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攻自破的“碉堡”

——從中篇小說《碉堡》說開去

                                                        石華朔

丁建順先生發表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編的《當代》（2008年6期）的中篇小說《碉堡》，初看似乎平淡無奇。其故事簡單，平鋪直敘。小說是以拆除上海市區內數百個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留下的碉堡為線索展開故事情節的。接受這個艱巨任務的，是三個年富力強的青年幹部（周斌、楊志軍、陸大偉）。而這三個青年幹部，又是接班人的候選人。組織部門要從中選出一個,送進黨中央培養高級幹部的搖籃——中央黨校近一步深造。於是，三個人中誰能按期很好地完成拆除標段中碉堡的任務，就成了勝出的關鍵。在這一競爭中，周斌是最被看好的新星。用老幹部胡福海的話講：“周斌，你放開手腳干吧，爭取搶在欣盛和欣昌之前拔去碉堡，做到了這一步，去北京也就有希望了”。三選一，每個人都各有所長，競爭是很激烈的。這個時候，拆碉堡就成了一個硬指標！套用我們常說的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小說表面上寫的是拆碉堡的故事，實質上是在揭示當今中國官場的幹部政策和幹部考核制度。細細讀來，看似平淡的文字，其內涵卻相當尖銳深刻，作品的寓意和影射更是耐人尋味。

對周斌，作者是花了大量的筆墨的。周斌有一個圓滿的家庭，妻子賢惠，女兒聰敏；他對老幹部畢恭畢敬，關心體貼，老幹部對他亦是寄予厚望：這些老人，就連接到私人企業家送的禮品，也不忘打電話給周斌，讓他也來分享一部分；他事業心很強，對工作兢兢業業（當然常常也以工作忙的理由與情人幽會），妻子女兒與他共進晚餐都是一種奢望。“走上三樓一按門鈴，周斌聽得飯廳里娘倆發出一聲歡叫，有小老鼠躥過地板的聲音傳來，門咔噠一開，玲玲就像考拉一樣吊到了父親的脖子上，親了兩下說：'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人終於回家了！’……”他不驕不躁，為人謙和，人緣極好，在完成硬指標的競爭中，與民營企業家黃榮生的聯手合作，由開始的猶豫，“周斌原是不想去的，稍一猶豫就被黃榮生牽上了手。誰知那手老虎鉗般極具咬合力，周斌竟被他牽着走出了辦公室”，到後來的自己不接黃的錢款，卻冠冕堂皇的勸自己的情人接下20萬人民幣， 再到最後僅讓黃榮生一個人單獨送上飛機，“波音757轟鳴着一飛沖天”。國企幹部和民營企業家互助互補，融為一體，周斌終於上了“賊船”。 也正因此，他在幹部選拔中勝出，他為本部門和整個公司，乃至他的領導帶來了巨大的榮耀——為國防教育公園捐贈價值55萬元的碉堡（碉堡本是無法論價的，55萬元純屬炒作出來的），他更為自己的情人安排了穩定的海外生存的基礎，也為他萬一今後在官場可能發生的不測，留下了可退之路。

楊志軍，屬於政府官員中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典型人物。當初民營企業家黃榮生找他要生意時，他不但不給，竟還摔門罵黃是江湖騙子。後來，由於無法按期完成拆除碉堡的任務，形勢所迫，幾經周折，無路可走，最後也不得不和民營企業家打成一片。還是在那家鄉村俱樂部，還是在那間能看得到湖景的包房，勝出的周斌與楊志軍和民營企業家黃榮生又不期而遇地聚會在一起。周斌不讓黃給自己開房，要和情人走走。同時讓楊志軍留下。他“與楊志軍握了下手，附耳祝他玩得開心”。楊志軍，在周斌的幫助之下，也算是修成了正果，被派往市委（省部級）黨校學習半年，成為未來周斌旗下的中堅力量。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大潮中，楊志軍終於出線，活了下來。唯有陸大偉，撫着滿臉胡茬說， “忙了十來天，人瘦了一圈，項目是完成了，可放了個大炮仗，一死兩傷，啥功勞也沒有了。”當周斌請他喝酒時，他卻說，要和拆碉堡的弟兄們去吃飯。 不知何故，我對他卻是同情不已。儘管作者對他的筆墨不多。

