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的復仇ZT |
| 送交者: TOP10 2002年12月09日17:49:54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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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復仇 那是在女真民族被蒙古滅國四百年之後，後金即將再次崛起的時代。女真各部正在東北草原為重新建立統一的女真國家而相互拼殺。不斷走向勝利的努爾哈赤部族正在為最後的統一而與一個同他們一樣勇猛善戰的部族鏖戰。飛火流石，血火無情。幾天幾夜的流血和屠殺，據說連太陽也變成血紅色了。努爾哈赤的對手最後失去了抵抗力。部族的武士和能拿起刀槍的男子也幾乎全部戰死。剩下的都是些婦孺老弱了。連只靠夜色的掩護才躲過一命的部族首領最終也沒逃過被俘的命運。在北風呼嘯的莽莽草原上，絕望的首領，眼含着怨毒，劍指着如弓的彎月，發下了一個毒誓：世上只要還有我部族最後一名女子，就能滅亡愛新覺羅氏。首領隨後揮劍自刎。勝利一方的軍隊押解着俘獲的婦女，連夜返回營地。是夜，月色無光。 在這場戰役兩百多年後的1852年，從這群被俘婦女的後裔中走出了一位年僅十七歲的年輕女子，步入了清王朝的大內深宮。她，就是葉赫那拉氏，在1861年辛酉政變之後，竟然執掌清朝大權四十八年（1861～1908），其統治中國的時間之長在清朝統治者中僅僅排在康熙（1662～1722）和乾隆（1736～1795）之後。但康熙和乾隆的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近一百多年為人稱道的康乾盛世，而慈禧在朝的這四十多年間，清朝卻喪權辱國。除了1860年之前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之外，中國又再敗於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1年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幾近被瓜分。愛新覺羅氏統治下的清朝在慈禧時代開始迅速走向敗亡。 那位戰敗的部族首領的咒語在過了幾百年之後終於實現了。這無疑是個具有西方古典宿命悲劇和東方佛教輪迴報應雙重色彩的傳說。它不僅預言了清朝的滅亡，還設計了滅亡清朝的女主角。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揣度之，其實這個包含咒語的故事並不比商朝滅亡後流傳的妲己亡商的故事高明多少。縱觀中國歷史，在幾乎所有流行的亡國故事中，差不多都有一個女人干政、女人禍國殃民的影子。但是，即使同治和光緒兩任皇帝親掌朝政，慈禧不出現於晚清的歷史舞台上，清朝也未免能逃過最終覆亡的命運，因為清朝滅亡的種子在慈禧誕生前就已種下了。連在後人編撰的近代史著作中，慈禧也同樣是“賣國”、“誤國”的同義語。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家，也和那位“部落酋長”一起變成了這個咒語的共謀者和執行者。不過，這種故事長盛不衰的背後，一方面說明中國歷來男權主義的橫行，男性同胞把“滅亡”這種“偉大”的事件歸“功”於“卑賤”的女性頭上，因為這可以無損於“偉大”的中國男性的顏面；另一方面，這類故事既神秘玄妙，但又通俗易懂，故事起到的功能不僅可以使人們逃避因追索深層答案而不得的心理痛楚，人們還可以比照他們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信仰，從中獲得共鳴並最終滿足人類天性中尋求終極和一元答案的需求。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曾論述過這種心理現象。至於歷史事實是否真得如此，人們並不關心，他們只關心一個完滿的解釋，哪怕是向壁虛構的。 到底是誰最先扣動了射殺滿清這條巨龍的扳機？如果把傳統中國王朝的興滅分為創業、守成和沒落三個階段的話，清朝在1840年，從內政而言，並沒有陷入傳統中國王朝周期循環的危機時期。雖有十八世紀末的白蓮教起義，但在嘉慶和道光年間，基本屬於王朝周期發展過程中的“守成”期而並沒有進入末世階段。即使在1840年後經歷了太平天國和西方列強發動的多次戰爭，清政府還是獨撐了六十多年。顯然導致晚清滅亡的第一推動力不是正統史家慣常認定的那樣，是內部經濟衰敗所致。當然更不是由於那位神秘的“部族最後的女性”那拉氏的“報復”引起的。給予清朝致命一擊的是西方人，是中國人近四百年蔑視和欺侮西方〔1〕的後果導致了清朝的“內外相攻”的滅亡“綜合症”。