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人[Magyar]的遠東祖源考

作為一個現代歐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們所使用的Magyar語的起源，始終是歷史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一個難題。儘管Magyar人已經在印歐人種環伺的中歐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們仍然使用着一種在語辭、語法和韻律上，都與亞洲北方諸族相似的語言，他們的姓氏和稱謂也仍以亞洲式的姓氏一名字一身分為順序，諸如Arany Janosur（愛新·亞諾什先生），而與歐洲各民族的習慣相反。由此可見，Magyar人有可能是從東方遷移來的許多民族集團中的一個。然而他們的祖源，他們遷徙的動因和年代，以及他們的種族內涵，始終都是一些難解的謎。
西方關於Magyar最早的記載，見諸君士坦丁·波斐羅根尼圖斯（905－959年在位，稱君士坦丁七世，為著名的馬其頓王朝的第3代皇帝）的一部拜占庭地理一歷史著作，[據1967在美國出版的這位皇帝的著作De Administrando Imprio的拼寫有八個Turk部落為Kabaoi,Nekis,Megeris,Kourtougermatos,Tarianos, Genach,Kari,Kasi。而且一般認為Kabaoi部落滯留在摩爾達維亞未能進入匈牙利地區。另根據匈牙利文資料，進入匈牙利的七個部落為Nyek,Megyar,Kurtgymat, Trajan,Jeno,Keri,Keszi,與前述英文拼法只是略有不同。]據載，九世紀末，進據今匈牙利地區的“突厥”部落中，就有一個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達佩斯曾經舉行過一次Magyar人穿越喀爾巴阡山而“征服家園”（匈牙利語honfpo）的一千周年紀念活動。此前，當時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學院的一個由歷史學家組成的委員會來確定這一歷史事件的確切時間。學者們雖然無法取得一致的意見，但都肯定這一重大事件是發生在公元888到900年之間，而895年又是一個較可接受的年分。根據這一假設，這一紀念活動，因技術上的原因，於1896年舉行。
遺憾的是，早於這一事件的漫長歲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飄忽不定的傳說，或極具爭議的推測。較具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學術觀點大概可歸納為：Magyar人可追溯的祖居地是在烏拉爾山脈，和伏爾加-卡瑪-奧瑪河流域的森林地帶，由於某種不見諸記載的原因，他們遷徙到了南方的草原地帶。在九世紀時，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結成了一個名為On－Ogu（突厥語“十箭”）的部落聯盟，這個名字被鄰近的斯拉夫人訛讀為Vengr，其諧音即是今世盡人皆知的“匈牙利”（Hungary）。
以後的史實則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後續西來的亞洲游牧部落 Pechenges人[按照中外學者的考訂，該部名稱來自蒙古字“巴顏”，Bajanak。此即萬世德兄文章中的“佩切涅突厥人”]的攻擊，Magyar人西遷到歐亞草原的西端——喀爾巴阡山脈的邊緣。892年，東法蘭克王國皇帝阿諾爾夫（Arnulf）邀請Magyar人參與針對新興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維亞（Moravia）公國的征戰。895年，拜占庭皇帝列奧六世（Leo VI）又曾利用 Magyar人來反對多瑙河下游的保加爾人，最後在保加爾人和Pechenges人的聯合進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長Arpad率領，穿越喀爾巴研山脈，進人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平原地區。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Magyg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襲擊能力騷擾西歐各國，並曾引起西歐地區的一片恐怖，但是在955年，他們在巴伐利亞地區被日耳曼人決定性地擊敗，此後他們便明智地退守家園，開始農耕生活，並皈依基督教，從而在文化和意識上開始轉化為歐洲居民的一部分。

由於東西方史籍中均無九世紀以前Magyar人活動的記載，兼之歐亞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頻繁的流動，沒有為考古學留下充分的遺蹟。因此，語言學或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幾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幾種有效手段之一。而在各種關於Magyar語的屬類和祖源的現有理論中，烏拉爾語系說是一種較為流行的假說。這個假說將芬蘭語、愛沙尼亞語、匈牙利語以及分布在烏拉爾山脈兩側、總共擁有2500萬使用者的大大小小近20種非印歐語系、非突厥語系的語言納入了這一語言集團中。其中，匈牙利語的使用者即達1500萬，構成了烏拉爾語系中的人口主體，與現今接近湮滅的 Vogul語和 Ostiak語（兩者合稱“鄂畢-烏戈爾語”Ob－Ugrian）一起，Magyar語被劃人“芬-烏戈爾”（Finno-Ugric）語族屬下的“烏戈爾”語支。據說“烏拉爾語系”的各組成語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種在ooim到l000o年前便存在於烏拉爾山脈北部地區的一種“原始烏拉爾語”（Proto-Uralic Language）。必須指出，這是一種缺乏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堅實依據的假說，由於它過早地被奉為成熟的理論，實際上已成了阻礙科學地追溯所謂的“烏拉爾語系”諸族真實祖源的一種障礙。