我相信，在大多數讀者的心目中，周斌即使不是優秀的人才，也算是當今社會中，人們至少還可以接受的幹部。提拔升遷他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兒。與那些貪污受賄數以千萬計，包養情婦數十位，將老百姓辛苦幾十年創下的國家財富歸為己有或盜往海外的腐敗分子相比，表面上看，還是有區別的。可在本質上，周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雖然作者寫的很委婉含蓄，但仔細一看，我們還是看到了另一個周斌。他在外面有自己的情人。他在黃榮生的安排下，心安理得地吃喝玩樂。他與陶嵐苟歡，究其性質，與那個在碉堡里嫖暗娼的老頭沒什麼兩樣。儘管前者一直是政府掃黃的對象。也正因如此，當他在小船上要與陶嵐做愛時，“剎那間似置身於某座碉堡之內……他分明看見了那個老頭竄出碉堡落荒而去的身影和那個半老徐娘厚顏無恥的笑…….腦子裡一分心，那塵根就軟了。”小說第四章節里，“黃榮生捧着個貼着膠帶的碩大泡沫塑料盒，田莉芳則左手拎着水果籃，右手拎着兩瓶五糧液和兩盒滋補品”，到周斌家送禮。周斌不但心安理得地收之不拒，而且，在書房裡，周斌還直言不諱地讓黃榮生把那20萬元的好處費給陶嵐，“陶嵐要去英國留學正缺錢花，你把錢打在卡里直接送給她好了。”

養情婦，接重禮，收巨賄，是中國共產黨考查幹部條款中堅決要杜絕和嚴懲的。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所嚴厲譴責的。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務員競選中，也是萬萬不可以的。然而，相當一大批海內外的朋友，無論是年長的50後，還是年輕的80後一代，看完這部小說時，甚至沒有對周斌的所作所為有任何微詞。這才是筆者真正的憂慮所在。丁先生在結尾處，儘管點出了每個人如何守護自己的“碉堡”這一命題，可實際上，派周斌這樣的幹部去北京中央黨校學習這一舉動本身，不僅把由國民黨國隊修建而後被共產黨軍隊攻克的碉堡拔掉了，更是把黨的幹部任用標準，乃至最基本的做人道德水準和底線這一最後的堡壘也全部拔掉了。周斌有情人這件事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包括他的領導和上一級幹部考核部門。大家對此都習以為常。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在金錢這一特殊商品的誘惑下，我們的執政黨和大多數國民似乎都自然而然的默認並接受了“炸掉所有碉堡”的現實？ 

    百年樹人。我們憂慮更多的是我們的後來人。在對小說主人公的女兒的描寫中可以看出，周斌的女兒玲玲品學兼優，幾所重點高中都搶着要她。可她擇校的唯一標準和條件就是必須讓她做學生會主席。她根本不考慮幾個學校其他方面的優劣高低。耐人尋味的是，招生的學校為能把這樣的孩子搶到自己的學校而絞盡腦汁，不遺餘力。家長們更是以此為榮。周斌的妻子林海英對周斌悄悄說：“一門心思想當官，就遺傳了你的基因。”我不由想起在網上看到的一則新聞：說有位記者採訪個小學生，問他們的理想是什麼。其中有個小孩說，我長大要當一個貪官！雖然這則新聞的真實性待考，但我想它並非空穴來風。這則新聞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很值得我們思考：這就是我們中國面向21世紀、創建一個自立於世界之林的和諧強國的新的第三梯隊？

一個政權的壯大和鞏固，幹部是核心，是脊梁，是關鍵。套用毛澤東的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從上海南湖一條小船上誕生、靠着小米加步槍奪得天下的中國共產黨，，所倚仗得就是一大批艱苦樸素、深得民心的特殊領導者；而蔣介石的八百萬美式裝備的軍隊最後形如散沙潰不成軍，也正是因為他治下的各級軍官要員腐朽透頂，只顧自己謀利而導致失去民心。今天還是在上海，我們的執政黨，竟然要開始提拔重用周斌這樣的人物？可怕的是，我們的大多數讀者，認為提拔周斌這樣的人是正常的。理由也很簡單：他也是人，也食人間煙火。他有情人，只要不大肆收受賄賂，只要還多少能給老百姓干點實事，也就算是不錯的幹部了。這難道就是普通老百姓對於領導幹部的要求？這樣要求的背後隱藏的是什麼？

