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 ZZ
不久以前；“中世紀”一詞還是指自古代文化衰落到意大利文藝復興一千年的整個漫長時間。但近來人們懷着新的興趣對十三、十四世紀的歷史、藝術和宗教進行研究的結果，使我們清楚認識到那時已有一種新文明出現，因而現在人們往往把“中世紀”一詞只用於指“黑暗時期”以後文藝復興以前的四百年間。
　　可是，在科學歷史家看來，原來的歷史分期法也有它的優點。西歐的“黑暗時期”正好與有些不久便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亞洲國家學術異常興盛的開始期同時。波斯與阿拉伯學派的學說原來都是以希臘古籍的譯本為依據，但後來它對於自然科學也有可觀的貢獻。歐洲從阿拉伯人學到不少的東兩，阿拉伯的學術在公元800至1100年間達到了它的興盛期。但那時以後科學的活動主要是在歐洲。十三世紀由於希臘古籍的完整版本，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重新發現，知識領域裡有了很大的進展。不過一直要等到文藝復興時期，西方人才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去檢查希臘哲學，或用新的實驗方法去尋找自己的道路。因此，1100年以後的時期，象以前的黑暗時期一樣，在科學史家看來，只是一個預備時期。這兩個時期是同一整體的兩個部分，不妨合攏來看，雖然在政治、文學或藝術的歷史學家看來，它們是不同而可以分開的。因此，對我們而言，“中世紀”仍有其原來的意義——由古代學術衰落到文藝復興時期學術興起的一千年；這是人類由希臘思想和羅馬統治的高峰降落下來，再沿着現代知識的斜坡掙紮上去所經過的一個陰谷。在宗教以及政治與社會結構方面，我們和剛才脫離的中世紀還很接近，但在科學方面，反而更接近於古代。我們透過霧氣迷漫的山谷去看過去，感覺遠處峰巒比近處地面更加清晰。

　　教會神父

　　要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自然知識方面不能有所進步的原因，我們必須探討中世紀思想的發展。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早期神父們按照猶太經典、希臘哲學以及祭儀宗教和它們背後的原始儀式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神學與倫理學的一般輪廓。其次，我們必須探索以後每一個時代裡這些教義為了與異教或異端鬥爭而發生的種種變化。這樣，我們才會了解為什麼教父的基督教和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在精神上對於世俗學問採取仇視態度，為什麼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為什麼自然科學不復存在於世上。
　　早期的希臘哲學坦率地建立在對可見世界的觀察基礎上面。到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手中，哲學的探討更進一層，從現象問題追究到背後的實在，從自然哲學走到一種帶有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傾向的形而上學。“希臘人的心靈被自己的創造迷住了”。在柏拉圖看來，外界的事實，無論是自然界的、人生的和歷史的，只有為心靈所領會時才成為實在。這些事實的意義必然在於這些事實的與心靈的首尾一致的概念體系相吻合的那一方面，因為只有這樣，事實才能為心靈所思考，也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存在。凡不能想象的，老實說也都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種哲學，顯然不能促進對於自然或歷史的正確而無偏頗的觀察。宇宙的結構必須與柏拉圖的哲學的理念相適合；歷史本質上只是增加論證的生動性和提供實例的一種工具。
　　亞里斯多德對於觀察自然界比柏拉圖感興趣，但是即令就亞里斯多德來說，他的力量也是用在形而上學與邏輯學方面多，用在科學方面少；而在科學方面又是用在生物學方面多，用在物理學方面少。他首創邏輯學這門學科，而在生物學上無論如何表現了客觀的觀察方法。他的物理學不象德謨克利特的那樣客觀，是在原子及真空中尋找事物的終極本性。在亞里斯多德看來，用來解釋自然界的概念必然是物質、本質、物體、形式、數量、質量——這些範疇都是為了按照人的心靈固有的觀念去表達人們對於世界的直接的感官知覺而制訂出來的。在黑暗時期開始的時候，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的不完善的撮要，是當時可以得到的希臘資料中最科學的，他的影響雖然不小，但慢慢地也就不再具有支配力量了。到六世紀他的著作已不時行，此後七百年間，所遺留下來的，差不多只有別人給他的邏輯學所作的注釋。