“烏拉爾語系”中的兩大主要語言，匈牙利語和芬蘭語之間的相似程度，有人說接近於英語和俄語之間的關聯，也有人說，僅相當於英語和波斯語之間的那種極為疏遠的聯繫。與之相反的是，許多研究匈牙利語的學者們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語中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蒙古語辭集合，它不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質、動植物、人體器官和家庭關係等方面的初等辭彙，而且還包含了很多社會組織、軍事、體育和娛樂方面的高等辭彙。這不僅揭示了現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內部必定融含了相當數量的蒙古語族的成分，而且還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脫離了蒙昧狀態之後才離開亞洲東部地區的，烏拉爾山地區只不過是他們到達歐洲之前的一個暫居的營地，而決不是他們的發祥之地。

但是，有一些學者並沒有得出上述的結論，而是將這些匈牙利語中蒙古語辭的來源歸結為突厥語族的中介作用。這個“突厥中介”的假說，實際上是假設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興起和擴張後，蒙古語言對突厥語世界的巨大衝擊，並由此而引發了對歐洲地區語言的次級影響。可是，蒙古語言的力量遠不如蒙古騎兵來得強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徹底蒙語化之外，進入中亞和南俄地區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數上占優勢的突厥語族同化。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語言不僅在東歐，甚至在中亞都沒有造成過有形的影響。Magyar語中的蒙語成分與其說是轉手於這個時代的突厥語族，不如說是Magyar人自己從遠東地區帶到歐洲去的。

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論，而以事實來證明Magyar人的遠東祖源，我們進而將中國滿族的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語，與現代匈牙利語進行了語辭比較，結果我們發現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驚人的關聯現象。緊接着，我們又將金朝女真姓氏系統與現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統進行對比，則發現了更為驚人的一致現象。由此我們猜測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滿族的唐代祖先“靺鞨”[音mohe]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個由靺鞨族和諸多蒙古語族部落（如契丹，室韋，奚等），以及部分突厥語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類集團。在進入歐洲之前，他們所使用的是一種以女真語和古蒙古語為主體的混合語言。
女真-滿族，源於唐代的靺鞨族，北魏時稱勿吉（讀作“莫吉”，轉寫音為mergan,意為“智者”，“善射者”），古稱肅慎。1115年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1125年滅契丹族的遼政權，次年又滅北宋，與南宋對峙於秦嶺、淮河一線，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進攻下滅亡。17世紀女真族在東北地區再度興起。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1635年其子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Manchu），次年改“後金”為“清”， 1644年人主北京，漸次統一中國，直至1911年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靺鞨-女真-滿族的語言屬通古斯-滿語族，與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同屬阿爾泰語系。北魏時靺鞨（勿吉）族從其祖居的黑龍江、松花江和烏蘇里江匯合處，擴張推進到嫩江流域和遼東地區，與當地屬蒙古語族的室韋、契丹和奚以及扶餘諸族混居和融合，開始了與中原地區的直接接觸。唐帝國興盛後，持續地對遼東和朝鮮半島用兵近30年，北部靺鞨族與高句麗結盟，在遼東和扶餘地區頑強抵抗並曾重創唐軍。666年高句麗王朝宮廷內爭，部分王族降唐內應，668年唐先自遼東地區攻入靺鞨族後方扶餘地區，然後移兵朝鮮半島，九月間攻陷平壤，高句麗-靺鞨聯盟遂戰敗瓦解。
至於古Magyar人西遷的原因和時代，在中國史籍也似乎不是完全沒有線索可循。據《新唐書·黑水靺鞨傳》：

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汩（伯）咄、安居（車）骨等皆奔散，寢微無
聞焉，遺人迸入渤海。

而《金史·世紀》則稱：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
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
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

所謂“其五部無聞”，應該是唐朝對遼東和高麗連年用兵的結果。高麗-靺鞨聯盟的敗滅和平壤的陷落（668年），是導致靺鞨社會分化、重組和遷徙的重要原因。以安車骨和伯咄為首的靺鞨諸部抗唐失敗而出走，就此失聞於中國歷史；而在二百年後出現於歐洲的Magyar人，可能就是西遷靺鞨人的後裔。
在高句麗王朝覆滅和靺鞨強部出走以後，滿洲地區出現過一段和平時期，粟末和黑水兩部均有附庸的傾向，而粟末部則表現出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僅對唐朝採取不對抗的態度，而且與唐朝和新羅合作瓜分了高句麗的領土。在靺鞨族的內部，它也不失時機地吞併了其他各部。在武則天的時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國。《新唐書·渤海傳》對這個興盛了二百徐年的王朝有如下記載：