從十六世紀下半期的明帝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的清帝國，在三百多年間，“兩代”中華帝國都把正在崛起的西方視作蠻夷和“犬羊”，把一個擁有堅船利炮，正在邁向近代工業文明並虎視眈眈、一心想宰制中華的最危險的敵人竟然當作了連高麗和琉球這類的傳統藩屬都不如，中華帝國其實從明朝後期開始就已經在鋪設通往未來的末日之路了。如果真有什麼“復仇”和報應的話，也應該是“西方的復仇”導致了清朝的覆亡。 在中西關係發展史上，中國和西方曾直接或間接、時斷時續地交往過數千年〔2〕。近代西方主要是從十六世紀初期起重新進入中國的。如果我們把這一時期的中西關係略作整理，就可看到近代西方在三個多世紀中，已與中國在文化、商業、政治和軍事幾個方面作了全面的接觸。 中西文化交流在這一時期的成果，莫過於西方傳教士入華給雙方帶來的影響了。西方傳教士在十六世紀之後從海路不斷來華。到明清之際，歐洲傳教士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其中，沙勿略有首創之功，利馬竇則奠定了一百多年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基調和方式，而湯若望、南懷仁達到了天主教徒在中國所能達到的最高政治地位。西方傳教士曾一度充斥於中國的民間和宮廷。但傳教士引起的“西學東漸”，真正使中國發生變化的卻並不在宗教方面，而是在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播上。西方的天文、曆法、輿地測繪、數學、物理和機械學進入了中國的知識界。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傳教士的中介作用，中國文化也同時“西漸”歐洲。 從中西貿易交流來說，西方國家三百年來已通過各種方式把中國貨物帶到了歐美各國。葡萄牙在西方各國中是最早與中國建立商業關係的國家。在1513年葡萄牙人喬治·奧潔萊斯首航廣東沿海出售貨物後，葡人壟斷中歐貿易達半個多世紀。特別在1557年據有澳門這一立足點後，葡萄牙更是擁有了比西方其他國家遠為優越的地位。為獲得與中國貿易優厚的利潤，葡萄牙不惜以武力阻止其他西方國家與中國通商。葡萄牙人同時還在中國的福建和浙江沿海，非法進行着大規模的走私貿易。直到十八世紀以後，葡萄牙與中國的貿易量在中西貿易總額中的比例才不斷下降。西班牙是繼葡之後的第二個與中國通商的西方國家。西班牙在1571年征服菲律賓群島後，它不僅繼續以傳統的“呂宋”名義與中國進行所謂的朝貢貿易，而且從1565年到1815年的二百五十年間，由西班牙操縱的、以中國貨和華裔海員為主的跨越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洲際貿易盛極一時。荷蘭曾於1604年和1607年兩次到達廣東欲與中國通商，但被葡萄牙所阻，不久便占據澎湖島和台灣，與來往的商船貿易。後來經荷蘭再三請求通商，清政府終於允許荷蘭進行八年一貢，船隻不得超過四艘的朝貢貿易。到十七世紀後，英、法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行列。而剛獨立不久的美國，其商船“中國皇后號” 則於1784年首次使華。隨着廣州一些口岸通商貿易體系的建立，西方國家在十八世紀中期之後就主要通過廣州與中國進行商業貿易往來了。北方的俄羅斯則利用早已存在的渠道，與中國進行皮毛和茶葉貿易。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更保障了俄羅斯與中國的貿易權利。在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發展為西方各國中對華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 中西之間不僅在商業方面有了大量交流，而且在高級別的政治和軍事方面也有了直接的接觸。政治方面的交流主要表現在西方國家不斷向中國派遣使節企圖正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活動中。1521年，馬六甲的葡萄牙總督派皮來資以大使的身份來到北京。1522年，明朝新即位的世宗皇帝不僅拒絕接見，還將其押回廣州囚禁，1523年皮來資死於中國的監獄。之後，葡萄牙仍然堅持不懈地向中國派遣使節，在整個清朝前期，由葡萄牙國王或其海外總督派出的使者相繼五次出使北京〔3〕。荷蘭也在清室入關後，曾於1655年、1664年和1795年數次派遣使者，請求通商。“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儕於藩臣貢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禮”〔4〕。英國在1792年和1816年兩次分別派遣馬嘎爾尼和阿美斯特入華談判通商和駐節事宜。俄國派遣使臣於1689年與中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部分疆界。