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行良方（一）
蘆笛
一、必要性與可行性
老金的妙文凸顯了這兩個問題：給貓掛鈴鐺是必要的，但是不可行。恰好昨天跟朋友聊天提到了這倆問題。他認為，促進國共合作，在大陸實行兩黨制，我黨有意扶植國民黨成為反對黨，乃是實現中國民主轉型的良方。如此即可引入一個現成的外來西式政黨模式，避免草根民主的種種摸索，又能引入一個沒有60年積怨的清新反對黨，能避開我黨對“窮棒子翻身”階級報復的入骨恐懼，脫出冤冤相報的“翻燒餅”循環。因此，這的確不失為解決中國社會轉型難題的良方。
我說，這前景聽上去確實誘人，然而恐怕沒有多少可行性。共產主義天堂的美麗前景也很誘人，可惜沒有可行性。他反駁道，共產主義光從理論上論證便知道它逆天行事，必然要失敗，國共合作可不是這麼回事，它是可行的，並不需要逆天行事。你那麼多文章，談來談去最後的結論就是無解，中國只能一天天爛下去，總不能就這麼算了吧？難道咱們分析來分析去，最後就是這麼一個悲觀結論？
我語塞，想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他老人家又教導我們：“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確如此，如果凡事都往倒霉處想，那一定不會辦成任何事。80年代初有的經濟學家研究怎麼從斯大林指令經濟的死套里鑽出來，最後的結論是不可能，因為那意味着把煮熟的鴨子變成活鴨子，最後老鄧也沒什麼理論，靠摸着石頭過河，不也摸出了令全世界經濟學大腕們跌破眼鏡的經濟奇蹟？所以，我這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此後我又想到這可行性的問題，特別琢磨了“國共第三次合作”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異同。最後覺得社會學裡的“可行性”與自然科學裡的“可行性”是兩回事。
這其實已經在《社會設計的基本原理》中講過了。在自然科學裡，可行與否，能根據已知定律輕易判定，例如永動機違反能量守恆定律，那就是不可行的。但社會學工程的可行性絕不會這麼簡單明快，其實沒有什麼絕對不可行的事，例如共產主義理想逆天行事，壓制人類私慾，因此缺乏活力與生機，但共黨社會並不是不能建立起來，也不是不能維持下去。傳統社會也逆天行事，壓制人類私慾，缺乏活力與生機，不也曾隆隆運轉了幾千年？它們之所以垮掉，乃是有了美帝作參照物，使得統治者不可能長期壓制人民的私慾。若沒有西方社會作對照，則今日中國一定還生活在男耕女織的田園詩中，而老蘆此刻正在“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以，預估社會改造工程可行性的難度，要比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大得多。
恰好老金今日提醒了大家這必要性與可行性的問題。在我看來那難題在於，掛鈴鐺在老鼠看來很有必要，在貓看來毫無必要。掛鈴鐺在物理學上來說完全可行，並非鍊金術，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除了貓的主人，誰也沒那本事。中國的問題似乎也類此，大家覺得那社會實在爛污，危機四伏，很有必要效法西方改革，但這只是一小撮“先知鴨”的杞憂，漫說我黨未必會有這種危機感，即使是小屁民，很多人也十分海皮，並不願意為了某些抽象的概念放棄手中的實際利益，而且還非常害怕改革可能招來動亂。愛國憤青們就更不用說了，人家正豪情滿懷地準備去征服腐朽垂死沒落的資本主義西方，把世界從災難中拯救出來呢，哪會相信您的危言聳聽？至於可行性就更不用說了，那跟掛鈴鐺是一回事，那麼做的唯一可能是獲得貓王同意。
所以，對中國問題而言，所謂“必要性”，就是我黨覺得有必要，而所謂“可行性”，就是我黨同意那麼辦。如果我黨不同意，那就無論百姓覺得怎麼必要，也無可能實行。在那種極權體制下，我黨是個綱，綱舉目張，乃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我不同意老看“在黨內打轉轉好像不是辦法”的觀點，堅持認為共黨，只有共黨，才是決定中國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我黨若不同意，再合理的改革方案也沒戲。因此，我覺得最需要的，還是說動我黨看到自己與人民長遠利益的交集點，為此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
二、貓鼠的共同利益
老金引用的寓言是文學比喻，當然就有與類比對象不相符合的問題。這我在批阿隨的狼羊律時已經說過了，自然界的狼不會被羊吃掉，用不着擔心羊們武裝起義。貓與鼠也有這個問題。此外，社會上的“貓”和“鼠”並不光是個吃與被吃的問題，也不光是生態平衡問題，兩者之間還有共同利益存在。要是“貓”看不到這點，把國家弄砸了，天塌下來砸死的不光是“老鼠”。實際上“貓”的個頭大，相對死亡比例恐怕要“老鼠”的多得多。因此，賢明的“貓王”，就是能看到“貓鼠”共同的長遠利益，着眼於此而大膽改革的同志。
那麼，什麼是貓與鼠的最大的共同利益？避免共黨因內訌而失去了對大局的控制，以致天下大亂。
這一點，除了倒共人士之外，各派人士恐怕都能達成共識吧？我黨動輒用動亂嚇唬百姓，並非毫無道理，蓋他們辛辛苦苦六十年，就幹了三件事：