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大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
府，六十二州。

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靺鞨和高麗各部領地為域界，如：

鄚頡[音maojie]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率賓故地為率賓府……。拂涅故
地為東平府……。鐵利故地為鐵利府……。越喜故地為懷遠府……。

挹婁，率賓，拂涅，鐵利，越喜均為靺鞨部落名。其中“鄚頡”無疑是“靺鞨”或“勿吉”之異譯。有理由認為渤海國的這一鄚頡府，就是西遷Magyar 眾之居地。
《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渤海國極盛時期（820年左右）的鄚頡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間地區，而鄚、高二州分別為今黑龍江省阿城（舊名阿什河）和賓縣，這一帶恰是隋末唐初安車骨部的原居地；而位於府界內粟末水注入嫩江和松花江地區的今吉林省扶餘市，古名“伯都訥”，有人認為就是當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
“奔散”的安車骨和泊咄兩部之餘部被同族類特指為“鄚頡”，也許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曾以“勿吉”或“靺鞨”自居，而是因為他們的本來就是“勿吉”或“靺鞨”的核心部落。北魏年間，他們是驅逐豆莫婁和扶餘兩族、進據松嫩平原的先鋒。隋唐兩代，他們又是對抗中原王朝的中堅力量。因此，在肅慎的內部，他們大概是繼挹婁之後最具文化代表性和軍事進取心的領袖部落，盛名震動中原。故其除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肅慎”一名黯然失色，只是在他們戰敗潰散以後，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更重要的是，經渤海國和遼朝先後各二百年的統治以後，於11、12世紀之交興起的完顏女真部，又是源發於這一地區的按出虎水，即今哈爾濱-阿城地區之阿什河。 1115年阿骨打興立金朝，建都上京，亦即當初的渤海國鄚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說：

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

韓儒林先生早在1942年便考定“安車骨”與“按出虎”本乃一詞。唐代的安車骨部應出自按出虎水，從地望上來看，金代的完顏部及其鄰近的女真諸部，很可能就是安車骨和泊咄等部後裔，因而也與西遷的靺鞨人或Magyar人同源。
故爾，將現代Magyar語與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語進行比較是極具史學價值的，通過這種比較而得出的它們之間不尋常的對應關係，應該是Mngar人來自遠東地區的一種可靠的證據。