1721年，訂立的《北京條約》允許俄國使臣進駐北京。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再次劃定兩國邊界，並協定通商事宜。清朝使節也曾兩次出使俄國。 在中西之間的軍事交流方面，雙方不僅有武力對抗，而且還存在過短期的軍事合作。中西近代以來的軍事衝突從葡萄牙人進入亞洲開始。1517年，葡萄牙的八艘武裝商船炮轟珠江口。1522年，中葡之間發生了西草灣之役〔5〕。1542年，為對付私占浙江寧波進行走私貿易的葡人，明朝海陸軍兩面夾攻，據西方史料記載〔6〕，中國軍隊盡殺外國商人和教徒一萬二千人，其中葡人就有八百名。1549年，通過賄賂地方官員獲得在泉州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又一次被中國軍隊逐殺。全體五百名葡人中，倖免者僅有三十人而已。荷蘭軍隊則在1622年攻占澎湖島，1624年更東進台灣島。1662年，鄭成功的軍隊與荷蘭軍隊經過激烈戰鬥，荷蘭軍隊被驅逐出了台灣。英國商船在1637年為了到廣州附近貿易，還曾攻破中國廣東沿岸的炮台。北方的俄羅斯則早在康熙初年就已進入了中國的黑龍江流域，並在雅克薩與清軍多次發生過軍事衝突。除了上述衝突之外，中西間軍事接觸還有幾次合作。1574年到1575年間，明朝海軍曾與西班牙駐菲律賓的總督合作剿滅過中國的林風海盜武裝；明、清朝代更替之際，雙方都曾力爭西方軍事技術的援助；1681年，荷蘭海軍還幫助清軍攻下鄭氏占領的廈門。在康熙皇帝收復台灣的戰役中，清政府曾與荷蘭海軍制定過合作攻台的軍事計劃，但沒有實行。 從總體而言，這三百多年的中西交流的規模、地理範圍和內容都已超過了以往，只是交往中的另一方中國猶在夢中而渾然不覺而已。那時的中國對西方從未進行過分辨。西方各國與中國從十六世紀到1840年間的關係，在當時的中國看來，至多可被稱為中西關係而已。至於以上我們所稱的1840年前的中葡、中荷、中英或者中法關係，只是後人替祖宗從這筆“糊塗賬”中重新整理出的結果而已。這也算得上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奇事了。 西方是以一種積極、主動甚至是屈辱的方式進入東方的。面對中華帝國築起的堅固外殼，近代西方採用各種靈活和變通的辦法打入中國。西方傳教士身着儒服，利用中國傳統中“天”的概念傳播天主教思想；西方商人把他們的貿易活動巧妙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中；這一時期中的西方使節除了英國外，大多數都在北京實施着西方人看來是奇恥大辱的“三跪九叩”禮儀；西方也間或採取海盜式的軍事襲擊和占領沿海島嶼來入寇中國。西方雖然在此時的中西關係中看似屈從於中國，但是，西方也正是通過這三百多年與中國的親身接觸，使一個曾經只在西方人夢想中才存在過的國度〔7〕逐漸褪去了浪漫的色彩，神秘中國的面紗終於被來自大西洋的海風撩起。到十九世紀時，中國的文化、地理、政治制度、經濟、民族、歷史諸因素對西方而言已經如數家珍了。歐洲從1702年至1776年共出版了三十四卷《耶穌會士書簡》，收集了傳教士記述的大量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和民眾生活等內容。這些後來成了歐洲漢學研究的基礎。在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更被譽為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並被譯成多種文字，風行歐洲。經由傳教士媒介進入歐洲的中國儒家思想中的無神思想還變成了歐洲啟蒙思想家改造中世紀神學的銳利武器。孔夫子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徵。中國的康熙（法國傳教士白晉撰寫的《康熙傳》流傳歐洲）成了歐洲人心目中模範君主和開明專制的典範。中國的戲劇《趙氏孤兒》被改編為《中國孤兒》在歐洲舞台上演。糅合了中國園林風格的洛柯柯風格在歐洲也曾風靡一時〔8〕。 當然，西方同樣也了解到了中國的弱點：對於中國的政治制度，盧梭和孟德斯鳩曾經非常正確地指出了中國專制制度的危害性。對於中國的軍事實力，早在1586年，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徹斯在呈給國王腓力浦二世的備忘錄《論征服中國》中，就已指出中國軍事力量的虛弱，認為只消有一萬至一萬二千名士兵就足夠征服中國了。1676年俄國出使清政府的大使尼果賴也認為一支不大的歐洲軍隊就可把中國征服。1788年，一位法國軍官在寫給法國海軍部的信中相信，“用四艘戰艦和幾隻補給船在呂宋島供給，就可把中國海軍擊垮”。而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並在中國沿海作過考察的郭士德更得出結論：“全中國一千隻師船，不堪一隻西方兵艦一擊。”