　　斯多噶派的哲學，通過馬可·奧里略的著作為我們一部分人所熟知。它對於羅馬人的心理特別合適，在估計教父派神學家所利用的不同的思想潮流時，對斯多噶派的哲學不能加以忽視。在斯多噶派看來，中心的實在是人的意志。形而上學和自然知識，只有在為斯多噶派的哲學服務，即作為生活與行為的指針時，才有其重要性。斯多噶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倫理哲學，它使物理科學離開正確的觀察，以便與道德的成見相適合。
　　由柏拉圖創始的思想學派，到新柏拉圖派，升到更加超理性的高峰。他們的哲學是後來的異教的最後產物。從亞歷山大里亞的普羅提諾（Plotinus，卒於270年）的時代到波菲利（Porphyry，卒於300年）及楊布利柯（Iamblichus，卒於330年左右），哲學越來越遠離物理與實驗，越來越接近神秘的觀念。普羅提諾純粹生活在“為偶爾的狂喜所溫暖的形而上學”的領域之中，在他看來，只有對於“絕對”的超理性的默想才是最高的善。在波菲利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楊布利柯的著作中，這些神秘的見解進入實際的生活，而它們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又使巫術與邪術更加為人們所輕信。靈魂需要神、天使與魔鬼的幫助；神靈本質上是不可思議的，而巫術是達到神靈的途徑。因此新柏拉圖主義獎勵而且吸收流行在一個衰頹時期的一切民間的迷信，巫術和占星術的一切發展，以及一切追求苦行的病態渴望。一位新柏拉圖派傳記家筆下的楊布利柯的生活里充滿了奇蹟，正如阿散納修斯（Athanasius）的聖安東尼（Saint Anthony）傳記一樣。
　　這種神秘的哲學氣氛包含有東方信仰的潮流，如襖教（Mithra－ism）與摩尼教（Manichaeism）。後者主張一種二元論，認為有善惡兩種力量，註定要一再重新出現。襖教與基督教爭霸於羅馬帝國。它是從波斯傳來的一種祭儀宗教；以前我們講過，在希臘化時代，當人典時期快結束，而奧林匹斯神話衰退之時，這一類祭儀宗教就取代了這個美麗的信仰。關於這些祭儀宗教，我們還知道得遠遠不夠完備。它們的教儀有奧義傳授和通神等秘密儀式；它們的信仰通過每一宗派特有的神的傳說來表達，這些傳說一般人信以為真，有教育的人則以為不過是生死秘奧的象徵。在這些教儀與傳說的背後，有原始的自然崇拜——崇拜日神、崇拜月神和表演一年季節循環的戲劇，以資慶祝：在夏季，大自然生意盎然，在冬季，自然界陷於死亡狀態，每年新春，自然界又歡樂地復活過來。
　　現代人類學進一步揭示了構成祭儀宗教基礎的原始觀念與其儀式的起源。這些儀式淵源於更原始的儀式，而更原始的儀式則基於這樣一種觀念：人們可以用交感巫術或妖術去強迫自然就範。這樣的教儀及由此發展而來的儀式，比任何宗教教義的確定體系都早，而且更加持久。我們可以看出：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內，除在文學中出現的正式宗教和哲學之外，還有這些更原始的巫術儀式與信仰的又深又廣的暗流存在。從這些儀式里可以找到奧義傳授，犧牲獻祭，與通神等觀念，這些觀念在祭儀宗教中，以及後來的某些基督教教義中、特別是天主教的彌撒儀式理論中，又以更複雜的形式出現。這些原始的儀式和較為發達的祭儀宗教對於基督教起源的影響，一向是歷史家與神學家討論的問題。這種討論隨着每一代掌握的知識而有所不同。
　　聖保羅（Saint Paul）拯救了基督教，使它沒有變成一個註定要很快消滅的猶太教教派，並且把它當做一個世界性宗教來加以宣傳。在這個宗教生長起來和傳布開來的時候，它和希臘哲學發生接觸，早期教會的神父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這個哲學與基督教義結合起來。
　　最先從事這一工作的是沃里根（Origen，約185-約254年），他公開宣布古代學術，特別是亞歷山大里亞的科學，與基督信仰是一致的，在爭取有教育和有知識的人信教方面，他比任何人盡力都多。當時教義尚未固定，後代人不惜拋棄生命為之奮鬥的不同的見解，在他的著作中，還和平地共處着。
　　沃里根最根本的主張是上帝的永恆不變。這個主張牽涉到邏各斯（Logos）與世界的永恆不滅，以及靈魂的“預先存在”。這。樣就把基督教的歷史方面的重要性減少了，從而也就可以用比較批判的態度去檢查舊約和新約，而且可以採取一個比後來正統觀點較為自由的觀點。但是沃里根的神學越來越得不着人們的承認，終於在553年君　　在拉丁神父中，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年）對基督教思想的影響最深遠而且最長久；他的《仟悔錄》（Confes－sions）和《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基督教的兩大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他先屬摩尼教派，後來是新柏拉圖派，最後才成為基督教徒。他把柏拉圖哲學與保羅《使徒行傳》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基督教對知識的第一次大綜合的基礎；這一綜合，在中世紀後期亞里斯多德與托馬斯·阿奎那支配一切的時代，還作為另一派思想暗地裡依然存在着。他的論爭，正如聖阿散納修斯的論爭一樣，說明天主教的教義是怎樣由辯論而形成的，並且說明我們的信條不但是信仰的陳述，而且是“戰勝異端和異教的凱歌”。正如吉朋（Gibbon）所說：“異端的名號總是安在少數派頭上”。