西方史學家往往把亞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續西遷活動，歸結為中原王朝的強盛和歐洲國家，諸如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其實，古代中原王朝只是時而強大，時而衰弱。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環境，一次次成功地人侵中原，統治中原，而且最後融入了中華民族，萬里長城並沒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似乎確實是因為強盛的唐帝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將一個後世極有作為，但當時還處於較落後狀態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逼上了西遷的不歸之路。本文將以史實證明，對唐戰爭的失敗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和唐朝是兩個姻親家族先後統治中國的皇朝，隋朝的亡國之君楊廣（569-618年）就是唐代的開國帝王李淵（566-635年）的姨表兄弟。楊、李這兩個北方軍人世家長期與異族的相處和通婚，使他們的後代身上都有相當多的胡人血統。或許是由於這種特殊的種族和血緣的認同感，隋唐兩朝政權對異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現出很高的寬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職業軍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們在追求軍事成就上表現出特殊的進取心和侵略性。
然而，隋唐兩朝的諸多擴張領土的軍事活動，唯有遼東戰爭進行得極不順利。就是因為隋場帝楊廣的一意孤行屢征高麗不果的人禍，觸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斷送了原本是興旺發達的隋皇朝的命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當政18年後，恃國力強盛，置前朝之先鑑於不顧，開始了另一場糾纏不休的征東戰爭。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以20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人命犧牲，去換取極為有限和極不穩定的空間，是得不償失的。
這場漫長的戰爭，實際上是唐帝國對高句麗-靺鞨軍事聯盟之間的戰爭。在這個聯盟中，已具備國家和政府組織形態的高句麗王朝，顯然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處於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別人包辦，然而卻不知進退地從事着軍事上的蠻幹。在長達一代人的抗唐戰爭中，既耗盡了唐帝國的精力，也給自己引來了滅頂之災。
在唐初連續的征東戰事中，以第一次（貞觀十九年，645年）的期待最高，聲勢最隆。那時候，剛統一中國的唐太宗，又因解決突厥和收服西域，而更加躊躇滿志，威望如日中天。開國元勛們，如李勣（594－669年）等正年富力強，[時50歲]閱歷豐富。後起之秀，若農家之子薛仁貴（614－683年）雖初出茅廬[時30歲]，卻已嶄露頭角，正在軍中任下級軍官。歸附的各族酋帥，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鞋朝族的突地稽等也都為唐太宗的恢宏氣度所感召，心悅誠服，忠勇無比。在這種挾開國之盛勢，集各族之英豪，內政外交諸事順遂的大好形勢下，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以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地區的領土問題。
唐軍戰前的準備相當充分，戰略的算計亦極盡緻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載的戰事進程揣度出來：陸路大軍以營州（今朝陽）為後方基地，春季開始行動，於夏水泛濫之前搶渡遼河，迅速攻取今撫順、遼陽等要地。海路部隊出山東半島，襲取遼東半島南端之金州地區；然後南北夾擊，拔除遼東灣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敵軍據點（今鞍山、海城一帶），打通通往朝鮮半島之最短線，力爭夏季進入朝鮮半島，隆冬前結束戰爭。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的介入，挫敗了唐軍的這一戰略企圖的實施，使得唐太宗敗興而歸，一場本擬速決的戰爭就此一拖便是幾十年。
《新唐書·太宗本紀》記載了這次戰爭的梗概：
〔貞觀十八年（644年）〕七月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
十一月甲午，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
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九年（645年）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陽宮，以代高麗。……
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大饗軍。……癸亥，李世勣克蓋牟城（今撫順）。
五月已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縣）。……丁丑，軍於馬首山（今
遼陽市郊）。甲申，克遼東城（今鞍山）。
六月丁西，克白岩城（今鞍山本溪間）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今海城南）東南山，
左式衛將軍王君愕死之。
九月癸未，班師。
對於這場空前殘酷的戰爭，史籍上也做了許多生動的記載。唐軍將領負傷乃至犧牲者比比皆是，土卒填於溝壑者則更不可數計。唐太宗也親臨前線，救死扶傷，激勵士氣。如突厥貴族阿史那思摩於貞觀十七年（643年）率部內附後，“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未幾，卒於京師。”（《舊唐書·突厥傳》）又如“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自崖城，中賊矛，創甚，帝自為傅藥”等等（《新唐書·契必何力傳》），均見戰事之激烈。決戰是在安市城外進行的，正當唐軍兵臨城下時，情況發生突變，“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眾十五萬來援。”而在雙方的激戰中，高麗“常以靺鞨銳兵居前。”顯然是靺鞨軍的高昂士氣和優良箭術，使唐軍飽受重創。最後，“［高］延壽等度勢窮，即舉眾降”時，太宗對高麗部眾寬大有餘，“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眾三萬縱還之。”而惟獨對逞勇好鬥的靺鞨部眾恨之入骨，竟“誅靺鞨三千餘人。”接着唐軍又圍城休整達三月之久，仍無力再戰，遂於九月撤軍，征東戰事半途而廢。歸途中，大雪紛飛，將士們饑寒交迫，衣衫襤縷，唐太宗與將士同甘共苦，但情緒極為沮喪（《新唐書·高麗傳》）。以後的東征也都不順心，四年後太宗在抑鬱中死去。