     讓我們再看看黃榮生這個人物。黃榮生，是從國企中游離出來的民營企業家，是棄官經商的下海幹部。他沒有背景和靠山，全憑自己的辛苦努力和關係網絡，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灰色地帶中，周旋於政府和市場之間謀求生存，經營一些“看似平常卻蘊藏着風險的雞肋工程”。我們一方面看到了他的艱辛，另一方面也悟出了他成功的奧秘。就好像當年海外尋夢，今天又返回祖國創業的大批留學生，儘管大多數人是出於報效祖國的真誠和激情，但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的海外遊子和“海歸”，也同樣有這樣一個共識：在商品市場機製成熟，人才競爭激烈的美國以及飽和的美國商品市場中，一夜暴富的夢想已經成為泡影。只有中國才有突然致富的可能。因為中國這一特殊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人們提供了遊走於政策和法律邊緣賺取暴利的灰色地帶，使一些能夠掌握這種機遇的人迅速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儘管不是人人都可以能利用上這一時機，儘管不是人人都可以一夜成功。目前的改革是一柄雙刃劍：它給全國老百姓帶來了期盼幾十年的好日子；同時，也為千千萬萬個黃榮生式人物提供了最好的時機。黃榮生，通過拆碉堡這一工程項目大賺一把，並交下了周斌這個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員朋友——正像黃榮生到機場送行時對周斌說的一腔肺腑之言：“周總，你我朋友一場不容易，像我這種社會地位的人能交上一位官員朋友是不容易的。你到北京以後別忘了我，就是換了手機也要告訴我新號碼的。”可見，黃榮生今後的生活道路上，還需要周斌的關照和庇護…..

其實，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民營企業家早已不單純滿足於依附某些政府官員。他們也開始涉入政壇。如果說10年前他們還僅是滿足於在政協里有一個議政的機會，現在，他們已經有很大一批人進入到人大委員會擔任了常務委員。大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出台、小到政府官員的提拔任命，沒有他們的一票是通不過的。他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保護。

小說中，作者對拾荒者們拆碉堡的場景有幾筆描寫:“….天還沒熱，那些揮舞大錘擊打鋼釺的漢子們都已赤膊，古銅色的皮膚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壯勞力們在拉翻斗車架子車裝運碴石，有人像擰天津大麻花一樣扭着廢鋼筋，女人們已在埋鍋燒飯…..這場景確實有點像在影視劇中看到過的解放戰爭中浩浩蕩蕩的支前民工。小說中，還記錄了那個拾荒的黑臉漢子的話：“我們中早就想拆那些碉堡了，都想了兩輩子了。”——這些描述，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一座碉堡，國企要拆除很艱難，而民眾卻可以像螞蟻啃骨頭般慢慢分化瓦解它。這就是人民大眾的力量！想當年，國軍的碉堡沒有人民大眾的力量能攻破嗎？同理，要鞏固一個政權，也還是要依靠人民大眾的力量。

《當代》的編輯在簡介小說時，寫了幾句很有趣也很畫龍點晴的話：“建碉堡的是國軍，炸碉堡的卻不是共軍。故事發生在上海，發生的時間卻不是上世紀中期，而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般的作者，為避嫌，怕人對號入座，寫故事發生地時，都隱去真實地名，而用江城、濱海市甚至英文字母代替。而《碉堡》卻直接用了“上海“。上海這個名字響亮、大氣。尤其是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的今天，它都和北京一樣，是中國的象徵。作者把故事發生地放在上海，主人公周斌又是從上海送往北京學習的一個接班人，這更是耐人尋味。