第一，徹底摧毀了一切形式的民間社會，包括獨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鄉間宗法組織等等，實行社會“原子化”，將每個人都編織入唯一的組織網絡——中共的操控權力網，使得我黨成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唯一力量，隔開乘客與大海的唯一的船殼，一旦破裂立即就是滅頂之災。傳統社會亂世中尚能維持微觀太平的“土圍子”（亦即實行宗法自治的鄉村）已經成了永不再現的歷史。這就是說，沒有世外桃源，更無諾亞方舟，一旦動亂發生，很可能會迅速蔓延全國，無人能置身事外，躲過災難。
第二，徹底掃蕩了一切傳統道德，無論是新道德還是舊道德，統統掃地以盡，人民從一切形式的道德自律中徹底解放出來，毫無底線可言，全靠我黨的強大專政機器震懾。一旦這威懾力失去，則毫無自我約束的13億兇猛動物會做出什麼事來，誰都不敢想象。
當然，老金和老看都引汶川地震中人民群眾顯示出的人道情懷，作為人民素質並不差的有力證明。不過在我這cynical的人看來，那瞬間內的善良恐怕認不得真。這種場合有群體催眠的巨大效應在內：人們為某種莊嚴的情緒左右，在短期內會顯得非常聖潔，惜乎不能持久。八九學運期間，偉大的北京人民也神聖了一把，甚至連小偷都一度絕跡，至今為民主革命家們津津樂道。他們不知道這是群體催眠效應，幾乎所有的革命初期都有這種“群體聖賢階段”發生，可惜非但不能持久，還會“走向反面”。
如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革命乃是全民道德崩壞的最強大的催化劑。和後來的大戲好戲比起來，辛亥革命算是最溫和最文明的了，然而它也引出了前所未見的道德崩潰。連參與革命的李宗仁都不能不承認，革命暴發戶在短期內便迅速地從志士變為貪得無厭的匪徒。其與老官僚如陸榮廷輩的最大區別，乃是老官僚還非常尊重學者和讀書人，鄙視黑道流氓，絕不會引為同道，而辛亥革命的一個豐碩成果，是將杜月笙、黃金榮之類流氓堂而皇之地引入政界。中國人在驟然失去皇帝的同時，也驟然失去了對一切抽象權威（亦即不以赤裸裸的暴力出現的權威）的尊重，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崩壞，以致梁漱溟的父親和王國維先生竟因綱紀廢弛、倫理崩潰而自殺。這種殉道者的悲憤情懷，絕不是如今的中國人可以想見、可以理解的。如今國內的右憤常將共產中國稱為“後清”，個人認為那是對大清的嚴重侮辱，也嚴重低估了或抹煞了朝野自晚清以來的巨大倒退。
第三，徹底逆轉了晚清以來的文明化進程，使得中國成了世界上最不講究規則的爛污野蠻國家。
我反覆強調過，什麼是文明？尊重規則、嚴格按規則辦事就是文明。不幸的是，中國在近現代以來一直發生的不是文明化而是野蠻化，也就是反覆踐踏規則，反覆向全民演示“槍桿子裡面出合法性，出真理，出道義”，最後終於使得暴力成了裁決一切問題的終極權威。
傳統中國本來就不是西式契約社會，國人本無尊重契約權威、嚴格按共同商定的規矩辦事的習慣。因此，唯一可行的文明化道路是實行君主立憲制，借君王權威來作為契約權威的過渡物。如辜鴻銘準確觀察到的那樣，如果說是“法律”，百姓根本不會當回事。但如果說是“王法”，則百姓只會兩股戰戰，凜遵無違。可惜孫大炮那民主蟊賊反其道而行之，首創“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光輝道路，一再踢翻賭桌，掏出槍來大搶賭資，致使民國遊戲終於流產。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是孫大炮的錯，他不過是個最壞最有影響力的壞榜樣而已，效法者大有人在，而這就決定了民國的悲劇結局。平心而論，如張鳴教授觀察到的那樣，無論是袁世凱，是段祺瑞，是曹錕，開頭都還是想竭力遵守規則，把那民國遊戲玩下去的。然而政敵們就是要跟他們對着幹。最後便成了“守規則寸步難行，靠暴力橫行霸道暢通無阻”的逆向篩選機制，民國曆袁世凱、皖系、直系、奉系，每四年下一個大台階，最後就連國會都沒有了，由張老鬍子做大元帥，實行赤裸裸的武力統治。中國民主化的嘗試，便因政客們和軍人們不知道尊重遊戲規則而流產。
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中國後，雖然天下是靠暴力搶來的，好歹先總統蔣公聽了胡適的勸告，不顧胡漢民反對，制定了《訓政時期約法》。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區別，就是那不是旨在欺騙人民，糊弄自己的“逆規則”，而是名副其實、可以操作的真規則。國民黨說白了，他們搞的是黨治，不是民治；成立的是黨國，不是民國；實行的是主權在黨，不是主權在民。這雖然是個壞規則，但總比無規則要強上一萬倍。
可惜訓政結束，憲政開始沒幾天，民國便被我黨徹底傾覆，中國從此進入了實行史無前例的“逆規則”（＝無規則）的空前野蠻時代。這不但構成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而且成了我黨的死穴。只要黨員同志們信奉“力強者勝”的叢林哲學，大規模內訌就始終有可能發生，我黨就永遠是個潛在的最大亂源，中國就永遠是個潛在的亂邦危邦，這就是懸掛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頭上的達摩老祖劍。
由此不難看出，“逆規則即無規則”（倒有點像文革時期批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就是黨國最大的弊端，對人民而言，它構成了中國實現文明轉型的最大障礙；對我黨而言，它始終是能把黨中央炸上西天的定時炸彈。一旦敬愛的黨中央上了西天，則將有大批人民陪同殉葬。因此，如何拆除那定時炸彈引信，從制定壞規則開始，逐步建立規則權威，就是貓鼠的共同利益所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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