唐軍首戰不勝的根本原因在於靺鞨部隊的介入，而在戰前唐朝對靺鞨毫無防範。據《新唐書·高麗傳》，甚至在唐太宗向新羅使者闡明他解決朝鮮半島三國之爭的策略時，還曾說過：“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紆一歲，一策也。……”（《新唐書·高麗傳》）然而，內附和可資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遼西營州和燕州地區，偏遠的嫩江、扶餘、粟末、長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諸部則並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戰爭中，外交又未能與軍事並進，“遠交近攻”的古訓被置諸腦後，乃至於發生了北部靺鞨與高麗結盟抗唐的嚴重後果。《新唐書·黑水靺鞨傳》對此前後始末說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628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
其地為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
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三千徐，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軍不共戴天的死敵，從以後唐朝的各次征東戰事中，不斷地用兵“扶餘道”的史實，我們推測當時與唐軍為敵最力者，乃是聚居於扶餘、嫩江地區的靺鞨泊咄和安車骨這兩個強部。
在以後的20年中，唐朝和高麗之間的戰事無休無止，勝負卻始終未能決出。除掉唐軍將帥的指揮失誤以外，游擊戰也困住了唐軍。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親來，實在乏善可陳，年號一個一個地換着，卻也換不出一個好運氣來。若要逐次地敘述高宗時代的征東戰事，簡直是浪費篇幅，就連《新唐書·高宗本紀》也將歷次戰事的將帥任命和事態發展記載得極為疏略，以致我們還得從史卷的字裡行間去搜證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順序。
連續20年的抗唐戰爭，對於高麗和靺鞨人民來說也是一條不盡的隧道，英雄主義的鬥爭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滅殆盡。據《新唐書·高麗傳》及同書“高宗紀”等，老邁而頑固的獨裁者蓋蘇文（泉姓）卻一味地好戰，而他的兒子們早已等着爭奪他死後將遍下的權位。高句麗王朝氣數將盡了。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麗國大難臨頭，蓋蘇文一死，內鬨即起。繼任“莫離支”（相當於兵部尚書或總理大臣）的長子泉男生被兩個弟弟男建和男產陷害，出走國內城（今集安對岸），並遺子泉獻誠人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必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率龐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營州都督）、薛仁貴和李謹行（燕州靺鞨部酋長突地稽之子）等出遼東接應。九月薛仁貴小勝高麗軍於新城（今撫順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眾前來會合。唐軍進次金山（今開原西北東西遼河交匯處），威脅扶餘地區。十二月己酉，高齡八十的李勣被任命為遼東行軍大總管，統率征東戰局，戰事進入高潮。
乾封二年，九月辛未，李勣率唐軍擊敗敵軍，占領高麗西陲重鎮新城，由契必何力留守，主持北線戰事。跡象表明，此次唐軍已不以速勝為戰略，而以攻取扶餘、嫩江地區，痛擊靺鞨強部為首期目標。
總章元年（668年）二月，據《新唐書·薛仁貴傳》，薛仁貴（時年54歲）率兩千精兵攻克扶餘城（今四平），扶餘地區三、四十城納款輸誠。唐軍進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區。在西線失利的危急態勢下，男建率大軍傾巢而出，《新唐書·契必何力傳》載，“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眾據南蘇城（今開原以東西豐境內）”，並襲擊新城，薛仁貴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區受阻。而據《新唐書·高麗傳》，薛仁貴避其鋒芒，出其不意東取南蘇、木底（今新賓）、蒼岩（今通化）等三城，殲敵五萬，消滅大批有生力量，進據東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麗敗象已露，靺鞨社會大受震動。
又據《新唐書·渤海傳》，“……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今敦化北山區）”。而據同書“黑水靺鞨傳”，“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失盡了遼東、扶餘，朝鮮半島已無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線被殲，靺鞨外援更無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同書“高麗傳”載，契必何力率軍於今安東新義州一帶渡江，“悉師圍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麗國亡。
而我們所最關心的唐軍的死敵，Magyar人的祖先，亦即靺鞨安車骨、泊咄兩部人民的命運，則更是悽慘，《新唐書·高麗傳》的記載是：“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
對我們來說，究竟是推指揮了這次戰役，已是無從考據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別是雙方的主帥，凡事都可以和他們扯在一起，然而那條“薩賀水”在何處，則十分重要。按其音，應該就是後來的宋瓦江，今天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車骨、泊咄兩靺鞨強部的聚居地區。當時的真相大概是，唐軍在占領扶餘地區以後，又以窮追猛打之勢進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圖一舉肅清靺鞨強敵之後方基地。在薛仁貴率唐軍主力東進後，朝鮮半島告急，高麗部隊已無心戀戰，急於回救平壤，扶餘-嫩江地區的靺鞨部隊已成孤軍，最後被唐軍聚殲於薩賀水地區。本着唐朝一貫的“以夷制夷”的治邊政策，唐軍中的少數民族部隊，如高侃所率的營州契丹-奚族，和李謹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參與了這場“除惡務盡”的掃蕩行動。他們在戰場上大顯身手，戰勝後則縱兵虜掠。《新唐書·高麗傳》所謂“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似乎已不是來自農業地區的中原部隊之所為。此時，與高麗方面結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內部已相當空虛，無力抵抗，很可能一場牽動滿蒙廣大地區的大逃亡開始了，這也就是《新唐書·黑水珠朝》所說：“泊咄，安車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
作為後來歐洲的Magyar人，他們在告別了東方社會以後，先是逃亡，轉而漫遊，在無垠的歐亞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個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許多非血緣的族落，也終於忘卻了自己祖先的業績。他們本可以和平地游牧於水草豐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於9世紀中葉蒙古高原的動亂，[指回鶻汗國的破滅等]後續而來的逃亡者，又搶去他們的牧場，將他們推人了歐洲民族的熔爐。就此開始了他們作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