後來英軍在鴉片戰爭中進攻和登陸的地點主要就是參照了他實地考察中國得來的情報〔9〕。 但是，中國和西方從這種中西交流中獲得的經驗和效果是完全不對稱的。中國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以一種積極和主動的態度去探索和了解過對方，並且仍然以對待傳統“蠻夷”的政策來對待崛起的西方。中國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這種獨一無二的“世界”觀源於根深蒂固的華夷秩序理論。在《尚書》之《禹貢》篇中闡述的“五服”理論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中的“九服”說，是華夷等級秩序論的雛形。“五服”中最外的 “荒服”和“九服”中的“藩服”兩個區域，屬“夷”不屬“夏”，這是一片“文明沙漠區”。從漢代開始，《尚書》和《周禮》被列為儒家經典，其中宣揚的觀點轉變為正統的意識形態，影響了之後歷代中國王朝的邊疆政策。而明清兩代奉為儒家經典解釋權威的南宋碩儒朱熹，更是把世間萬物從高向低分類為“漢人”、“蠻夷”、“畜類”、“植物”、“礦物”五級，蠻夷僅僅是“牲畜”向“人”過渡的中間狀態而已。“漢人似乎在遠古時代就執着於把外族人與牲畜相類比。”〔10〕在反映這種華夷觀念的傳統朝貢體系中，中華、朝貢國和“化外”國分別代表着光明、微明和黑暗三個文明層次。在光明四射的中央之國看來，西方只是這一序列中屬於第三等級和黑暗中的化外國，是“犬羊之勢”和“虎狼之心”〔11〕，其地位充其量是蹲在天朝大門口的幾隻狗而已。它們眼睛盯着中央王國門內豐盈的物產垂涎欲滴。如果馴順，天朝施恩幾根啃剩的肉骨頭（即撫夷政策）；如果僭越本分，竟要擠入門內和主人爭搶食物，主人就要揮鞭驅逐了（剿夷政策）。現代歷史學家通常用什麼“閉關”、“開放”來論述這一時期的對外政策，其實明清統治者哪有什麼現代國際體系下才擁有的這些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剿夷”和“撫夷”兩種概念。所謂的時 “開”時“閉”，不過是時“剿”和時“撫”而已。因為“光明”對“黑暗”是無所謂“開” 和“閉”的。 正是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觀，形成了中國各統一王朝處理對外關係的模式和政策，也導致了清政府以看待傳統夷狄的眼光來對待西方，以至於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與中國交往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優越之處。有事實表明，中國那時也的確看到了西方在軍事技術和科學知識兩方面的優越性。明清兩代在許多軍事活動中，由於充分認識到了西方銃炮的威力而開始利用歐洲人的軍事技術（主要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西方傳教士南懷仁曾經編輯《神武圖說》一書，以文、圖兩種方式詳解西方銃炮原理，並把此書獻給康熙。但中國頑固地認為這些只屬於“奇技淫巧”的範圍，以至長期以來對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沒有大規模地引進。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軍隊大多還使用着弓矢刀矛之類的冷兵器。鴉片戰爭中，西方軍隊僅靠幾艘兵船、幾尊大炮和幾千軍士就可打敗幾十萬中國軍隊，武器落後是清朝戰敗的重要原因。至於西方人在中國周邊和外圍顯示出的優勢力量，中國對之更是一頭霧水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已在三四百年間先後突入了中國的外圍地區，並把集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四位一體的西方文明完整地展現在東南亞和南亞。東南亞的霸主歷經葡、西、荷、英，其地區霸權已幾經易手。而南亞的霸主也最終歸於英國。對於發生在家門口的這些事變，明、清政府雖有所耳聞，甚至明朝政府對馬六甲的政局變化還曾一度口頭干預過，而在1751年，清朝的福建巡撫對東南亞的最新局勢還向清政府作過報告，但明朝和滿清統治者基本上採取“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的態度。至於這些“蠻夷”從何方來，意欲何為，天朝上國就幾乎“不知秦漢，更無論魏晉”了。 更為驚奇的是，就是這個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幾方面同中國已作了三百多年交流的對手，中國的主要社會精英竟然連它們的國家名號都沒有分辨清楚，更甭論這些國家的地理方位、政治制度和歷史沿革了。