　　新柏拉圖主義與早期基督教神學同時成長，相互作用——事實上兩方都責斥對方抄襲。基督教象新柏拉圖主義一樣，有一個根本假定：靈魂是宇宙的終極的實在；在教父時代，基督教更接受了新柏拉圖派的超理性態度。在早期神父的著作中，最高級的超理性主義對於上帝的愛與對於復活的基督的理解，一步一步下降，最後就變成了同異教群眾及新柏拉圖派哲學家的信仰已經沒有什麼區別的最低級的迷信。早期的新柏拉圖源異教徒普羅提諾和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對於占卜與巫術並不重視，拉丁神父希波利塔斯（Hippolytus）對於異教的巫術與占星術的愚蠢也加以揭發。但六十年以後，波菲利與楊布利柯，再後數百年，基督教會活動家傑羅姆（Jerome）與格雷哥里（Gregory）都熱中於妖魔靈怪的事跡。
　　象徵主義在新柏拉圖主義中已經出現，神父們為了把《舊約》和《新約》加以調和，並把兩者同當時流行的思想流派加以調和，又把象徵主義加以推廣與發展。《聖經》中的或自然界中的一切如果與每一神父所詮釋的基督教義相合，就作為事實接受，凡是不合的就只承認它僅僅有象徵的意義。
　　最後，要了解教父的心理，並由此以了解中世紀人的心理，我們必須明了基督教關於罪惡的觀念所帶來的壓倒一切的動機，那就是對於天堂懷抱希望，對於地獄懷抱着恐懼，盼望通過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在天堂里得救，避免地獄火焰的懲罰。
　　異教世界自己也已喪失信心。人類已經遠遠離開希臘人對於生活的樂觀態度和嚴肅的羅馬人在家庭與國家裡的快樂生活。祭儀宗教把東方的思想帶到歐洲。人們開始更加依賴權威；他們感覺到不安，對於他們在現世和來世的平安發生恍惚的恐懼。這種情形常出現於歷史的各時期之中。甚至在基督降世以前，在巴勒斯坦與猶太教影響存在的其他地方，人人就都期待着天國和末日裁判的災難來臨。這個觀念使使徒時代基督教的信仰大半成了一個來世論問題，使基督教的生活規則變成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倫理，只不過是光榮的第二次降臨前的短期的準備。也許在教父時代，世界末日已經向未來推遠了一點；但最後裁判的日子仍是很近，每一個人都以為死亡是通到神秘的隔世和可怖的陰界的有效門戶。暗影籠罩着古代國家的文明，更大的暗影籠罩着人類的精神，差不多使基督宣傳的希望與和解的福音光輝都晦暗了。
　　由於有這樣一種人生觀和這樣一種死亡的前景，無怪乎神父們都對世俗的知識本身，毫不感覺興趣。聖安布羅斯（Saint Ambro－se）說；“討論地球的性質與位置，並不能幫助我們實現對於來世所懷的希望。”基督教思想開始敵視世俗學術，把世俗學術和基督徒決心要戰勝的異教看做是一回事。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一個分館在390年間被德奧菲羅斯主教加以毀滅，一般說來愚昧變成大家恭維的德性。當基督教成為人民的宗教後，這種態度變得更加殘酷。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所產生的這一結果：415年，希帕西亞（Hypatia）被殺害，她是天文學家塞翁（Theon）的女兒，也是亞歷山大里亞最後一位數學家，可是競被基督教暴徒異常殘忍地加以殺害，而這個暴行據說是西里耳（Cyril）教長所主謀的。
　　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331-363年）企圖復興異教徒的宗教與哲學，但雅典的最後一位大哲學家是普羅克拉斯（Proc－lus，411-485年），他把新柏拉圖主義加以最後的綜合，而且使它具有了“傳給中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時所具有的那個形式”。普羅克拉斯成了基督教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之間的橋梁。他也部分地造成並促進了中世紀的神秘主義。
