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今天回廣州，估計有一段時間不會回來。

　　和儀從小就認識，她的二哥是我的同學，儀那時候很崇拜她的二哥，自然就順便把她二哥的朋友都崇拜一遍。

　　我和儀其實不是很熟悉，記得讀完大學後回到廣州，那時我在電視台做一個關於電影的節目，無意中在攝影棚見過儀，還是她先叫的我，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眼前這個亭亭玉立的女孩，和小時候那個扎着兩隻“指天椒”的黃毛丫頭聯繫起來，儀那時在電視台當記者，很青春很陽光，身邊不乏追求者。

　　儀後來怎麼出的國我不知道，我是來到加拿大之後，偶然在一次社團活動中碰見她，此時的儀已沒有那種青春的氣息，無論談吐穿着，給我的感覺是很消極的樣子。有幾次我問起她這種狀態的緣因，她都沒有放開來說。我只知道儀是嫁過來的，丈夫是一台灣人，比她大10多歲，而且經常不在多倫多，是“太空人”。

　　儀在加拿大的生活，大概是很多國內女孩子羨慕的生活，比如有車，比如住在別墅里，比如可以不用工作，整天不是去讀讀書，就是約朋友喝喝茶。

　　但儀覺得很不開心，這是儀告訴我的。

　　去年秋暮，我和朋友去看儀，儀當時剛好懷上了孩子，早孕反應得很利害，看見她一個人忙上忙下，我們都很心疼，囑她這個時候很容易流產，凡事要小心些，最好通知丈夫回來照顧一下。儀聽我們這麼說，眼淚不停地往下流。儀說孩子不準備要了，我們聽了很驚訝，但不敢問緣因，畢竟這是別人的家事。到了告別時，我很小心地問儀：真的決定了，儀點點頭，哭得更加傷心，見狀我只好表現出很理解的樣子勸解她“這樣也好的，你還年輕麻，來日方長，等事業定下來了，再生10個8個不成問題。”

　　那些天我們一直很耽心儀，早晚都要通通電話了解情況。知道家庭醫生為她安排了專科醫生檢查並且定了3個月後做流產手術，很為儀的身體特別是精神上的承受力擔憂。期間我問過儀，不能提早些做了嗎？早做了，早了一件事。儀聽了輕嘆着說，你也不是第一天移民過來，這裡的醫療就是這樣子的，你能奈何他們？

　　儀有天早上給我公司來電話，她問“離醫生安排的手術時間還有1個月，可是我這10多天一直在流血，會有事嗎？”我聽儀這麼說大吃一驚，趕緊叫她去找專科醫生。到了晚上下班後我再給儀打電話時，儀在家已疲憊得幾乎說不出話。我問她找到專科醫生沒有，她說專科醫生的秘書根本不安排她和專科醫生直接對話，說如果有生命危險就去看急症，如果沒有危險就按專科醫生的安排來等候手術時間……我知道這就是加拿大的醫療制度。除了勸解她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她。

　　加拿大醫療程式的弊端很根深蒂固。比如朋友自小跳芭蕾舞，膝蓋留下舊傷，有年冬天發炎走不了路，找家庭醫生將病情誇大得幾乎到癱瘓的程度，才加塞兒轉到專科醫生那兒。在專科醫生看病前，還要經歷一整套早被家庭醫生檢查過的測試，比如抽血啊拍片啊等等，我真很為這樣的機械程序憤怒，但卻是敢怒不敢言，因為能加塞兒看到專科醫生，已是很幸運的事情。等一整套檢查完成後，專科醫生說必須為她作另一個檢查，而檢查的時間最快也要等候6個月，無論我們把困難的理由重複100遍，6個月的輪候據說是最快的了，最後我們只有悵悵然離開專科醫生的診所。朋友後來等候不了，就乘飛機回國醫病去了。這樣的故事，對於好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並非第一次聽到，當然，如果有病被收進加拿大醫院裡，那是另回事，加拿大醫院裡的服務確實很周全很完整，這是另個問題。

　　儀在家流了有一個多星期的血，我們看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就先訓練儀怎麼才能給人予垂死的狀態，然後就打911叫救護車，把儀送到醫院去看急診。

　　和好多進過加拿大醫院等候看急症的人一樣，儀進醫院後有個值班的醫生來詢問了儀一些情況，然後量了血壓聽了呼吸等等，就再不見醫生過來了，如是者一躺就是5個多小時。儀是早上9點進去的，到下午2點多，才有護士過來為儀吊針。過去我曾看過不少資料，說加拿大醫院的急診室很缺醫生，那天我特意留意了這個急診室，確實，整個急診室就2、3個醫生，但說實話，醫生也不見得很忙，起碼我看見有人在對649獎券。

　　儀從下午2點開始吊針，到傍晚6點，終於等來了醫生為儀重新檢查並被收進急診病房，然後繼續吊針，到了晚上10點多，針吊完了，醫生再來問了些問題，然後有些象確認地再問儀：“你是決定了不要孩子？”儀點了點頭，然後醫生說“OK”，就要儀簽了個聲明才離去。約摸過了10分鐘，有一護士拿着儀的衣服來通知儀出院，其時我正好在場，開始以為自己聽錯了，就很疑惑地問，是否你們弄錯了？護士說沒有弄錯，是醫生通知儀出院的。我聽護士這麼說，就跑去找醫生問為什麼通知儀出院，因為儀現在還在流血，醫生聽了很不耐煩我的認真，他說“確實，如果她決定要這個孩子，她就要入院，我們會為她保這個孩子；但是，如果她決定不要這個孩子，就沒有必要入院了，因為我們為她做了一些必要的醫療，這樣她基本不會出現生命危險，現在出血是少量的，也許會傷害到胎兒，但這個胎兒是不要的了，所以她無需緊張的。”醫生的話好象很有道理，但是於我們來看，一個人不停的流血，總不是個好事。“你有把握她不會出生命危險？”我緊逼了醫生一句，醫生把肩膀聳了聳，雙手一攤說“起碼現在沒有，要真有了，你們可以繼續打911把她送進來。”

　　我們知道和醫生是沒有辦法爭吵的，只好把儀接回家裡。那些天儀的精神愈來愈差，後來我看這種狀況確實不能繼續下去，就帶着儀闖進她的專科醫生辦公室，把儀的情況仔細地告訴醫生。醫生好象沒有被我們的認真所感動，但他仍於第2天為儀做了手術，只不過他一再強調，按照原計劃安排的那個手術時間是合理的正常程序。

　　經歷了“流產事件”後的儀，性格更加內向孤僻。作為儀的朋友，我們都不想她這樣守下去，就勸說她回國休息一段時間，包括好好地檢討一下自己這段感情，以及策劃一下以後的生活。儀開始並不接受我們的意見，這樣又耗了有半年的時光，最終仍是決定回國。

　　儀到機場是我送的機，看着一架一架飛機在皮爾遜機場起起落落，我忽然想起了姜文在《北京人在紐約》結尾里那句精彩的台詞：“王啟明，我????媽！”，忽然間，我很想對多倫多也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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