這期間中國的“世界”地理知識最多局限於傳統的“西域”（中亞）、“南海”（東南亞和印度）和東夷（日本、朝鮮和琉球）範圍。“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於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徒知侈中華，未睹瀛環之大”〔12〕。清人張廷玉所編的《明史》中雖然錄有“意大里亞”、“佛郎機”、“和蘭”和“呂宋”等四個歐洲國家的名稱〔13〕，但也只知在“大西洋”中。後來經過禮部官員“查證”，“《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的記載，因而這個“大西洋”的信息最後變成 “荒渺莫考”，或“其真偽不可考”了〔14〕。至於“佛郎機”一名，在中國的史籍和各類著作中，竟然包含三個國家和一種武器四種含意。由於中國長期分辨不清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因而一律把它們通稱為“佛郎機”。後來又添了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在法國來華後，由於“法蘭西”與“佛郎機”讀音相近，法國一度也被稱為“佛郎機”。以至於來華最早最久而且占領了中國領土幾百年的葡萄牙人也只好按照中國的地名被稱為“澳門夷”了。所有來華的歐洲人因而有時也被籠統地稱為“西洋澳夷”。其實利馬竇所著的《萬國全圖》，早已給中國人指出世界存在有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了。另一部由西方傳教士艾儒略所著的、經楊廷筠潤色的《職方外紀》，於1623年在中國出版。這是匯集了十七世紀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著作。書中更為詳盡地記述了世界五大洲國家的風物和歷史，還特意記下了由東、西兩個方向經海路來華的路線。但中國知識界主流在明清兩代一直繼續漠視甚至嘲諷和抨擊書中展現出的“新知識”。“直氣人以其目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算。其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15〕在清代《四庫提要》中則稱其“所述多奇異，似不免多誇飾”。在乾隆年間修纂的《皇朝文獻通考》對世界的描述仍然是：“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16〕中國對西方人的類別不僅不能，而且也不願分別。其實，在海路已經大開，西方人已作環球航行之後，中國只須派遣一支艦隊或幾艘商船出訪就可證實西方傳教士們書裡敘述的“新知識”，並完全破除中國長期以來擁有的這種腐舊的地理概念。雖然明清兩代西方國家的使者、商人、教士來華甚多，但中國三百多年間竟然未有一次主動浮海前往歐洲和美洲“新世界”。連席捲亞洲和美洲並引起中國國內白銀價格比值發生重大變化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這一在世界航運史和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當時中國官方竟然毫無察覺，以至在中國史書中無片言記錄。 中國與西方交往幾百年而不願也不必費心知道它們的準確的居所和名稱。因為它們必定是中國之外的茫茫大海中寸草不生的僻遠荒島，其人民也根本不配“文明人”的稱號，充其量是生番、紅毛夷和大腳怪。“和蘭，又名紅毛番……其人深目長鼻，發眉皆赤，足長尺二寸。”〔17〕這是堂堂的中國正史中對荷蘭人的描述。對於後期才來到廣州的英國人，中國人也搞不清他們的來路，而一律稱其為“紅毛鬼”或“番鬼”。詩人就曾有“時時番鬼笑，色色海人眠”〔18〕之詩句。該詩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常常聽到洋鬼子們在咯咯壞笑，從海上來的亂七八糟的妖人在呼呼睡覺。”中國書籍中對西人的國名、人名記載本來就語焉不詳，數量很少，有時籠統記作“夷人”、“夷酋”或“夷首”，即使有所記載，也極盡中國象形文字的優點來侮辱之：“英吉利”這一國名寫作“咭唎”，英國人的姓名被記作“啵唧”、“啞哩兔”、“嗎嗄呢”、“嗎庚哆嘶”、“喀喇生”，“法國”為“咈國”，法國人的姓名有“味的哩”、“嗒喚”等，英國的船名則有“咘”……而在十六世紀中期一位主持剿滅葡萄牙走私商人的一份戰報中，記下了如下西洋俘虜的名稱：浪沙羅的嗶咧、兀亮哵咧、喇噠、哈得哩、鵝必牛〔19〕。這些“老外”個個都像張着嚎啕大“口”、等待餵養的野獸〔20〕。真應該感謝倉頡給我們造出了這麼有特色的文字。每每想到“華人與狗”時，我們心頭難免恨意綿綿，但我們的老祖宗對西方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那時的“我們”何時又把“他們”當人看過。