　　虛心地探究自然的願望與力量漸漸地消失了。自然科學在希臘人那裡消融在形而上學裡，在羅馬的斯多噶派那裡，變成支持人類意志的道德所必需的條件。同樣在早期基督教的氣氛里，自然知識也只有在它是一種啟發的工具，可以證明教會的教義與聖經的章節的時候，才被重視。批判的能力不復存在，凡是與神父們所解釋的聖經不違背的，人們都相信。當代的自然歷史知識可以拿公元二世紀編纂的《生理論》（Physioloyus）或《動物論》（Bestiary）作為代表。這些書的題材與內容公開宣布是根據教義上的考慮決定的，最初都是借用動物世界的形象虛構的基督教寓言。例如，書中莊重地說，小獅出生時是死的，到第三天它們用眼呼吸，因而甦醒過來，這樣來象徵我們的救主，即擾大（Judah）之獅的復活。
　　按照他們對於歷史和傳記的看法，異教歷史學家總是隨時準備改變歷史記載以遷就修詞，於是教會的作者就更加變本加厲。在他們的手裡，歷史成了基督教護教論的一個分支，至於早期中世紀文學的特殊形式，聖徒的傳記，那不過是一個啟迪的平具。無論什麼傳說，只要符合於作者心目中的他的題材的神聖性，他都毫不遲疑地加以接受。
　　教父神學的力量，由於得到教會組織的支持，而愈加強大。到了帝國接受基督教時，這個組織便依靠正在衰退但仍然占有優勢的羅馬傳統力量，成為不可抵禦的了。羅馬帝國雖然亡了，它的靈魂仍在天主教會中活着，後者不但繼承了前者的組織結構，並且承襲了大一統主義（universalist）的理想。羅馬主教覺得要取得世界大主教的位置和逐漸加強統一的紀律，比以前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因為就是野蠻民族也得尊仰羅馬為他們的首都、他們的聖城，並奉凱撒為他們的半神化的君主。從哲學上說，天主教會是希臘化文明的最後成就；從政治和組織上說，它是專制的羅馬帝國的後裔與承繼者。

　　黑暗時期

　　當古代文明的夕陽斜輝消逝在第六、七世紀的黑夜中的時候，歐洲的學術情況就是這樣。後來的幾個時代在新晨的微光中所回顧的理想的性質就是這樣。那時，他以為他們所回顧的是一個比較光明的日子，這個日子的光榮的中午的頂峰就是上帝假手他的兒子而給予世人的最高啟示，這個日子的光輝的黃昏則由教會的神父們秉承神意寫作的著作照亮。無怪乎新時代的人把經過黑暗時期傳到他們手中的東西都當作超自然的法典，而不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
　　古代學術殘存於第七世紀的西方的唯一痕跡，只有博埃修斯（Boethius）的著作。他出身於羅馬貴族，於524年被人處死。經過長期爭論之後，現在大家好象承認他是基督教徒，甚至是殉道者。不管這些，他的確是代表古代哲學精神嫡傳的最後一人。他著有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哲學的綱要和注釋，並根據希臘人的著作，寫成敘述所謂四學，即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四個數學部門的專著。這些手冊在中世紀時採用為學校教本，事實上，中世紀初期有關亞里斯多德的知識，幾乎完全是由博埃修斯的注釋得來的。
　　博埃修斯傳的作者斯特沃特搏士，給了我以下一段記載：
　　博埃修斯是羅馬人當中的最後一人，但從他對於科學分類所提供的材料看，他也是經院哲學家的最早一人。他主張將知識均勻地分配到自然科學、數學與神學中去，後來的人一致採用，最後托馬斯·阿奎那不但接受而且為之辯護。他給人下的定義是“自然界裡有理性的個體”，這個定義在經院哲學時期結束以前，一直為人遵奉。
　　在博埃修斯和比他年輕的同時人卡西多拉斯（Cassiodorus）以後，古典的精神便不存在了。柏拉圖在雅典建立的哲學學校，這時教授一種神秘的、半基督教的新柏拉圖主義，於529年為查士丁尼皇帝（Bmperor Justinian）所封閉，一半由於是要毀滅異教哲學學說的最後殘餘，一半是要防止官立基督教學校遇到競爭。
　　但拜占庭帝國在西歐蠻族最猖撅的時代，維持了一個文明的背景。它的軍隊把意大利的哥特人趕走了，它的律師在查士丁尼學院把羅馬法訂為法典。建立在斯多喝學派原則基礎上的羅馬法提供了一個理性秩序的理想，這個理想經過混亂時期保存下來，幫助形成了羅馬帝國繼承者大一統主義的法典，後來並幫助形成了經院哲學的知識綜合。此外，從古典時代經過拜占庭遺留下來的知識，即令在衰微的時候，也如火炬一樣照耀於歐洲的黑暗中，照亮了走向西方學術復興的道路。這一線光明還沒有完全熄滅，西方學術復興就已經開始了。
　　不過，在這個當兒，西方與過去的斷絕是極其徹底的，並不限於作為文明力量的希臘和作為世界強國的羅馬的滅亡。不但作為政治國家和社會組織的雅典與羅馬毀滅了，就是藝術家和哲學家的希臘民族，法律家與行政官的羅馬民族，也不復存在了。
　　人們把羅馬衰敗的開始，歸咎於種種原因。一個重要而常被人忽現的原因，據歷史家艾利生（Alison）研究，是由於貨幣缺乏，而造成的經濟紊亂。西班牙與希臘的金銀曠開始枯竭，羅馬國庫中收藏的貴金屬可以造為貨幣的，在奧古斯都時代，估計約值三億八千萬英鎊，到了查士丁尼時代已減少到八千萬英鎊。雖然貨幣時常貶色，但我們仍然可以斷定國內的物價下跌不已，換言之，用貨物與勞務來衡量，金錢的價值則屬上升，而縮減通貨時期的各種惡劣影響也就必然隨之而來了。生產性的農業與工業成為無利可圖的事業，捐稅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由不受貨幣紊亂影響的國家，如埃及與利比亞輸入的貨物大大增加，而羅馬的土地遂至無人耕種，正如英國的土地在1873至1900年及1921至1928年由於同樣的原因而致荒蕪一樣。
