》載欽明天皇元 年(540)，日本的秦人戶數已達7035戶，日本姓氏中有很多叫太秦公宿、秦連、秦忌寸、秦 造等家族。
(三)秦人與波斯的交往
古代波斯位于波斯灣東岸，其民自稱伊朗，稱其本土地區為波斯，今波斯人稱之為法斯和法 斯斯坦。秦人與波斯的交往是在公元前4、5世紀左右，多半是由分布在俄羅斯南部和伊朗東 北部直到中國西部的草原牧民——斯基泰——塞迦民族作為中介間接進行的，這個民族曾對 東、西鄰民族進行過相同的文化滲透，使秦人和波斯同樣成為中亞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並且 互相影響。波斯與秦的直接接觸則是在秦始皇即位前後。據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去曷 陀國》記載：約在阿育王在位期間(約 前268—前232)即秦始皇即位前後，波斯國王遣使臣來中國迎娶公主。當迎親隊伍行 至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一帶時遭遇兵亂，東西交通阻斷，不能前行。波斯使臣便將公主安置在 一座只能由懸梯攀上的孤峰上，由衛兵晝夜嚴守，三個月後，兵亂平息，準備起程，卻發生 了意外：公主已懷孕在身。使臣恐懼萬分，對手下說，如果這樣回去，國王定不會饒過我們 。手下有人說，這可是神意，使公主受孕之人是從日輪上騎馬而至的偉丈夫。於是眾人建議 在石峰上築建宮室，立公主為王。公主生下的兒子稱王后，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 莫不稱臣，代代相傳下來，因先祖為漢族公主，父乃曰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曰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此即去曷 陀國的來歷。該國宮殿遺址，相傳即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城南約70公里處山峰上的古城 址，俗稱“公主堡”。山下一側即為絲綢之路所經之地，由此向西，過紅其拉甫山口即達巴 基斯坦。這則傳說說明了秦或秦之前與波斯確有友好交往，秦人最早使用波斯長頸琵琶也是 其中一例。
五、秦文化的遠距離傳播
“一般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斷的吸收外來因素和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向前發展 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吸收和傳播是經常不斷地進行的……。不過秦漢時期文 明的吸收是大規模的，向外傳播則是遠距離的”[35]。秦文化向外傳 播是與吸收外來因素同步進行的，但秦始皇統一中國，更為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秦文化是 沿着上述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三條交通線傳播出去的。秦始皇統一後，為了進一步向帝國 境外拓疆，他下令修築了一條從秦都咸陽向北，南起雲陽、北抵九原的交通大道，雖然主觀 目的是為快速擊敗匈奴作準備，但客觀上卻成了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蒙恬的30萬大軍擊敗匈奴後，雙方在鄂爾多斯地區反 復爭奪，秦始皇不斷遷移內地居民充邊，使得這一帶至遲從戰國晚期就已成為匈奴和秦人雜 居之地，秦文化由匈奴和秦人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傳至匈奴乃至更遠地區。考古資料表明 ，匈奴受秦文化影響極大。秦文字、制度、器物不斷傳入匈奴，“例如內蒙一帶出土的虎豕 咬斗紋金飾牌和銀虎鬥節約背面均刻有漢字，其中的‘半’字與秦公簋器蓋上刻寫的‘半’ 字相同，也與秦半兩錢上的‘半’字相似。……漢字和中原衡制單位至遲在戰國時期已傳入 匈奴”[36].。而秦人直接進入匈奴地區，更加速了秦文化的傳播和匈 奴文化的影響。秦末即秦二世之際，諸侯叛秦，百姓紛紛逃散，其中有一部分入匈奴地區， 這是秦人較多地進入匈奴的時候。《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應昭云：“秦築長城，徒役 之士之出塞外”，秦人進入匈奴，帶去了內地先進的農業技術、生產和生活方式，對匈奴社 會經濟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37]。《史記·匈奴列傳》又載“ 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 。漢兵至，無奈我何’。”此處“秦人”，按顏師古注曰：“秦時有人之亡入匈奴者，今其 子孫尚屬秦人”。
日本學者認為秦人到日本者，有的是逃難，尋找新的生活空間，有的是日本朝廷為了利用秦 人的技藝，特遣人前去誘導招來的。《日本書紀》應神天皇十四年和十六年八月條《應神紀 》載，因遷日秦人在新羅被阻攔，朝廷遂派精兵討伐新羅，迎接秦人。秦人的到來，大大促 進了日本的養蠶絲綢業的發展。日本仁德天皇統治時，曾把秦人分置適於蠶桑各郡，從事養 蠶絲織。秦人因生產的絲織品穿在身上柔滑貼身而被賜姓波多公(Hata),不禁又因所獻絹綢堆積如山，又被加賜姓太秦公。不少日本學者認為，徐福等人帶去了先進的造船、農耕、青 銅和鐵器冶煉技術，而更多的秦人又帶動了日本蠶絲業的發展，“使得早先已有零星傳入的 中國文化，在日本列島上得以鞏固和延續，並發展成為與土著文化截然不同的以彌生式土器 和中國鐵器為特徵的彌生文化”[38]。
秦人對西方的影響，是在春秋時期秦穆公攻伐西戎時，由向西流徙的戎狄帶去的。秦的名聲 是從秦人所經營的由隴西通向中亞的大道上傳至遙遠的域外。以“秦”(China，支那) 作為中國的稱呼即始於此。公元前4、5世紀古波斯文獻費爾瓦丁神讚美詩中出現的“賽尼 ”一詞，古希伯萊人聖經《舊經·以賽亞書》中的“希尼”，都是秦的譯音，有些《舊約》 中譯本乾脆就將“希尼”譯為秦。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更加深了秦對域外的影響。例如秦始 皇在結束了東方的戰事後，就急忙到咸陽以西的地區巡遊，“其目的不僅是向當地臣民，而 且也是向域外各國炫耀武功”[39]。
在西南蜀布之路上，秦對印度輸出的不僅僅是蜀布。如今世界各國稱中國為China，最先來自印度梵文China、Chinas， 阿拉伯文Cya Sin£，拉丁文Thin、Thinae也是由梵演變而來的。公元前4世紀印度史書《國事論》中的“脂那(Cina)物產，有絲及織皮二種”。據饒宗頤先生考證，Cina是“秦”的對音。印度文獻中稱蜀產之布為秦布即Cina-patta，稱中國為震旦，即秦的譯音，且就是斯坦即秦地的意思。
綜上所述，秦人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吸收是在建立統一王朝之前，而對外傳播更多的是在秦 統一六國及建立大秦帝國之後。一般認為，秦文化中的“戎狄”成份較多，但“戎狄”並非 是只指中國西北部游牧民族落後的原始文化，而是融合了周圍其他草原民族文化的成份。 所以，秦的“戎狄”俗更多地綜合了周邊乃至更遠地區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這些外來成份 經秦人不斷揚棄、改造，變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與其他地區文化相比，仍能看出其明顯 的異域特徵。雖然這些外來因素被稱為秦民族原有的文化傳統，但其來源仍然是外部世界的 。在吸收的過程中，秦人逐漸被外界所知，影響逐漸波及遙遠的地區，雖然不能肯定這種影 響到底有多大，但直到今日秦人所造成的影響仍讓我們引以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