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沒有讀到馮友蘭先生的最後遺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只從有關馮先生的傳記和年譜中得到一些粗淺的了解，馮先生晚年寫了一本不能出版的書，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張畢來、丁石孫等7名政協委員向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提出提案，呼籲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宗璞為此還給有關領導寫過信，但最終不了了之。人世蒼茫，想到當年馮友蘭先生的無奈選擇，再看今日馮先生的執著，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馮先生如果沒有晚年這部書，也許我們不會更深地理解馮先生。或者說句大不敬的話，要是馮先生不得長壽，那不知會有多少誤解留存世間。馮先生雖有無奈的時候，但他也終有不需要應付，不需要為誰服務的時候。馮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儘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麼沉重。在《新編》第七冊的“自序”中，馮先生說：“在寫八十一章的時候，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並且對朋友們說：‘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書達數百卷，沒有人為他出版，幾百年以後，終於出版了，此所謂‘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性格中的弱點，西南聯大時有一件小事可見。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說：“一日，有兩學生赴延安，諸生集會歡迎。擇露天一場地舉行，邀芝生與余赴會演講，以資鼓勵。芝生先發言，對赴延安兩生倍加獎許。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需安心讀書。不啻語語針對芝生而發。謂青年為國棟梁，乃指此後言非指當前言。若非諸生努力讀書，能求上進，豈今日諸生便即為國家之棟梁乎。今日國家困難萬狀，中央政府又自武漢退出，國家需才擔任艱巨，標準當更提高。目前前線有人，不待在學青年去參加。況延安亦仍在後方，非前線。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會後，余歸室。芝生即來，謂君勸請生留校安心讀書，其言則是。但不該對赴延安兩生加以責備。余謂，如君獎許兩生赴延安，又焉得勸諸生留校讀書。有此兩條路，擺在前面，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如君兩可之見，豈不仍待諸生之選擇。余決不以為然。兩人力辯。芝生終於不歡而去。然芝生以後仍攜其新成未刊稿來盼余批評，此亦難得。”馮先生比之錢穆，用今天的話，比較活絡。
　　馮先生又是懦弱的，這種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種壓力。這也有一例可舉。1951年，馮先生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赴印度訪問。在德里大學見到他在西南聯大的好友、當年的訓導主任查良釗，不但沒有說話，而且立刻迴避。後來查良釗在《憶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憶了此事。當時他怕馮友蘭有不便之處，便提前寫了個便條給他。說：“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學相遇，恰值西南聯大第十四周年紀念日，盼望吾兄歸去後向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和當年同事們代我致意。弟，良釗，11月1日。”可當馮友蘭見到查良釗時，他們幾個沒和任何一個人打招呼，就匆匆離開了會場，讓當時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驚。當時負責會議的人說：“這像我們東方人的禮俗和習慣嗎？’我真不懂。”因為查良釗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訪問，後未回大陸，而去了台灣。當時在國際場合，有紀律規定，不能和台灣方面的人同時出現在一個場合，可見一個時代的精神氛圍。《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提到此次出訪。當時印度德里大學要授予馮先生名譽博土學位，馮為接受與否，曾請示了外交部。當普拉沙德總統介紹馮先生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及“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當即致電代表團，謂此介紹有問題，先生應於適當時機予以更正。所以隨後在加爾各答訪問並講演時，馮先生講的是“新中國的哲學”，並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這是50年代初馮友蘭先生的經歷，想來不會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陰影。
　　“文革”初期，馮先生本來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於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隨口說到：“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歲月里，隨口提到的馮友蘭和翦伯贊，都因了這句話而改變了命運。雖然翦伯贊不久後自殺了，但據說在他死後身上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是感激抑或諷刺？
　　有了這樣的經歷，誰能不怕呢？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