士坦丁堡的宗教會議上遭到遣責。
　　土地既不耕種，城鄉的溝道又復失修，於是大片地帶竟因瘧疾猖撅而不堪居住；高尚與能幹的血統的出生率的降低，加上不斷的戰爭與外國人——古羅馬人中間——的管理，大概不但使每一代的許多最優秀的人死於非命，而且使優者亡而劣者存，因而使國民的平均品質降低。通常所說的明顯的軍事原因和其他原因無疑與災難有很大關係，但是經濟的混亂與外族的騷擾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北方民族推翻羅馬，與其說是野蠻人摧毀了文明，倒不如說是把已經敗滅傾頹的廢墟打掃清楚，讓將來的新的大廈好建築起來。
　　一個新的文明須從混亂中演化出來；具有一定理想和明確特性的民族必須從信奉大一統主義的腐敗帝國的多種多樣的種族中發展出來；而這些民族也必須先在社會秩序的改造以及文化特質的判定和專業化方面有很大進展，然後才能成為新的科學和科學哲學萌芽和成長的適當溫床。
　　在歐洲的某些地方，通過黑暗時期的朦朧陰影，我們可以看見知識的小草掙扎出現於陽光之中。意大利的大城市中，可能有些世俗的學校經過動盪與混亂，還繼續維持着。但修道院的興起，使人們第一次有可能過穩定安閒的生活，因而唯有在寺院中才能找到學術新生的最早的徵象。
　　由於福音故事的性質，教會的神父們不能象蔑視或無現其他世俗知識一樣蔑視醫術。救治病人是基督教的義務，而醫學也就成了復興最早的一門學科。寺院醫學起初是巫術，裡面稍微混雜一點兒古代的科學。第六世紀時本篤會教士（Benedictines）開始研究希波克拉底與蓋倫著作的綱要，他們漸漸把這些著作里的知識傳播到西方去。僧侶也是實際的農夫，他們也保存了一點農業知識。
　　佩斯東海灣那不勒斯南面薩勒諾（Salerno）城的學校是最早的非宗教的新學術發源地。從這個中心發出了許多根據希波克拉底與蓋淪的著作編纂的書籍。第九世紀時薩勒諾的醫生已很有名；到十一世紀時，他們開始讀阿拉伯書籍的譯本；他們的學校一直興盛到十二世紀才由普及於歐洲的阿拉伯醫學所代替。由於薩勒諾先是希臘的殖民地，後來又是羅馬的療養場，而且在意大利南部希臘醫學的傳統始終沒有完全中斷，所以在這裡，古代學術與現代學術的直通橋梁也可能始終沒有中斷。

　　歐洲的改造

　　不過，我們還應該指出，距離羅馬較遠的地方，也是表現出明確的新精神最早的地方。從富有詩意的愛爾蘭傳說開始的愛爾蘭、蘇格蘭及英格蘭北部的文學與藝術，由於吸收了基督教的教義，得到迅速的進展。靠了威利布羅德（Willibrord）與博尼費（Boniface）等傳教士的熱忱，這一文化連同它的一些世俗學問被傳到南方。北方的這一發展在盎格魯－薩克遜僧人賈羅的比德（Bede of Jarrow，673－735年）的著作中達到頂點。他把當時西歐所有的知識都收納在他的著作之內。他的科學主要根據普林尼的《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可是也加了一些他自己的貢獻，例如對於潮汐的觀察。他處在兩派之間，一邊是博埃修斯、卡西多拉斯、格雷哥里及塞維爾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等，受到古典派或教父派學術直接影響的拉丁注釋家，另一邊是查理大帝所設立的教會學院的學者們。後一派的領袖是約克的阿爾昆（Alcuin of York）。他對於克服把世俗學術與神聖宗教對立起來的流行觀念頗有貢獻，並且把古典知識的傳統帶到中古時代。比德用拉丁語著述，主要是為僧侶著述，但150年後文化大大擴大，阿爾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901年）親自或命人把許多拉丁書籍譯成盎格魯薩克遜的語言，於是拉丁文學的影響就進入本地的語言中。
　　那時中古時代的歐洲逐漸粗具規模。羅馬化的高盧人與蹂躪羅馬各省的強悍的條頓部落互相混合，而逐漸形成各個民族國家。從來不曾看見羅馬鷹徽的、或者羅馬人撤退了的北方各地，創造了自己的文化，甚至自己的文學，羅馬理想與羅馬文明對於它們不過是外界的和外來的影響而已。

　　阿拉伯學派

　　當歐洲學術處在極低潮的時候，在君士坦丁71堡東羅馬帝國宮庭中，在敘利亞至波斯海灣的國家中，卻保存了不少來源於希臘、羅馬與猶太的混合文化。最早的一個中心是榮迪沙帕爾（Jundi-shapur）的波斯學校，它在489年成了景教派基督徒的避難所，在529年柏拉圖學園被封、新柏拉圖派離開雅典後又成為新柏拉圖派的避難所。在這裡翻譯了希臘的書籍，尤其是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使希臘哲學與印度、敘利亞、波斯的哲學相接觸，還促進了一個醫學學派的成長。雖然處在比較孤立的狀況中，這個學派還是一直存在到第十世紀。