還要說的是，碉堡是在上海拔的，然而，其始俑者其實在北京。君不見，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起家，鬧得再凶，如果不是有北京的紅太陽做靠山，幾個文人能有什麼氣候？80年代的改革開放，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生機。然而，89年天安門廣場的政治風波，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廣大人民對改革進程中初露端倪的政府官員的腐敗的不滿。他們從心底熱切希望，他們所信任的領導人能夠自己糾正錯誤，繼續領導他們前進。中國人民真的是過怕了窮的日子了！改革開放以來，幾任領導人都在小心翼翼的探尋中國將往何處去這一難解的命題。我們在獲得經驗的同時也在吸取教訓。可是當我們的經濟基礎開始逐漸向西方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時候，我們的上層建築卻還是在襲用前蘇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系。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以冷靜和客觀的思考看第三代領導人，他們當然深知這一道理。將目前的很多問題和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平的。畢竟這不是他們能夠掌控的事情。話說回來，第二代領導人也明白，走毛澤東時代的共同貧窮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可誰又捨得把自己畢生奮鬥的理想全部拋棄統統推翻呢？但是，生存才是第一需要，老百姓要生活得好。怎麼辦？只能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了。第二代領導人也有他們的局限。我在這裡講一個題外的故事。美國目前交通事故很多，有相當大的原因是80歲以上的老人還在高速公路上。很多州要立法，要限制這一部分人駕車。可是，美國老人都是自己居住，沒有車，就沒有了腿。我開車聽廣播裡大家討論如何立法，如何讓老人每年參加考試的建議。突然，一位老人打進電話來，他態度非常激動，大聲喊叫，說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是目空一切，憑什麼剝奪我們的權利。我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我們當年流血犧牲，你們在哪裡？這天下是誰打下的？？ …… 我聽了以後笑了：西方的老人不也和東方的老人一樣麼？

事實上，我們的第四代領導人也同樣看出了問題所在。然而，第四代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比當時的第三代領導人更為困難。儘管老一代人大都不在了，可改革30年後湧現出的一大批利益集團的壓力事實上卻更為巨大。即使是在宣揚民主、人權的美國，奧巴馬總統的當務之急，還是要以經濟利益為原始出發點。沒有了經濟和人民生活的穩定，其它都是空談。這也是我們這些在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的改革浪潮，而後又漂流海外尋找美國夢的留學生的深刻體驗。還是那句話，生存是第一需要。就像我們這些人，如果飯都吃不上，那還顧得上寫這些雜感？人們需要時間。社會的發展，同樣需要時間。

客觀地說，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應當稱之為改良，而不是改革。孫中山先生當年所做的才稱得上改革，那豈止是改革，那是從根本上推翻了封建帝制。當然，改良並不是件壞事。當今的中國，需要耐心，需要改良。即我們所說的一步步的進化（evolution)，而不是變革（revolution)。任何一種變革，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老百姓永遠是最大的受難者。這大抵應當是我們海內外絕大多數人——無論年長的還是年輕人——的共識。這其實是令人欣慰的事情。這說明我們中國人成熟了。事實上，美國的法制今天之所以相對的完善，是因為全世界所有最黑暗，最醜陋的東西，都曾經在美國發生過！美國的民主法制制度走了200年的路，才做到了相對完善。而且就是這樣，它還是要不斷的修正，不斷的完善。這一次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恰恰說明了人的貪婪欲望是無止境的，依靠人自身的所謂自我約束力是行不通的。美國必須對現有的制度和法律進行新的修正！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國國民黨（嚴格講應該算是中共的兄長）有100年的歷史。從蔣介石1948年對自己的兒子說出“反腐敗要亡黨，不反腐敗要亡國”，到後來蔣經國先生在台灣執政時期起開始改良，再到現在他當年開創的民主試驗田走向相對成熟和成功，算算也是有了近60年的歷史。因此，我們需要時間，需要耐心，等待水到渠成。我們還應當看到，台灣的不流血的權力交替和輿論對政府的監督，向全世界證明，民主不是西方文明的專利。我們相信，我們的祖國，也同樣會以它們為鑑，在今後的數十年裡，真正走向經濟發達，民主自由。這是歷史的必然，是大勢所趨，沒有人能阻擋得了。我們這代人，歲數大了，經歷多了，思想也隨之不斷的修正。我們對祖國充滿信心。即使在美國生活了多少年，還是無法放下對祖國母親的牽掛和關切。我們相信，我們會看得到這一天！

感謝丁建順先生寫了這一部富含人生哲理和社會意義的小說，讓我們這些漂流海外多年的同齡人寫了這麼多可能的廢話。感謝《當代》雜誌，中國文聯的最高文學刊物，更感謝歷史和時代的進步，讓這部小說能夠出版，讓我因此也有機會發出這許多感慨。讀了丁先生的小說，說了些不該說的話。也許，丁先生寫小說的本意，並非我所言。

又及：發出感慨的另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網上少有對這篇小說的評論。這真的要感謝全新的革命性傳媒工具，網絡信息的發達。儘管該小說被譽為2008年最佳中篇小說。更有諸多權威雜誌的轉載。這部小說到底好在哪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草草幾筆，這也算是我要拋磚引玉的目的。