直到1858年6月，在中國與英國簽訂的城下之盟“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中，英國人仍然對中國這一“絕妙之招”耿耿於懷，終於以大英政府的名義鄭重其事地告誡中國人民：“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21〕由於西方各國在中國都享有最惠國待遇，一人成仙，雞犬升天，從此其他西方國家也像英國一樣，起碼在中國官方的文書中可以連帶着被免除這種從文字上虐待他們的境遇了。 如果以上所述還僅停留在觀念範疇，而在實踐中清政府更有一套對付外國人的措施。隨着十八世紀中葉廣州口岸通商貿易制度（the canton system）的基本確立，清政府也不斷完善了對外國人的“管理”。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先後制定過《防夷五事》（1759）、《防夷四查》（1777）、《防範夷人章程六條》（1831）、《防範夷人新規八條》（1835）等規範西方人行為的各種章程。這些規定從西方人的飲食起居，直到性生活，事無巨細，悉數包括：外商只許在貿易季節的夏秋兩季居住在廣州的“夷館”，平常不得隨意外出；只有每月“逢八”（初八、十八和廿八）才可由專人引領到河南“花地”出遊一次；到冬季時必須回到澳門過冬；外國婦女不准進入廣州城；禁止外國人僱人傳遞信息；外國人不得直接向官府申訴冤屈；外國人不得學習漢語……其中除一條“外國兵船不得進入內洋”是正常規定外，其餘的規定不僅使西方人像候鳥一樣的被驅逐，而且在廣州居住期間幾乎等於把西方人軟禁了起來。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大綱》一書裡，講了一則“鞋子和毒藥”的逸事〔22〕：十九世紀在廣東居住的英國新教傳教士馬里遜，曾經聘請過一位中文語言教師來學習漢語。這位中國教師每次授課前的準備工作並不是編寫講義，而是要在身上攜帶一隻鞋子，懷揣一瓶毒藥。噫！這位老師一定是想用這瓶毒藥去謀財害命，再多準備一隻鞋子以備逃亡之用。你猜錯了。其實，鞋子只是一種道具而已，僅表明他是去買鞋的，而不是去給“老外”教漢語的。懷揣毒藥是以防萬一的，官府如若查出，他好儘快吞藥畏罪自盡。這種材料真可要比當代相聲更令人捧腹了。西方人當然也曾經企圖與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來保障通商利益和外國公民的權利,但這些嘗試無一取得成功。中國以一種主奴關係與這些新興的“蠻夷”打着交道。中國人可以把私自入華的西洋商人作為匪徒全部剿滅，可以把西方派往中國的使節關在中國監獄,甚至去北京申冤的外國商人都會遭到被拘禁的命運（如轟動一時的1759年洪仁輝案）。1787年曾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拉佩魯斯後來寫到：“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着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23〕康有為在評價這一階段的中西關係時，也認為“當時之中國，何其倨也！”〔24〕 西方花了三百多年,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全面了解了中國,西方內部的發展和外部的擴張卻從來沒有受到來自幾乎統治全球半壁河山的中華帝國的任何干擾。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夕，葡萄牙（從十六世紀起）、荷蘭（從十七世紀起）、英國（主要從十八世紀起）和法國（從十八世紀起）經印度洋從西而來，西班牙（從十六世紀起）、美國（從十八世紀末起）經太平洋從東而來，俄羅斯（從十七世紀下半期起）則經陸路從西北而來。這三股力量最終形成了西方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態勢。西方人不斷積累下的有關中國的知識再加上自身力量的不斷增長，此時已經完全可以構成對中國致命一擊了，剩下的只是等待和選擇對中國下手的時機而已。 但機遇是平等的。西方也給了三百多年的時間讓中國了解他們，這等於西方人給了中國三百多年的預警時間。這一預警期不可謂不長，給予中國方面的徵兆不可謂不多。但中國人除了對耶穌會士帶來的科學和西方技術有選擇的表示過一時的興趣外，對這個崛起的新興西方世界的認識還遠沒有超出對中國周邊傳統“蠻夷”的認知水平。這當然與強大的思想傳統有關，但也與明清兩朝先天的缺陷相關：明朝是以推翻“外族”元朝起家的，從發動反元戰爭到重新建立漢人統治，它一直都是以復興漢家天下，驅逐蠻夷和強化中國傳統作為其不二法門的原則和既定國策的。清朝則是相反的情況。