　　在620至650年間，在穆罕默德的鼓舞下，阿拉伯人征服了阿拉伯、敘利亞、波斯、埃及等地。一百五十年後，最著名的阿拔斯王朝哈里發訶倫－阿爾－拉西德（Harun－al－Rashid）獎勵翻譯希臘作家的著作，因而幫助促成了阿拉伯學術大時代的開始。起初進步很遲緩，因為必須創立一些適於表達哲學和科學思想的新名詞與文章結構，使之融合在敘利亞與阿拉伯的語言之中。阿拉伯人和處在阿拉伯人勢力下的民族的任務，與中世紀後期歐洲學術復興時代一樣，第一是要發現隱藏起來且被忘記的希臘知識的寶藏；第二要把他們所發現的寶藏融合在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裡面，最後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貢獻。
　　穆罕默德死後兩百年內，伊斯蘭教的神學活動極為活躍。伊壁鳩魯的原子體系和芝諾的疑難所引起的時間空間問題，刺激了穆斯林人的思想，而印度佛教的原子論對他們也不無影響。
　　根據可蘭經，安拉（Allah）創造而且主持世界，在安拉的絕對存在中，世界只有第二性的存在。這個正統的觀點，後來被新柏拉圖派和亞里斯多德派的希臘哲學及另一伊斯蘭思想學派所修改。後者把新柏拉圖派的無盡的存在環鏈及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觀念，加入到穆罕默德原來的片面泛神論之中。於是得到一個補充的觀點，即反過來，宇宙便是神。第三伊斯蘭思想學派用正統的穆罕默德的術語解釋自然，得到一個時間的理論，這個時間理論即使不是從印度佛教的原子哲學得來的，也和它類似。宇宙由完全相同的原子構成，安拉則隨時重新加以創造。空間也是原子的結構，時間由不可分的無數“此時”所組成。物性是偶有性，屬於原子，原子為安拉所創造與重新創造。如果安拉不時時重新創造，宇宙將如夢一樣消逝。物質僅由安拉的連續的意志而存在，人不過是動畫般的自動器。這樣，伊壁鳩魯的貌似無神的體系，就一變而為高度的一神教。
　　在這些具有神學意義的題材之外，顯然人們還有一種好奇心，想研究神學家認為不具有永恆性或實在性的大自然。當基督教國家的科學正在衰落時，伊斯蘭教國家的科學卻蓬勃發展起來，至八世紀後半期時，領導的地位已確定地由歐洲移到近東了。到了九世紀時，阿拉伯的醫學學校因為研究蓋倫著作的譯本而得到進步，在鍊金術所依據的原始化學方面有了顯著的新成就。
　　最早的實用化學，一方面與生活技術（如冶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製藥有關。古典時代，希臘人關於物質本性的見解，以及關於原子和基本元素的觀念，離開觀察與實驗太遠，無法歸入化學之中。一世紀亞歷山大里亞的煉金家可以說是最早認識到和探討化學問題的人。但那時以後，工作就陷於停頓，六百年後阿拉伯人才重新拾起他們的工作。
　　由於誤解亞歷山大里亞的技術的起源，後來的煉金家為自己樹立了兩大目標，而這兩個目標都是不能實現的——一是要把賤金屬變為黃金。一是要煉成能醫一切疾病的“仙丹”。他們的鑽研當然非失敗不可，不過他們卻因此得到許多可靠的化學知識，並發現了許多有用的藥品。
　　阿拉伯的煉金家從兩個來源得到他們的初步知識：一是上面說過的波斯學派，一是亞歷山大里亞希臘人的著作，一半經過敘利亞人的傳授，一半得自直接的問澤。說阿拉伯話的民族研究鍊金術有七百年的歷史，他們的工作中心先在伊拉克，後在西班牙。在他們的手裡鍊金術發展成為化學，又由他們那裡發展成為中世紀後期的歐洲化學，主要是經過西班牙的摩爾人。在有些阿拉伯著作家和他們的歐洲門徒由鍊金術進步到化學的時候，另外一些人由於不能了解亞歷山大里亞煉金家的專門知識和哲學觀點不能吸取比較新穎、比較科學的觀點，便在自己的工作中墮落到貪得無厭地追求黃金和玩弄或自欺欺人的巫術的地步。
　　最著名的阿拉伯煉金家及化學家是阿布－穆薩－札比爾－伊本－哈揚（Abu－Musa－Jabir－ibn－Haiyan）他約在776年間享有盛名。後來有許多著作以拉丁語出版，據說是一位名叫“傑伯爾”（Geber）的時代不明、身世不明的人所寫的。有人認為“傑伯爾”也就是札比爾。不過，這些著作的起源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拜特洛（Berthelot）於1893年，研究了一些阿拉伯原稿的新譯本之後，斷定札比爾的成就比傑伯爾要少得多。但霍姆亞德（Holmyard）與薩爾頓說，從還沒有翻譯過來的阿拉伯著作看來，札比爾是一位比拜特洛設想的要高明得多的化學家。他好象製造過（用現代術語講）碳酸鉛，並且由砷和銻的硫化物中分析出砷與銻；他敘述了金屬的提煉，鋼的製造，布與皮的染色，以及蒸餾醋而得到醋酸的方法。他認為當時所知的六種金屬所以不同是由於所含的硫和汞的比例不同。但是，在對他的全部阿拉伯語著作加以批判的研究，並與拉丁語的“傑伯爾”著作加以比較之前，札比爾在歷史上的地位是不易確定的。
　　在化學史上，把硫（即火）與汞（即水）看做是基本元素的觀念是十分重要的。這一觀念似乎是由於發現硫與汞化合而成鮮明的紅色硫化物而產生的。由於銀是白色的，金是黃色的，紅色必定是用比金更貴重、更根本的東西製成的。硫與汞之外，後來又加上食鹽來代表土或固體。食鹽、硫與汞為物體的基本元素的學說，代替恩培多克勒和亞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說，一直流行到波義耳在1661年發表《懷疑的化學家》（Sceptical Chymist）一書的時候。
　　科學性的化學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這表現在九世紀開始的一場關於鍊金術的真正價值的辯論上。那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Elements）與托勒密的天文著作，也翻譯成阿拉伯語了，後者的巨著，因而得到《至大論》（AImagest）這個阿拉伯名稱。希臘的幾何學與天文學於是傳到穆斯林世界。印度的數字也許是先由希臘人發明，然後傳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傳給阿拉伯人，他們又修改為所謂古巴爾（Ghubar）字體，與我們現今所用的字體更為相近。當時穆斯林人貿易很廣，因此這些方便的數字，被世界認為是阿拉伯數字，經過幾個世紀之後便代替了累贅的羅馬數字。在拉丁語中最早使用這個新數字體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間在西班牙寫成的一部手稿，但零位記號的普遍使用是更往後的事情。
　　當時，有些阿拉伯著作家為了推廣自己的著作，就把自己的著作假託是希臘人的著作。譬如阿拉伯人或敘利亞人編纂的一部關於民間傳說與巫術的文集，名叫《秘密的秘密》（secretum Secreto-rum），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分流行，當時就他稱是亞里斯多德著作的譯本。817年左右，埃德薩的約布（Job of Edessa）根據在巴格達講授的材料，寫了一部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百科詞典。這部詞典的敘利亞語的版本最近由明加納（Mingana）加以編輯並翻譯過來。
　　托勒密著作的翻譯也推動了穆斯林天文學家。穆罕默德·阿爾－巴塔尼（Muhammad al－Batani，約850年）在安提沃奇（Antioch）天文台，重新計算了春秋二分點的歲差，並製成一套新的天文表。他的工作由不像他那樣有名的學者們繼續下去。在公元1000年左右，三角學有了進步。伊本·榮尼斯（Ibn Junis）或尤納斯（Yunus）在開羅對日月食進行觀測，並加以記錄。他可算是最大的穆斯林天文學家。他的工作得到埃及國王阿爾0哈金（al-Hakim）的鼓勵。阿爾-哈金還在開羅設立學院。
　　阿拉伯科學的古典時期可以說在第十世紀，從波斯人阿布·巴克·阿爾-臘濟（Abu Bakr al-Razi）的工作開始的。此人在歐洲也被稱為布巴卡爾（Bubachar）或臘澤斯（Rhazes）。他在巴格達行過醫，編輯過許多百科全書性的教科書，其中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討論麻疹與天花。他被認為是伊斯蘭最偉大的醫生，事實上也是中世紀全世界的最偉大的醫生。他把化學應用到醫學上來，並使用了流體靜力天秤來測量物體的比重。
　　最傑出的穆斯林物理學家是伊本-阿爾-黑森（Ibn－al－Hai-tham，965－1020年）。他在埃及阿爾-哈金統治下工作過。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光學方面，在實驗方法上有很大的改進。他使用球面和拋物面返光鏡，並研究了球面象差，透鏡的放大率與大氣的折射。他增進了有關眼球和視覺過程的知識，並用有力的數學方法解決了幾何光學的問題。他的著作的拉丁語譯本，通過羅吉爾·培根與刻卜勒，對於西方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同時有一位醫學家和哲學家名叫伊本·西那（Ibn Sina）即阿維森納（Avicen-na，980－1037年）。他是布哈拉（Bokhara）城人，訪問過中央亞細亞各國的宮廷，希望得到一個安定的位置，來發展他的天才，並進行他的文學與科學的工作，但沒有成功。他對當時所知的科學都有著述。據薩爾頓說，他不相信鍊金術可使金屬突變，他以為這種變化有其根本的原因，不是改變顏色所能成功的。他的《醫典》（Canon）或醫學綱要是“古代和穆斯林全部知識的總匯”，是阿拉伯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後來這部書成了歐洲各大學的醫學教科書，直到1650年，盧萬（Louvai）與蒙特佩里耶（Montpellier）的學校還在用它，而且據說至今仍是穆斯林國家的主要醫學典籍。