由於本身出自於“蠻夷”，強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統治者更加宣揚和實施包括“華夷論”在內的中國傳統，用來加強統治中國的正統性和合法性〔25〕。明清兩代統治者由於各自特殊的國情，比過去各朝代顯得更加確信儒家價值觀，這也使得他們更加固守傳統和極端排外，以至面對外部世界的變化，其反應變得遲鈍和麻木。此外，中華歷代帝國都是大陸帝國，中國歷來的國防重點都強調“陸權”，國防經驗也全部來自陸疆，北部和西北邊疆才是統治者最為關心的。對於近代“海權”的認識，中國乏善可陳。元朝雖然也曾越海東征日本，但也只是一個失敗的記錄。明朝的“平倭”軍事行動，也僅是作為剿滅海盜的戰鬥載入史冊而已。因而，在中國看來，從東南舶海而來、無根無據、漂泊不定的西洋番鬼，中國只需實行封鎖沿岸的海禁政策即可奏效，這也是中國對來自“海洋威脅”的惟一的對策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導致了三百多年來中國對從海面而來的西方盲目地排拒、輕視，並構成了從制度和觀念上來對付西方挑戰的主要障礙。 正是這種觀念、政策同現實的背離、脫節，使中國的領袖人物對於災難的降臨毫無準備，清帝國也最終走向了毀滅的深淵。“有史以來，還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如此缺乏根據。”〔26〕正是中國的傲慢和自負使自己錯過了主動適應“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機會，中國最終也失去了從容應對變局和漸變式革新的歷史機遇。中國這種隔絕於外部世界的時間越長，“當這個最後的巨大的獨立歷史單位的文化藩籬被打碎時，它所感到的震動就越劇烈”〔27〕，而中國復興所需的代價就愈大。鴉片戰爭後中國一個世紀多的紛爭不息和動盪不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歷史學家有時傾向於把在亞歐大陸北部興起的各種游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多次衝擊，當作是“上帝”派來懲罰古代文明世界的工具，古代文明因而經常受到“上帝之鞭”的清洗和蕩滌〔28〕，但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歷史最終選擇了工業世界的西方作為“報復”中國的工具。西方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第一次成了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上帝之鞭”（the Gods scourge）。當然，西方比北方蠻族更進一步者，它不僅使中國傳統的王朝走向沒落，更使中國的文化也首次面臨危機。顧炎武曾作過區分〔29〕，認為朝代滅亡為“亡國”，文化衰亡為“亡天下”。然中國歷史上的朝代興替，其中包含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它只涉及“亡國”層面，還遠未達到“亡天下”的局面。可在清末卻面臨“國”與“天下”皆亡之局面，清代的衰亡即使還有部分內部王朝周期衰敗的因素在作祟，但中國文明在清末從總體上迅速走向衰落，西方對傳統中國發出嚴峻的挑戰卻是主要原因。 到鴉片戰爭前夕，被范文瀾先生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睜開眼睛”看到的，其實都是些陌生的“老面孔”了。在經過三百多年的被“視而不見”後，西方開始了它們的“復仇”行動：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1841年5月23日，英國汽船“復仇神”號〔30〕（the Nemesis）逆江進入廣州城；1842年中國戰敗，與西方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三百多年前，中國對西方以朝貢體系中“天朝”對“蠻夷”的一種不平等的關係開始；三百多年後，西方對中國又以條約體系中強國對弱國的另一種不平等關係來代替。行文至此，我們不由得感嘆，歷史發展之“絲絲入扣”，還真的有些報應不爽的意味啊！ 差點忘記，三百多年的中西交流，對於中國而言，也並非一片空白，它促使在明清兩代中各產生了一部極端排外的“中外交流史”名著：明末徐昌治的《聖朝破邪集》和清初楊光先的《不得已》，這已是題外話了，不說也罷。 注釋： 〔1〕中國古代文獻中所指的“西方”一般主要指現今的中亞或印度。本文中的“西方”都特指近代以來的歐美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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