　　他的一位同代人阿爾-比路尼（al-Biruni），名聲沒有他大，但智慧並不比他小。他是哲學家、天文學家及地理學家，生於973至1048年間。他進行過大地測量，他所測定的經緯度達到相當準確程度。他測量過一些寶石的比重，用水在通路中自求其水平的原理來解釋天然泉及噴水井。他對於印度的某些部分和人民有極清楚的敘述，並且寫了一篇中世紀最好的關於印度數字的論著。
　　這時阿拉伯語已經公認為研究學術的經典語言，所以凡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東西都是權威的，正如早期（和後來）時代的希臘語著作一樣。最初把阿拉伯書籍有系統地翻譯成拉丁語的是非洲人康斯坦太因（Constantine）。他在蒙特卡西諾寺（Monte Cassino）工作，從1060年直到1087年死去之時。他遊歷過薩勒諾，他的工作對於薩勒諾學校有很大影響，在這裡和其他地方，由於他的鼓舞，拉丁國家才吸收了阿拉伯人的學術。
　　可是這時阿拉伯學術的最高潮已經過去了。第十一世紀時，出現了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Omar Khayyam）的重要代數著作，和阿爾－加扎利（al-Ghazzali）的神學著作。他為伊斯蘭教所做的哲學與綜合工作，正如托馬斯·阿奎那為基督教所做的哲學和綜合工作一樣。但在這個世紀將近結束時，阿拉伯與穆斯林的學術就開始衰退，此後科學活動便主要是在歐洲了。
　　從政治方面看，由於伊斯蘭王公將領的內爭，由於原來出過很多總督、軍人及行政官員的有才幹的阿拉伯高貴世家漸次解體與毀滅，因而不可能再有安定的阿拉伯帝國出現。遼遠的省份一個一個地脫離這個軟弱、衰老、多種族的帝國，而恢復原有的民族性和政治獨立。
　　穆罕默德征服的最遠的省份是西班牙，阿拉伯文明、猶太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交流的最好的成果正是在那裡表現出來。在418至711年的三個世紀之間，一個西哥特國在西班牙建立起來，並由其京城上魯斯（Toulouse）維持法律與秩序。原來在狄托（Titus）治下由巴勒斯坦放逐到西班牙的那些塞法迪姆猶太人（SephardimJews）保存了亞歷山大里亞學術的傳統，聚集財富，並保持與東方交通暢通無阻。在711年伊斯蘭教征服西班牙後情況仍然是如此。只要他們的優越地位不受反對，阿拉伯人對於思想是寬容的，因此許多學校得以成立，可是這不是由於一般人民的擁護，而是由於有自由思想或心胸寬大的統治者的偶然的和反覆無常的眷顧。
　　西班牙-阿拉伯哲學發展的過程，與一百年後基督教學校所走的過程大致相同。他們同樣想把本國的神聖文獻與希臘哲學的學說加以調和；神學家們亦復有類似的派別競爭，一派依靠理性與理性的結論，一派信賴神的啟示或神秘的宗教經驗，兩派都否認人的理性在宗教問題上的效用。
　　正統的穆斯林經院哲學及其理性的哲理神學，主要是在巴格達活動的波斯人阿爾－加扎利創立的。同樣的見解也流行於西班牙，但西班牙－阿拉伯思想學派的真正名聲，應歸功於1126年出生訂於科多瓦（Cordova）的阿維羅伊（Averroes）的工作。雖然他對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極其尊崇，但把一種新觀念注入到宗教與哲學的關係中去。據他看來，宗教不是可以歸結為命題和教條體系的知識的一個分支，而是一種人的內向的力量，同“實證的”或實驗的科學是不同的。神學是兩者的混合。他認為對兩者來說，神學都是禍害的根源，一方面它造成了宗教與哲學不相容的錯誤印象，另一方面也用一種假科學敗壞了宗教。
　　這樣，阿維羅伊的學說與正統的基督教神學發生嚴重衝突，是不足為奇的。但儘管有人反對，特別是重要的多明我（Dominican）思想學派反對，他的語言卻能打動願意聽他的人。到了十三世紀阿維羅伊就成了意大利南部、巴黎、牛津等大學公認的權威，照羅吉爾·培根與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的意見，他可以同亞里斯多德並列為實證科學的大師。
　　那個時代的另一位重要的科多瓦人是邁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年）。他是猶太醫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與哲學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可與阿爾－加扎利的伊斯蘭經院哲學以及後來由托馬斯·阿奎那完成的基督教經院哲學相比擬的猶太經院哲學體系。邁蒙尼德想把猶太神學與希臘哲學，特別是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調和起來。他的著作在中肚紀後期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他的信徒把他的見解任意加以引伸，甚至以為聖經中敘述的全部歷史都是象徵性的，這種學說自然要引起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